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满觉陇村，沿“水乐洞”的指示牌入山径，世界立即清净了。山径仅容两人并行，寂静，古雅，是乾隆古道的一部分。随着地势的升高，视野所及，便从山坞里房屋稍显密集的村落，上移至白鹤峰的茶田与山脊，渐入佳境时，“水乐洞”到了。
这是杭州南高峰“烟霞三洞”中，位居中间的一处洞穴，初建于五代，因洞中有泉水流出，淙淙水声如奏乐而得名。苏东坡在《水乐洞小记》道：“泉流岩中，皆自然宫商。”洞深30米，从入口往内，渐渐逼仄，最深处仅一米宽。是一个石灰岩洞穴，洞中多钟乳石，后人又陆续在石壁两旁凿有数十尊佛像石窟，并曾在洞外建有佛寺、亭台楼阁，不胜繁华。如今，洞外只剩一片繁茂的林木，但洞内盛景不减当年：佛像石窟外，清末、民国以来的文人墨客，在洞口的石壁上留下了百余处题词。洞口有水潭，当有光照耀，并有风伴奏时，水潭上的涟漪，便会荡漾在岩壁的题词上。千余年过去，这里依然是杭州人心中的避暑胜地。
距洞口两步之遥——就是说，洞内水量大时，这里可以听到淙淙水声如何奏出“宫商”之音，有一栋园林式的房子，完美嵌入山林里。数年前，第一次从水乐洞走乾隆古道去杨梅岭村时，经过这栋房子，门口挂着某个单位的名牌，心想：要是来这里工作，何须桃花源！
和邢岷山、钮晓晴夫妇约采访时，他们说“来我们这里吧，就在水乐洞。”水乐洞旁，是以桂花闻名，已然很网红的满觉陇，咖啡馆、私宅、茶室、精品酒店林立，他们的宅子，应该嵌在其中吧。找路时，几经确认，才知道他们说的“水乐洞”，并非泛指水乐洞区域，他们命为“水乐山房”的大宅子，就是那栋我曾想去工作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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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晨昏昼夜，水乐山房景不同而乐无穷。
行李&钮晓晴、邢岷山
1.
行李：听说晓晴姐出生于艺术世家，去年，你母亲77岁还在台上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还是昆剧艺术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邢先生从小学昆曲，后来又开始拍戏，最近还在《琅琊榜2·风起长林》里看到你饰演的段桐舟。对戏曲和影视演员，一般人都会觉得神秘而遥远，这几日看你们朋友圈，很惊讶，你们，连同你们父母辈，几乎全都亲自下厨，家庭感重，节日感也很足，而且不是圣诞、情人节一类节日，是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这是大多都市人越来越陌生的生活场景，反倒在你们家里看到了。
邢岷山：演员只不过是一个职业，离开剧组，回到家里，就是过平平常常的日子，锅碗瓢盆，人间烟火。说到节日感足，这可能和家庭有关。我们全家都从事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方面的工作，儿子出生后，我们有个约定，就是每逢传统年节，全家人齐心协力营造节日氛围，无论陈设布置亦或吃食打扮，都会应节当令，通过生活中的点滴积累潜移默化孩子，从而培养他对传统的认同感，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
行李：你们决定回到这样的山里生活，听说是受了碧山猪栏酒吧客栈创始人寒玉的影响？
钮晓晴：六年前的夏天，我们第一次到寒玉的猪栏酒吧，那几日每天从早玩到晚，寒玉带我们去黄山上少有人至的步道行山，去鲜有游人的鸳鸯谷游泳，有一晚还带我们下田偷玉米，岷山负责放哨，我们边掰玉米边止不住的大笑，那笑声几乎把整个村子吵醒……那种自在悠闲的乡野生活很吸引我们。但回归山林，与大自然相亲近，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只是那次相遇，加快了这个愿景的实现。岷山1987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时便从家乡杭州去了北京，一晃三十年。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想：有一天要回去，有一天要回去……念叨了几十年，可能老天都听见了，终于有机会回来了。
