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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雇员身体的过度征用，从长期来看是向社会输出了负外部性，因为这些员工将来离开工作场所后，如果带着一身的疾病，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身体的背叛所带来的个人、组织和社会层面的危害，在国内还未得到系统性的关切。
文 / 郑新德
数据显示，中国“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是 44 岁，在这个正当壮年的年岁上由于过劳辞世，不仅是个人家庭支柱的倒塌，也是企业和国家层面的巨大损失。
“过劳死”是一种职业性的突然死亡，它是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而致死，或不堪重负的过劳自杀行为。它发端于日语 Karoshi，第一宗有记录可查的过劳死个案就发生于1969 年的日本，但这种现象直到上世纪 70年代才引发了日本全国性的关注，随后 1987年日本厚生劳务省开始正式对过劳死进行统计调查，并逐步推动《劳动基准法》的讨论和修订，试图加大对企业超时加班的惩处力度。
但在当下中国，过劳死的热议，还未上升到法律层面，这个字眼在法律上仍然是模糊的，也有医学专家认为，过劳死是一种社会性的概念，它在严格意义上有别于医学概念的猝死，过劳死和猝死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中国台湾地区也有过劳死现象，通常表现为员工在资方压力下不得不超时加班，以免被遣散。2011 年中国台湾为降低过劳死，试图对那些让员工超时工作的企业加以处罚，但被资方认为这是妨碍投资的一种举措。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从企业和社会层面对员工健康、职场慢性病和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政策引导和企业操作层面的重视目前都还有欠缺。
美国非营利性的独立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曾经研究指出，职场雇员由于缺乏睡眠引发的生产力下降、死亡风险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经济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而如果改善睡眠质量的话，将对美国经济增加超过2000亿美元的贡献。
针对假性出席或出勤主义的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持续十余年，研究者从假性出席的定义、危害行为、生产力损失衡量、干预举措建议等多方面做了详细而全面的考察，尽管在诸如生产力损失衡量等方面还有一些技术性难题，但在管理启示层面则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即出勤主义的严重负面效应，并使得企业管理者开始重视出勤主义，致力于降低出勤主义对公司的危害。
另外，欧美发达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员工健康和福利都有明文政策引导和法律条文可依， 他们对职场雇员的超时加班、 过劳死问题、慢性病防治等都普遍采取事前干预措施，比如欧盟及其成员国制定了《健康与安全工作法》等法规，要求企业向员工提供健康保障和心理支持，美国公司则被要求为员工减压制定弹性工作制度，英国的“2010 平等法案”（ The Equality Act 2010 ）则规定，企业有法律义务为罹患慢性病的员工提供支持。
其实，企业支持患有慢性病的员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员工长期缺勤和流失的潜在成本，而且会鼓励他们的生产力提升、工作保持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此外，它还可以有效保留员工的经验、知识和技能。
可以看到，欧美各国的企业与社会在这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协作，这有利于社会长期医疗成本的降低，而在中国，卫计委出台的《慢性病报告》，通常都是“国家 - 居民个人”的二元陈述，而忽视了个体长期呆在职场的现实，没有将企业这个工作场所的因素充分考虑在内。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企业与社会的撕裂，有可能对社会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经济外部性角度来看，企业对雇员身体的过度征用，从长期来看是向社会输出了负外部性，因为这些员工将来离开工作场所后，如果带着一身的疾病，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就像之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的生产制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所输出的负外部性一样。
企业真正认识到员工是宝贵资产，并致力于投资员工健康促进的行为，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一些高效能企业员工的现身说法带来了直观的借鉴。
例如，来自F5 Networks公司的员工表示，他们公司非常可观的薪水和福利足以媲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而且在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方面处理很好，管理者用实例表明，休假不仅是被人乐于接受的，也是一件好事。
美国高通公司的员工非常自豪于他们拥有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和健身中心，公司不管在什么方面都强调劳逸结合。领英公司员工则认为他们公司的工作安排非常灵活，也很容易得到非常专业的锻炼。Mindbody公司员工则宣称他们每个月都会被提供健康券、上门按摩服务、现场健康辅导课、保险和带薪休假等。
事实上，上班锻炼和健康护理，不仅可以预防身体疲累，也可以有效地改善心理健康，而身体的健康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直觉，这种直觉和创造力在工作场所的发挥，其溢出效应可能要远远超出超时工作的效果。
《文化基因经济学》（ MEMEnomics：The Next-Generation Economic System ）的作者Said Dawlabani指出，我们经济价值系统的进一步演化有可能会发展到美感经济和良知资本主义，这或许是将来的光明图景。
Said Dawlabani 认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 Meme（文化基因）如何影响着各个时代“价值系统演化”的一个过程。
1980~2010 年的现代时期，以“财富值来衡量成功与否”为核心概念的经济学价值系统大行其道，但在 1990 年代到达高峰后逐渐式微，并在 2010年开始被“网络社群价值系统”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学价值系统逐步取代。
2010~2020 年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候我们正在经历全球传统资本主义的瓦解，并可望进入下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价值系统，即进阶版的良知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
良知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家将注重赚钱的方式，而他们日常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美誉（良知）与利润（资本主义），所以此时企业将会更爱护环境，更照顾人，那种无限扩张、盲目追求规模等旧式商业模式将被摒弃不用，适可而止的克制则是一种必需的美德。
而在中国，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生代进入职场后，将不再遵循前辈们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可能更叛逆，更享受自由，而不愿再受限于只图谋生的工作模式。他们将会对现有的社会价值系统带来一定的冲击力和破坏性，也可能加速我们向更平衡的生活和工作关系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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