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观察者们表现出的对马歇尔计划的怀念掩盖了其在最初面对的政治阻力。国会很少资助慈善机构，更不用说达到杜鲁门总统要求的规模；事实上，在通过了缩减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的援助数额的议案后，即宣告了向欧洲援助支付的结束。此外，许多国会议员担心批准马歇尔计划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影响。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迈克尔·霍根说：
一群经济思维主导的立法者认为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会加剧美国现有的短缺。他们认为这将会导致批发价格指数的整体抬升，并以新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终结。这些论点不仅对厌倦了战争牺牲、高税收、政府控制的人有吸引力，也对那些供给短缺中的项目具备吸引力。
1947年9月，欧洲经济合作16国会议要求美国提供190亿美元的进口支持；同年12月，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170亿美元的要求。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期待这些钱能偿还，比第一次大战后他们能负担的还要多。”他谴责国务院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以支持他认为大体等同于“欧洲TVA”的计划，塔夫托还表示，如果西欧国家认为美国将单方面承担他们在战争期间累积的债务，他们将缺乏改革对他们的复苏十分重要的财政政策的动力。
参议员布鲁克·希肯卢珀将该议案嘲讽地称为“一个完全是上层给下层捐赠的项目。”其他批评者甚至更为尖刻；比如说，其中的代表者罗伊·伍德拉夫指控其中有些“东西非常反常，有如此的自我毁灭倾向，一个项目要求一个国家去关心许多个国家。”兜售马歇尔计划将被证明是一项远比其设计者想象的困难得多的任务。
尽管有证据显示了国会和普通公众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但1947年秋，显然有许多人从未听说过它或者不认为其有必要性。杜鲁门政府最终启动了许多的公共关系活动来教育美国公众，鼓励私人个体参与到他们的努力中。马歇尔和其他政府成员一起在各种公民和贸易组织前公开活动，以推动援助计划。事实上，马歇尔做了很多演讲游行，尤其是在南方和中西部的农村社区，后来他谈及此事说自己好像在参加竞选。
在这段艰苦努力的过程中，马歇尔不是一个人。比如保罗·尼茨，国务院的意味地缘经济学家，他执行的马歇尔计划的部分只是“制作一系列著名的‘棕色小册子’，每本都与一个马歇尔计划的参与国有关。在他为了维护这个项目，43次面对他称之为难缠的国会听证会的过程中，他体重掉了15磅。”在该计划公布之前，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严格审查，这最终甚至促进了尖锐的怀疑者的态度转变。讽刺的是，参议员范德伯格曾经是一位孤立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对马歇尔计划的恐惧本应比国会中其他成员更甚，确实有相当证据证明该点。范登博格在1948年3月1日对参议院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话中说，马歇尔计划的最终内容“在我二十年的国会工作生涯中，是远超以往任何项目的深入研究和心血投入的8个月工作的成果。”
该计划的设计者在全国范围内做工作，而不仅仅是国会。想一想哈里曼，他监督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47年11月得出结论，
马歇尔计划能够帮助“战前老旧、分裂的欧洲”变成一个“有着紧密政治联系和共同的经济市场的欧洲”。
在他的委员会报告完成后，国会投票前几个月，哈里曼飞越了中西部和西部地区来争取支持。相当长的飞行是在未加压的DC-3飞机中度过，他坚持着他的同伴认为是超人的演讲时间表。那几周中的每天他都有三站目的地，是一些不起眼的城市，像法戈、博伊西、和瓦拉瓦拉这些孤立城市。
马歇尔计划不是绝对的胜利。1950年2月16日的备忘录上，艾奇逊提醒总统杜鲁门“除非采取有力的措施，否则这个伟大的外国援助计划数额下降或者最后停止时”，在其帮助下的欧洲国家将“无力供给现在由我们提供的必需品，某种程度上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稳定”；马歇尔计划无法减少这种“美元缺口”。正如历史学家西蒙·瑟法蒂的解释，它严重削弱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选举实力”。同样重要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耽于对马歇尔计划慷慨的赞美；去年五月该计划启动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德国外交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说“乔治·马歇尔政策从根本上和利他主义毫无关系”。这是一项前瞻性的政策，也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追求而采取的政策。
记录这些说法是为了不要神话马歇尔计划，而非抹杀其不言而喻的影响。70年过去了，即使并非全然不可能，也依然很难传达这项举措是多么的大胆。首先，它“在那时外交政策与传统与本能背道而行。之前从未有过一个胜利者来重建他的战利品。”该战略的逻辑暗含在马歇尔计划的构建中——与复兴的欧洲合作将使美国在战后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为跨大西洋项目奠定了基础，在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该项目已经主导了战后秩序。它的战略创新只能通过其财政规模对抗：“一个170亿美元的外交援助要求的数量的确令人震惊。即使将眼光拓展数年，也仍然是联邦预算的相当大的部分。就1948年的财政而言，估算的联邦预算为37.5billion 美元，包括了用于国防建设的112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