行李：回哪里呢？
邢岷山：晓晴从小在西湖边长大，决定回杭州，其实就是回西湖。这里距西湖一步之遥，离虎跑也很近，当年弘一法师就是在虎跑的定慧寺断食、出家的。而烟霞三洞，更是见证了胡适与曹诚英的一段情。他们可以算是我们早先时候的邻居了，住在这里，能感受到一种由远及近、绵延不断的文化脉络，与神交已久的先贤为邻，好像能受到他们荫庇似的。
行李：是怎么找到这栋房子的？杭州城，有几人能选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呢。
邢岷山：虽然回杭州定居的想法由来已久，但也仅限于望梅止渴。我有我的事业，拍影视剧，除了北京，没有第二个选择。儿子的小学是北京一所有着650年建校史的重点小学，学校完整保留了庙、堂、阁、祠四位一体的传统建筑，孩子们每天上学首先经过的是三座汉白玉金水桥，在好古的我们心里，全中国没有哪所学校能与之比肩了，所以也从未动过给他换学校的念头。初中三年，儿子在美国波士顿读书，他年纪小，三观尚未定型，我们夫妻二人便轮流在美国陪了他三年。直到去年他考上寄宿高中，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时间。那阵子，我和晓晴骑着单车满西湖溜达，看见合适的房子就去敲门问人家要不要出租，我们管这叫“地毯式扫街”。“扫”了没多久，有一天，在运河边的香积寺与师父喝茶闲聊，座中一位朋友说他知道有一处房子可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便找来照片，我们一眼就爱上了，第二天冒雨实地查看，当时就定了下来。
行李：不仅房子本身好，门口还有水乐洞。
钮晓晴：是，水乐洞在历史上时兴时废，《梦粱录》、《武林旧事》里曾提及此处乃南宋最后一个权臣贾似道的私家园林——“水乐洞园”。京剧里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叫《红梅阁》，里边就有贾似道，花脸应工，勾的是白脸，属于反面角色。上世纪80年代，中国戏曲学院重新改编整理了京剧《红梅阁》，改名《李慧娘》，公演后在当时北京的戏曲舞台上轰动一时，改编者是我的大伯钮隽先生。也许是受这出戏的影响，我一直觉得贾似道是一个勾白脸的奸臣，直到有一天，我和岷山去断桥边的望湖楼喝茶，途经茶楼后的一面岩壁，在绿叶遮蔽间偶然发现几个一人多高的大字，笔力遒劲豪迈，定睛一看，竟然出自贾似道之手！登时感叹：能写出这种字的人，心胸绝非常人所及！回家后查检史料，才知他当年鄂州大捷，打败忽必烈大军，推行公田法与打算法，为南宋延命20年。这么多年“奸臣”的帽子算是扣错了，他的脸谱应该从白脸改成红脸了。
行李：还有更多文人墨客和水乐洞有关联，明代杭州文人高濂在他著名的《四时幽赏录》里，列有“秋时幽赏十二条”，其中便有“水乐洞雨后听泉”。
钮晓晴：高濂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杭州文人，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传奇本《玉簪记》，里面的文字读起来口齿生香。昆曲《玉簪记》里有一折戏叫《琴挑》，那是我妈妈的拿手戏，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她在杭州演出了这折戏，那年她75岁，却将那种闺阁之秀、林下之风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想这也是我格外偏爱高濂的一个原因。他的《四时幽赏录》在我看来就是一本古代的杭州旅游攻略，只不过这位“导游”格调太高，在他面前，我们活得太粗糙了！等以后闲了，我很想按着这本书所记，依次还原四时之趣，结个集，最后看看能体现几成。
除了书本上提到，水乐洞还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和题词，其中大部分出自民国时期，这些文字至今仍清晰可见。闲暇时，我们常常在石洞内外盘桓，研究那些文字，揣摩那些人当年的心境。胡适在烟霞洞养病期间，徐志摩、陶行知、汪兆铭也曾来这里探望，他们一起听泉、避暑、办雅集，他们会从这里出发登到南高峰，路上走走停停，体验季节的变化和自然里各种细节，那时交通不便、条件有限，但以拙朴的方式，往往最能体会到生活真正的滋味。
