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和新增长点。据2022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统计，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45%，在名义上同比增长15.6%，数字经济合作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多年来，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竞争以及产业政策支持，美国数字经济发展在多个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此相比，东盟数字经济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作为新兴市场具有巨大潜力。2021年，东盟国家活跃的互联网连接用户超过4亿，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市场。预计到2025年，东盟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3000亿美元。东盟蓬勃的经济活力、年轻的劳动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海量的互联网接入对美国极具吸引力。同时，东盟也亟需在数字经济领域得到先进的技术支持以及充足的资金投入。
因此，美国将东盟国家视为重要合作对象，并接连推出多个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合作框架及机制，东盟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目前有关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机制、内容及面临的挑战之上。关于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机制及内容，马南坦（Mark Manantan）认为，2018年发起的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CCP，简称“数字连接伙伴关系”）中不断发展的经济维度，是美国向东盟数字经济施加影响的主要机制。阿努尔（Amalina Anuar）认为，美国希望通过“数字连接伙伴关系”培育所谓“开放、互操作、可靠、安全”的互联网，以增强美国塑造发展中国家数字未来的能力。刘国柱和尹楠楠认为，2022年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虽然有助于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现有合作机制间的高效融合与互补，但更可能的结果是加剧机制拥堵和碎片化程度。关于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皮塔克杜姆容基特（Kaewkamol K. Pitakdumrongkit）认为，在贸易方面，美国的政策与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存在冲突。前者倾向于依靠双边主义来推进区域贸易治理，而后者则选择多边手段，这妨碍了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推进。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理念的差异、美国经济战略稳定性的缺乏、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取向的差异、东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压力的增大，给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挑战。前人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启发，但也留下可供拓展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安全—发展联结”理论出发，解析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其合作历程、成效及挑战，继而提出深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思考。
二、“安全—发展联结”理论与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逻辑
当前，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不仅涉及智慧城市、网络能力、人才培养、数字金融、跨境电商等发展领域，还关系到网络安全、数字规则制定等安全问题。因此，解读双方数字经济合作不仅需从经济视角出发，也需要注重安全层面的因素，以及安全同发展之间的互动联系。根据“安全—发展联结”理论，可深入解析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基本逻辑。
（一）“安全—发展联结”理论与数字经济合作
在社会科学中，安全与发展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重要概念。冷战结束后，发展安全化与安全发展化趋势逐渐凸显，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不断加深。200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出“安全—发展联结”理论，用以分析发展与安全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如发展与安全的双向及联动性互动、发展与安全的转化等议题。
“安全—发展联结”理论与数字经济合作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为应对崛起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霸权国倾向于通过综合手段对崛起国进行打压，维持霸权地位，包括数字领域。通常，霸权国家会通过加强与小国的数字经济合作，利用先发优势，在数字规则、规范、标准等领域占据先机，组建数字联盟，破坏崛起国的数字经济供应链，以谋求数字霸权。但面对大国竞争，小国普遍倾向于实行大国平衡策略，避免选边站，以维护本国自主性及国家安全。同时，数字技术及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又使小国迫切需要同技术先进国家开展合作，以填补技术、资金空白，实现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霸权国同小国的数字经济合作异常复杂，既非简单的基于发展考虑，也绝非以安全为主导，而是在安全与发展的动态互动之下逐步推进。
（二）“安全—发展联结”下的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逻辑
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逻辑内化于“安全—发展联结”之中，表现为发展与安全的统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在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对美国而言，安全的优先级高于发展，即发展是手段，安全是目的。当前，数字技术成为改变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和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工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数字科技与经济上的崛起正在重塑世界创新版图，动摇护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数字科技基础。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美国试图在全球规则制定以及贸易和技术等领域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
