一段“绊摔”视频将上海松江区的一起执法活动推上风口浪尖。两天以来，舆论场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分化和争执，观点混乱，情绪偏激，任何一方都无法彻底说服对方。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本案中观点所呈现的分裂并不是价值观的分裂，而在于部分争论没有坚持形式逻辑和法治思维。
重新回顾案件事实：
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松江区的两名警员（官方通报，一名民警，一名辅警）查处违章停车时，一位怀抱小孩，身穿红衣的妇女上前质疑两名警员“选择性执法”，并与警员发生了纠纷。
事实上，如若妇女对警方的执法不服，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定途径内进行陈述申辩，甚至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然而，本案中的妇女没有选择上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阻止警车驶离，与警员出言争执，进而动手推搡。毫无疑问，妇女的行为已经逾越了法律的边界，构成了阻碍和抗拒执法。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如果妇女继续暴力抗法，情节严重的，甚至有可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妨碍公务罪。
必须要承认，警察作为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其所代表的法律权威需要得到足够的尊重。按照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就具有公定力，相对人必须予以尊重。尽管学术上有“抵抗权”的概念，但一般都被极为严格地限制其使用，否则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的法秩序。
但是要注意，分析并不到此为止。本案中更需要强调的是，妇女的行为违法，不代表警方接下来所做的——将妇女和其怀抱中的小孩一起摔到地上——就是正当的、合法的。
对于抗拒执法者，警方自然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但是，强制措施在限度上应该是有要求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公法原则叫做“比例原则”，其内涵颇为丰富，但简单概括，就是行政机关的手段和目的要成比例，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在德国法上叫做“不能用高射炮打蚊子。”闯红灯的人违反交通规则很烦对不对？执法者能不能掏枪就给打死？显然不能。
本案中，妇女确实存在抗拒执法的行为，但是抗法的暴力烈度较低，甚至其行为能否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暴力”都还可商榷。面对此种局面，警方用了一击即倒的绊摔技，无视妇女怀中的儿童，致使妇女与儿童双双重摔于地，明显超过了其执法的必要限度。
从视频中看，妇女抗拒执法的行为所产生的威胁有限，远不需要用侵害性如此巨大的手段。既然有两名警员在场，先将无辜的孩子抱离，再实施强制行为似乎并不难。而且，两名身强力壮的男子，真的一定要用抱摔才能制服一个中年妇女么？
说是如此处理会被认为是“警察抢子”的你大可不必担心，只要执法记录仪没有刚巧坏掉，澄清事实并不难。微博上多少起构陷警方执法的行为，最终不是在执法记录仪面前无所遁形的？
而至于网络上争论颇为激烈的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情况要放在美国，警察会不会当场就掏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首先，从逻辑上讲，美国警察掏枪与否，跟本案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不是说美国警察掏枪了，涉事警员的行为就正当了；美国警员不掏枪，涉事警员的行为就过份了。毕竟我国法律才是判断本案的唯一标杆。
其次，从事实上讲，两国警察在执法时所面临的环境差异极大，并不具有可比性。美国警察要面临的，是上亿杆枪流散在民间的局面，街头上任何一个抗拒执法的人下一秒都有可能拿出致命性武器，因此对场面掌控力的要求也更高。即便如此，美国也有严格的枪支使用程序，尤其是在有孩童的场合，美国司法部专门出台过执法的细致要求。
囿于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不同，人容易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很多人心疼摔倒的孩子，进而也同情鼻青脸肿的母亲；很多人为警员抱不平，认为当事人不尊重法律，导致执法艰难。这都无可厚非，社会总要允许差异存在。
然而，不能因为同情孩子或者同情妇女，就认为指出妇女违法的人都是在为警方“洗地”；也不能因为同情警察，就认为母亲恶有恶报罪该万死打得好。
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而是在法律框架之下，对各组法律关系一一分解所得出的客观结论。
老话早就说了：“一码归一码”。
更多时候，我们都喜欢斥责一个人为坏人，因为这样一来，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就都是坏的了。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更轻松，也更简单。但是，如果能够有进阶思维，就应该知道不能再沉醉于道德批判的快感，而要更加全面地审视和评判问题。
逻辑是个好东西，希望大家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