行李：他们那时不过短途旅居，你们现在是长驻在这里，会有更多自由体会生活的滋味。
邢岷山：搬到这里以后，每天一早就会有很多活儿等着你干。我和晓晴分工合作，我管屋外，她管屋内，她常说我是园丁，她是女佣。环境的改变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带来生命状态的改变。古人说：中隐隐于市，身处城市中，却自有一片山林，安静而且接地气。
行李：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回杭州？不想在北京，可以直接移民呀，像很多人那样。
邢岷山：我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人，喜欢旅行，也在很多地方居停过，美国、欧洲、香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美好。但每个地方呆久了就会觉得特别空虚，那种空虚，并不是因为你看不到美好的事物，而是因为那些美好不能充分滋养你的心灵。我不能远离属于我的、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杭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也是一座自然与人文高度融合的城市。在这里，看见雨后春山，你会说：这是属于苏轼的空蒙颜色；看到湖上轻舟，你会说：这船曾燃着红烛、载着春酒送白乐天回家……回到杭州居住的第一天，我就在日记上写道：由今日始，与伊人共度，择此城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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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石洞沉淀了数百年文人的唱和，买菜的山路也是乾隆走过的古道……在杭州，没有一寸自然没有经过人文的抚摸和加持，也没有一丝人文脱离过自然的熏陶和滋养，这就是邢岷山和钮晓晴回到杭州，回到水乐山房的原因。
2.
行李：刚才说晓晴姐在杭州长大，可是两位说话都是北京腔，不知道之前是怎样的生活轨迹？
钮晓晴：我们一说杭州话，杭州人也会吓一跳，那正宗！我父亲是老北京的旗人，满姓钮祜禄氏，他是中国戏曲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时学校并入文化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他们都被下放到天津的农场劳动，那时我母亲在杭州，为了照顾夫妻关系，他调到杭州。文革结束，学校恢复建制，老校长让他回去，他的事业心重，家乡观念更重，宁愿抛下所有也要回北京。我妈那时是浙江昆剧团的主演，因为昆曲舞台总演一些才子佳人的戏，文革时剧团就被解散了，所有人被发配到工厂，文革结束剧团恢复才又重新回去。我的小学生涯特别动荡，基本上一年换一所学校，眼看着就要上初中了，妈妈为了让我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就申请调到北京。那是1981年，我10岁，跟着妈妈一起到北京与父亲团聚。
行李：你们住在北京哪一带？
钮晓晴：最初在陶然亭，北方昆曲剧院宿舍，就是上世纪80年代北京最普遍、最无趣的那种6层红砖单元楼。岷山1985年随浙江昆剧团到北京演出，看到那种楼房特别不能理解，他问我：“北京的楼房，为什么红砖都露在外面，感觉没完工似的？”1987年，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那里就成了他北京的家。屋子不大，两室一厅，那时候都不讲究装修，家里就是“四白落地”，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水泥地被我们擦得锃亮。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搬出去住条件更好的房子，但住房是件很私人的事情，无关他人，只关乎自己的感受。窗明几净，有笔墨纸砚书酒茶、有随时可以抓挠的玩意儿，就够了。我小时候常随着父母去他们的老师、朋友家拜访，像我父亲的老师——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士贤人，但家居生活一向俭朴，满屋子的书是房子里最大的亮点，这可能也影响了我的审美，就觉得呆在这样的屋子里舒服、踏实。我们在那里住了17年，直到2001年我怀了儿子，才搬去亚运村那套空了许多年的大房子。在亚运村住了将近13年，后来儿子去美国读书，又在美国住了3年，直到去年回到这里。