2021年7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Blinken）在全球新兴技术峰会（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上宣称，“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并实现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景，即如何利用技术为我们的人民服务，保护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为维持数字霸权，确保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美国致力于主导技术与产业标准制定，推广美国标准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确保其在数字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为此，美国不断强化与盟友及伙伴国的数字经济合作，构建美国引领的数字技术生态系统，推出替代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及行动计划，这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战略的重要出发点。东盟国家位于印太地区中心位置，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其关注程度日益增加。美国“印太战略”及“印太经济框架”相继出台，更进一步凸显东南亚的重要性。为此，美国将东盟国家视为其在印太乃至全球数字经济领域争夺优势地位的重要抓手，不断加大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力度。在《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中，美国明确提出东盟是“围绕新兴行业及其技术标准建立共识，以推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
第二，对东盟而言，在与美国的数字经济合作中，发展的优先级高于安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必要且紧迫，解决安全问题是核心。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东盟国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维护“人的安全”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方式。同时，由于数字经济未来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数字技术发展落后无疑会导致高安全风险，如面对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时的高脆弱性等。在此背景下，发展成为安全的充分条件。但当前东盟数字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数字经济软件支持能力薄弱、创新能力不强等因素制约。这促使东盟决心通过国际合作以补齐短板，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冲击使东南亚成为重要的竞争区域，而东盟的弱势地位迫使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奉行议题性“等距离外交”，以防止被迫选边站。在数字经济领域，数据之于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促使东盟谨慎对待数字经济合作，同时致力于提升自身数字能力，避免被他国误判为选边站，继而卷入中美战略竞争，引发政治和安全不稳定。
第三，在“安全—发展联结”理论视角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各自的安全与发展发生复杂互动（如图1所示）。同时，根据弗朗西斯·斯图尔特（Frances Stewart）对发展与安全互动类型的划分，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下“安全—发展联结”由工具性联结向目标性联结发生转变。
图1 “安全—发展联结”理论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安全与发展的互动
在初始阶段，美国与东盟之间产生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与安全的工具性联结，具体时间为2016—2020年期间。在此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成为开启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安全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安全—发展联结”理论认为，对“安全—发展联结”某一部分关注及投入的增加，会导致另一部分的减少。数字基础设施的非敏感性使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美国的发展属性得以突出，潜在的安全追求得以掩盖，这使双方合作成为可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构筑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及大国竞争的关键内容。以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硬件、软件、网络和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并非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非敏感性能够有效规避美国安全目的同东盟安全追求之间发生冲突，这成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
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发展一方面是满足东盟避免选边站的安全追求、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的路径，另一方面又是美国扩大出口市场、实现产能输出的发展需求的重要工具。当前，部分东盟国家对华“发展者”角色存有疑虑，同时对华持有一定的“安全挑战者”“利益占有者”等负面角色认知。对于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东盟奉行“等距离外交”，试图借助美国实现对华对冲或平衡的战略需要。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基础设施的非敏感性使东盟既能引入美国力量、对冲中国影响力，又能最大程度降低安全风险。因此，东盟将与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合作视作推动双方关系良性、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平衡中国数字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同时，当前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仍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主。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先进技术及资金的大量投入，这符合美国的优势，以及其寻找数字产品出口机遇、扩大海外出口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发展需求。
在第二阶段，美国与东盟之间形成数字规则—发展与安全的目标性联结，具体时间为2020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数字规则制定是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但同时这一目标也阻碍合作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安全成为目标。“安全—发展联结”理论认为，当安全作为目标时，安全或不安全将直接影响发展的安宁与成就。数字规则制定合作涉及数据主权、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而数据是数字技术的核心，已成为创造和获取价值的一种新的经济资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数字规则制定合作具有较强的安全属性。对东盟而言，数字规则制定的突破将有效降低数字经济发展成本，提升发展收益。对于美国而言，主导东盟的数字经济规则制定，能够构筑其在东南亚的竞争优势，继而迈出在经济利益分配、产业链建设领域占据优势的关键一步。
另一方面，根据“安全—发展联结”理论，“安全—发展联结”具有双向性，安全与发展相互影响，且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在此阶段，美国与东盟数字规则制定的发展与安全属性相互转化，突破数字规则制定上的安全桎梏是推动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然而，美国的安全追求及举措使安全与发展矛盾激化。为实现安全追求，美国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安全化，加剧中美战略竞争，这使东盟国家在同美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时的选边站压力骤增，对东盟的团结性造成冲击。在美国的安全化举措下，数字规则制定的安全属性更加凸显，东盟贸然达成与美国的数字规则制定合作易被外界误判为站队美国，继而引发来自外部的安全和政治压力。安全风险的飙升使东盟倾向于寻求发展与安全目标间的新平衡。两相权衡之下，多数东盟国家更倾向于维持对冲战略，以实现地区安全、经济发展与国内稳定等目标之间的平衡，对同美国在数字规则制定等核心问题上的合作转而持谨慎态度。
总体而言，在“印太战略”下，东盟国家成为美国的重点拉拢对象。但东盟国家对美国“印太战略”抱有期待与不安交织的复杂情绪。在数字经济领域，东盟国家期待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尽可能谋取更多利益，如提升东盟在数字领域的地位及重要性、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与援助等。同时，东盟国家又对美国在“印太战略”下推动数字经济合作的动机充满担忧，忌惮其侵蚀东盟的团结性及中心性，并危及本地区各国的国家安全，因而对与美国的数字经济合作普遍持谨慎态度。这也促使美国在合作策略中强调“印太战略”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发展属性，如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缩小发展差距等，并且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非敏感领域作为突破口，暂时规避可能引发东盟方面隐忧的数字安全领域，最终导致在数字规则制定的合作上难以取得突破。
三、“安全—发展联结”下的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历程
如前所述，安全与发展是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是合作的显著特性。因此，“安全—发展联结”是分析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历程的重要视角，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展现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阶段性特征和关键节点（见图2）。
图2 “安全—发展联结”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历程
（一）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与安全的工具性联结的探索阶段
基于美国与东盟各自诉求以及对“安全—发展联结”的工具性认识，在2016—2020年期间，美国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合作基点，与东盟国家开展在智慧城市、数字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就网络及数据安全问题进行探讨，逐步探索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出发点，在此过程中与“人的安全”形成互动。美国希望以此回应东盟的安全诉求，同时兼顾合作双方的发展需求，以期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再平衡。这主要体现在4个领域：
第一，在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电力供应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对人类生存和福祉至关重要。东盟国家在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上面临较大缺口，这严重限制其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东盟国家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因此，基于保障“人的安全”的需求，双方在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领域展开初步合作。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通过多个双多边机制促进基建合作。如在2018年“印太经济展望”（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框架下，美国发起“数字连接伙伴关系”，促进美国与东盟的数字连接。特朗普政府承诺提供2500万美元的投资，以改善东盟国家的数字连接并扩大美国技术出口。在“美国—东盟连接”倡议（US-ASEAN Connect）下，美国设立数字经济专项系列，提供专项资金，以构建东盟各国政府决策者、企业家、智库、学者间的连接网络，就加速东盟国家数字化转型、创造开放创新的数字环境、刺激东盟国家与美国企业贸易投资合作等问题提供知识分享。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发展署（USTDA）、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等机构向东盟国家提供资金，促进东盟国家宽带、电信及创新平台发展。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2016年向缅甸提供2.5亿美元贷款，以支持缅甸电信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美国还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宣称要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数字技术、海底电信电缆、电力等领域的合作。按照初步计划，美国将花费6亿美元用于建设中东连接东南亚和西欧的全球海底电信电缆，并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东盟国家投资4900万美元，以加强东南亚的电力网络。
第二，在智慧城市领域开展合作。近年来东盟国家快速城市化带来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对“人的安全”造成威胁。建设智慧城市是应对城市化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2018年，美国与东盟国家启动“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CP），开展多领域的合作项目。该伙伴关系包括3个主要目标：促进美国企业参与智能、可持续的城市解决方案，以提高东盟国家城市服务能力；促进美国城市、大学和行业领导者与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者之间的实践、经验分享和技术合作；加强东盟国家智慧城市的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力。此外，双方合作项目还包括设立综合城市服务计划，旨在通过数字集成系统帮助东盟国家城市提升能源、水和食品系统的利用效率，合理调配各项资源供给，满足城市需求，确保能源、水、粮食及卫生安全。
第三，在数字人才培养领域开展合作。人才培养是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发展减贫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要求东盟国家尽快建立足以支撑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队伍。美国通过各种倡议和计划，以多种形式对东盟国家各层次人才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具体而言，针对东盟国家企业家及政府官员，美国以管理及应用培训为主，如邀请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在东盟国家举办网络安全研讨会，或由美国电信培训研究所通过美国—东盟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计划，向东盟国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提供有关无线技术、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云服务等方面的培训，着力提升东盟国家政府官员的数字管理能力以及企业家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针对专家及技术人士，美国着力与东盟国家制定培训计划，以提升该国人员的技术素养。如美国通过美国—新加坡第三国培训计划（TCTP）对新加坡技术人员进行连通性、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弹性相关的主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网络安全、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便利化、网络犯罪、传染病、生物威胁、智慧城市和知识产权等领域。