行李：邢先生是怎么进入昆曲行的？
邢岷山：我父母的职业其实和戏曲没多大关系，但我爸喜欢唱戏，可能是他自己未尽的理想，希望在儿女身上实现吧，他把大姐送到杭州艺校学京剧，我和三姐学了昆曲，二姐因为一直寄居在山东奶奶家，所以没能学戏，长大后学了建筑设计，不过她也很爱唱戏。小时候我们住在父母单位的宿舍大院，过年过节就数我们家热闹，四姐弟连唱带跳能撑起一台晚会，每次邻居们都会趴在我们家窗户外听，还会起哄“再唱一个，再唱一个”！
行李：原来启蒙老师是你爸。
邢岷山：是啊！我爸生在胶东，是一位军人，解放战争跟着陈毅的部队打过长江，在上海公安总队文工团工作。喜欢书法、绘画，最爱的是京剧，是一位“梅”派票友。当时上海公安总队在九江路，后来有一次他和我岳母聊天，岳母说那时她家就在九江路，每天上学路过公安总队，总能听到里面有人在唱京剧，估计就有我爸的声音。
行李：你的昆曲老师是？
邢岷山：1978年，我和姐姐一起报考浙江昆剧团，当时的考官中就有我岳父与岳母。我们那代人很幸运，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浙江昆剧团演员至今一共有六代，分别是“传”、“世”、“盛”、“秀”、“万”、“代”，我岳母沈世华是第二代——“世”字辈，我是第四代——“秀”字辈，我们是文革后昆曲界招收的第一批学员，那时候“传”字辈老艺人尚矍铄健旺，“世”字辈老师也才将不惑之年。我的开蒙老师是“传”字辈老艺人包传铎先生与周传瑛先生，开蒙戏是《十五贯》的《见都》与《判斩》。那时候先生们尚不到七十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紧迫感，恨不能将所学所会倾囊相授，可我们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淘气、偷懒，包老师每次上课都是一脑门子的汗，记得他曾经感叹道：“你们介帮小鬼，现在要好好学啊，不然下趟会后悔的！”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能感受到昆曲之美、之可贵，记得在我汇报演出《浣纱记·寄子》之前，包老师将他收藏的一块扮戏勒头用的水纱送给了我。现在回忆起当年的事，会特别激励自己一定不能辜负先生们的期望。
行李：真是幸运，晓晴姐出生在戏曲家庭，你小时候的环境是怎样的？
钮晓晴：我出生在杭州，7岁之前住在南山路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文革时期，浙美大院里驻着好几个单位——浙美、浙江京剧团、浙江歌舞团、浙江曲艺团。父亲由北京调到浙江京剧团，我们家也就安在了南山路。
我可以说是伴着京剧的锣鼓声长大的，四、五岁的时候，样板戏《杜鹃山》风靡全国，也没人教，已经会唱全出了。我还常学着女主角柯湘的扮相，腰上勒根皮带、胳膊上挂个红箍、脖子上围块白毛巾，拿支木头手枪，到处冲锋陷阵。有一次，我一个人溜达到弄堂里给那些街道工厂糊纸盒的奶奶们表演，从天亮唱到天黑，估计是唱得大脑缺氧，连自己家在哪里都记不清了。
文革后，父亲调回北京，我们就搬到母亲的单位——黄龙洞的浙江昆剧团。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岷山，那一年，我7岁，他13岁。
后来随父母到了北京，开始的3年，我们住在中国戏曲学院大院的宿舍楼，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最普遍的4层筒子楼，一层楼住十几户人家，楼两边各有一个公共厨房和一个公共卫生间。别看居住条件艰苦，乐趣可多了。白天家家不关门，你在床上躺着，邻居家小孩儿骑着小三轮儿撩起门帘儿就进屋。我们隔壁住的是蔡英莲阿姨（京剧旦角张君秋派传人），目下张派旦角演员无不出自她门下。那时候蔡阿姨还是青年教师，可用功了，天天在家练唱，我会的那些张派戏，全是隔着墙“被迫”学来的。她有个外号叫“干锅蔡”，因为心思全用在专业上，唱着唱着就把厨房里还做着的菜给忘了，天天“干锅”。