第四，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在注重“人的安全”同时，东盟也意识到网络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更大的连通性和数字化转型可能会使东盟面临更严重的网络攻击、网络威胁和隐私泄露等问题，造成毁灭性后果。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与东盟双方就网络及数据安全合作进行探讨。如2019年10月，在首次美国—东盟网络政策对话会（USACPD）上，双方宣布加强区域网络安全合作和能力建设，继续实施网络信任措施，减少网络空间误解，避免风险升级。美方同意继续支持东盟加强能力建设，保护重要基础设施，打击网络犯罪，打击恐怖主义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此同时，此次会议还通过东盟网络能力发展项目（ACCP）、美国—东盟“数字连接伙伴关系”、美国—新加坡东盟网络安全技术援助计划（The U.S.-Singapore Cybersecurity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me for ASEAN）等一系列合作倡议及计划，以强化东盟的网络安全能力。
总体而言，在该阶段美国与东盟探索实施数字经济合作，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满足东盟国家对于发展的需求，又使美国建立护持数字霸权的战略取得阶段性进展。
（二）卫生安全作用于“安全—发展联结”的突破阶段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不仅加剧全球秩序和产业布局的对立冲突，还给东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促使东盟重新进行产业布局，以实现经济复苏。在此背景下，东盟进一步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2021年9月，在“美国—东盟扩大经济接触”（E3）倡议的2021—2022年工作规划中，美国将促进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计划在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支持东盟，巩固东盟国家作为电子产品和数字服务生产国的地位。同年10月，首次美国—东盟领导人数字发展会议举行，并通过《美国—东盟领导人关于数字发展的声明》。美国表示支持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并希望双方通过探索在网络安全、信息通信技术、新兴数字技术、网络安全、能源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以加快经济复苏。根据声明，美国支持东盟数字发展愿景，加强东盟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生态系统和网络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双方还强调要加快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加强数字竞争力和用户数字素养，以缩小东盟国家间和东盟国家内部的数字差距。该会议及声明实现了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阶段性突破，体现出领导人会议强力推进数字经济合作的态势，标志着双方进入深度合作阶段。
在发展上实现突破的同时，美国与东盟的网络安全合作也更进一步。由美国发起的“数字连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在该机制下，美国主要帮助东盟国家提升信息和通信技术、应急通信、网络安全和智慧城市能力，为投资东盟国家的美国公司提供出口市场准入，而东盟国家则通过“数字连接伙伴关系”学习美国的网络安全和智能城市安全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美国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并开展网络安全对话，探讨信息共享、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建设、金融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其中，美国与新加坡签署三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网络安全交流与合作，但目前仅停留在政策协商和对话沟通层面，尚未采取具体措施开展务实合作。
此外，2021年10月，第二次美国—东盟网络政策对话会召开。美方在会议上承诺以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战略为指导，加强能力建设和区域网络安全合作，并继续协助东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打击网络犯罪及恐怖主义的能力。2023年2月，第三次美国—东盟网络政策对话会召开，双方同意就区域和国际网络环境以及国内网络政策进行协调，并加强自身网络能力建设。
总之，为抗击新冠疫情，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安全与发展工具性联结更加紧密。同时，数字基础实施合作的外溢作用开始凸显，双方网络安全合作更进一步向目标性联结发生转变。
（三）数字规则—发展与安全的目标性联结
在此阶段，双方合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产生对数据安全合作的需求，使美国与东盟逐步开展在数字规则制定、数据储存本地化、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合作。这是由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所推动的，但数字规则不健全、数字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也限制双方合作的进一步推进，美国亟需在“数据安全”合作上有所突破。
在合作领域和具体措施上，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声称美国视东盟为重要合作对象，并将互联经济、弹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作为4个关键支柱，以深化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参与。其中，在互联经济支柱中，美国试图在数字经济合作中追求高标准的规则，制定跨境数据流动及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以及企业责任条款。作为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经济参与的重要工具，美国一方面试图借“印太经济框架”扩大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发展本国经济，提升就业率；另一方面企图加强与中国竞争，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尤其是数字供应链。“印太经济框架”强调美国主导建立数字经济标准制定，实质是想要攫取国际规则制定权和亚太数字经济合作话语权，阻止中国产业链向高价值领域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印太经济框架”目前虽吸收7个东盟国家加入，但其存在政治意图强烈、实质性措施短缺等硬伤，加之高标准要求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牵制，未来能否落地尚未可知。
2023年2月举行的东盟—美国特别峰会发表“联合愿景声明”，美国承诺将促进东盟数字包容、数字技能、数字技术、数字创新等各领域的发展。在数字包容领域，双方将强化数字经济的框架和政策合作，同时就数字规则交换意见和经验。在数字技术、数字创新领域，双方将进一步探索在智能制造、区块链应用、贸易便利化、数字互联互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和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数字金融服务和区域支付互联互通、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并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技术援助，以促进其创新和数字能力建设。同时，美国宣布拨款6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东盟数字创新、加强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制定人工智能的全球标准。
四、“安全—发展联结”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成效与挑战
在美国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取得一定成效。这既使东盟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得到满足，推动其“人的安全”改善，又使美国拉拢东盟国家、制衡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策略得以部分奏效。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东盟国家会因此放弃对于本国数据安全、数据主权的追求，或在数字领域全面倒向以美国为首的数字同盟，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安全—发展联结”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成效
在“安全—发展联结”下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取得诸种成效，发展与安全实现短暂的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发展政策的安全化以及安全政策的发展化。
1. 发展政策的安全化。首先，美国在东盟国家推广美式数字经济规则。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本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以多边主义、开放包容为原则，以发展为导向，是缩小数字鸿沟、缩减数字成本的重要方式。但在美国的刻意引导下，美式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成为其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的安全含义愈发突出。在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中，一方面，美国在双多边合作中就数字领域设立数字经济规则相关的高标准、高要求。如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中提出对电子途径分销的数字产品征收关税、数据本地化等要求。东盟国家为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框架，只得接受美式高标准要求。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盟友及伙伴国家对东盟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美式数字经济规则、规范的输出和扩大，如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之间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议》（SADEA）和《韩国—新加坡数字伙伴关系协议》（KSDPA）等的签署，继而推动美国与东盟关于数字规则制定的磋商。
其次，美国对东盟数字经济竞争力及影响力有所提升。美国主张理想的数字技术生态系统应具有“自由、开放、可靠的数字安全及隐私保护”等特征。这看似契合于数字经济共享、连通等发展属性，但实质上却是美国将数字经济视作遏制和对抗中国经济崛起、实施技术封锁的关键领域，这在与东盟的合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美国与东盟就继续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达成共识，而数字基础设施本质上具有潜在排他及竞争属性。美国兰德公司甚至认为美国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掌控，将影响未来的战争方式和力量投射，继而维持美国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此外，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有较高技术门槛，未来美国对东盟的数字经济影响力也将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使其更具竞争优势。为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亚马逊、谷歌、微软、脸书等美国科技企业陆续在东盟国家建设数据中心及开发数字业务。2021年，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同马来西亚电信公司合作，宣布计划五年内在马来西亚投资29.6亿美元至37亿美元，以建设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这为其他美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业务提供极大便利。
2. 安全政策的发展化。“安全—发展联结”下美国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本质上服务且服从于美国安全战略。换言之，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需强化美国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助力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双方的合作，目前东盟已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长足进展。
首先，东盟城市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目前，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建设在三方面取得进展，即加强东盟国家城市应对挑战的能力、促进东盟国家水安全与交通便利化、改善东盟国家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弹性。
一是美国通过不断加强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与技术分享，提升其城市应对挑战的能力。在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框架下，美国投资1000万美元，并利用先进的智能技术与管理经验，参与26个东盟国家智慧城市网络建设。这既使东盟国家关键城市服务的提供有所改善，也促进东盟国家城市创新和研发，使东盟国家城市能力提升，使其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应对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是美国同东盟国家通过水资源和交通领域的城市配对，在确保东盟国家水安全的同时，也提升其城市的便利化程度。截至2023年底，美国和东盟国家在水安全领域完成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和泰国普吉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和越南胡志明市、美国华盛顿特区和马来西亚新山的城市配对。这些配对城市通过在公用事业区和管理区之间交换知识、商品和服务，加强东盟国家主要城市的水安全。在交通领域，双方完成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和柬埔寨金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和泰国普吉岛、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和马来西亚新山等城市配对，为上述东盟国家城市的交通规划、交通建设出谋划策，并取得实效。
三是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美国通过在东盟国家建立应对新冠肺炎并发症的卫生系统，为东盟国家参与智慧城市管理提供专业知识和设备。双方研究人员以此系统为基础，在多个东盟国家城市开展血压监测运动和研究，促进东盟国家卫生系统的升级，提高东盟国家民众健康水平。同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研究人员还利用该系统参与空气污染研究，以解析空气污染、心血管健康和新冠肺炎并发症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东盟国家制定高效的公共卫生举措，从而改善本国居民健康和整体生活质量。
其次，东盟国家政务数字化转型有所进展。数字政府转型是现代技术在提高政府绩效方面的持续应用，其目标是创建一个更加透明、高效和响应迅速的公共部门，以满足公民不断变化的需求，并创造更好的公民体验。具体到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在东盟层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东盟共建东盟单一窗口（ASW）数字平台，帮助东盟连接并整合东盟国家单一窗口（NAW），不仅使东盟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保障东盟国家海关贸易数据自动化交换的高效、可靠和安全性，同时也促进东盟一体化转型。在东盟国家层面，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菲律宾税收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这不仅提高了菲律宾的电子税务申报率，还增强了菲律宾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菲律宾在2013—2019年期间的电子税务申报率从8%大幅提高至80%，并由此增收35亿美元。其中部分额外税收收入被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投资，使菲律宾国内资源调配能力和公共财政能力有所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