那时候的公共厨房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艺术沙龙，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最热闹，大家在厨房里边做饭边聊天，聊的可不是家长里短，都是有关艺术，互相探讨、互相切磋，有时候连唱带比划，恨不能演半出戏。那些邻居如今都是戏曲界数一数二的艺术家、教育家、集大成者，当年还都只是人到中年，我每天放了学最爱去听他们聊天，那些话题如今想来受益终身。后来，单位分了单元楼，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筒子楼，搬到了不远处的北方昆曲剧院宿舍。
行李：你父母想过把你培养成接班人吗？
钮晓晴：没有，做父母的往往不爱让子女从事自己的行业，特别是80年代，那是戏曲最式微的年代。
邢岷山：我也是那个时期转行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闭塞太久，贫穷太久，加之传统教育的断层，一旦国门洞开，人们对外来事物不加质疑的接纳是空前的。1983年，我从昆剧团毕业，那时出去演出，台上的演员要比台底下的观众多，没人再去看戏，观众都跑到录像厅、歌舞厅去了。对于一个学了5年戏、练了5年功的年轻人，他是多么渴望得到观众的回馈与认可，那份失落仿佛看不到尽头。我们班当时招生的时候配置是很齐全的，有演员、乐队、舞美，一共60个人，毕业后，几乎一个不剩，统统改了行，有去开出租、做厨师、经商的，还有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系的，我想那我就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吧。
行李：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开始演电影电视剧的。
邢岷山：是的，戏曲的根基对我之后的影视表演影响深远，在舞台把控、表演节奏等方面，都令我受益匪浅。得益于此，我出演了许多描写梨园行的影视剧作品——《武生泰斗》、《天桥梦》、《琉璃厂传奇》、《脸谱》……我们在北京一直与岳父岳母一起生活，家里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氛围给了我许多后天的熏陶，它让我重新审视昆曲——这个曾经为之付出汗水与泪水、爱过、也嫌弃过的艺术。艺术是相通的，戏曲表演滋养了我的影视表演，影视表演也丰富了我对戏曲表演的认识。晓晴一直鼓励我回归昆曲舞台，从2006年至今，我每年都会有一两场昆曲演出。前年，我邀请老师计镇华先生、岳父钮骠先生在北京策划并公演了一场昆曲《长生殿·弹词》的清赏会，那场演出非常圆满，许多北京艺术界的老师如章诒和先生、杨春霞老师、孙毓敏老师、马精武老师、李苒苒老师以及电影学院同学都亲临为我捧场。那天的票房爆满，其中80%来自于青年观众。其实，我真的很羡慕如今学戏的孩子，他们的处境较之彼时的我们，有如天壤之别，我只想用当年包传铎老师的话赠予他们：“你们介帮小鬼，现在要好好学啊，不然下趟会后悔的”！
行李：你们孩子喜欢听昆曲吗？
钮晓晴：喜欢。我爸妈至今仍在中国戏曲学院带戏曲表演、戏曲史论研究生，我们住在北四环，父母单位在南三环，往返路上太辛苦，学院特批学生可以来家里上课。所以儿子从小是看着他们上课长大的，京剧、昆曲，都看得进去，热闹的武戏不用说了，就连昆曲《牡丹亭·寻梦》这类冷戏，都看得津津有味。
但也有一些遗憾，他可能无法体会我小时候享有的一些乐趣——端张小板凳，坐在角落里听大人们聊艺术、聊梨园往事，那种对内心的滋养是无价之宝！现在的家庭都是独门独户过小日子，个人与社会的维系有时仅靠WIFI便可完成。而我们小时候，人与人沟通唯一的方法就是面对面。筒子楼时期，我们一家三口住着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既是客厅、餐厅，也是书房、卧室，我父母和朋友们聊天可以聊到深夜，我躺在床上，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待一觉睡醒，他们还在那里聊。有的叔叔错过了末班车，就走着回家，一路走一路练功，等回到家，天也就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