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理松
来源：雨巷传奇
我入职司法机关伊始，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形势和政策处在剧烈变革之中。
每当我春节回到老家探亲，必有一人于第二天一早准时登门来访。
“贵人到！” 随着弟弟那一句调侃式的吆喝，一个体型瘦高、手持拐杖的老人从村口走来。
他上穿灰布旧棉袄，腰系皮带，黑布裤腿似乎剪了一截，短至小腿，露出裹得很紧的棕色棉袜；
大晴天里，他竟脚穿一双深统套鞋，咯吱咯吱地一路响着，一拐一瘸地来到我的家门口。
他叫汪贵云。我的老家“云”和“人”发音相同，故我弟弟称他“贵人”似一语双关。这老头还是那个老样子，剃得光溜溜的脑袋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面色黑得像涂了一层油漆；
两只眼睛似不对称，一只睁着，另一只眯缝；见到我时他咧嘴一笑，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周干部好，您回来辛苦了！”
没有更多的客套话，没有任何听似毫无意义的寒暄。屁股一落下板凳他就直奔主题：
“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一个个清理出来，给蒙冤受屈的人平反昭雪，不知这个英明政策何时光顾鄙人头上？”
这个问题他不知问过多少遍了，好像只有我这个吃国家饭的“省里干部”才有发言权，才能为他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给他出切实管用的主意。
问他案件缘由、所定罪名或过错名称、最终受何处分，他总是称“说来话长”。叹息一声后，便慢条斯理，滔滔不绝诉说着自己多年的不幸。
说的都是实情，分析的都很在理，不能不令人同情，但他一没坐过牢、二没受过别的处分，三没在经济上受到特别的处罚（土改时被没收地主财产除外）。
只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运动中挨过多次批斗而已，所以很难为他找到一个具体的案由，因而也很难说清应该为他平什么反、昭什么雪。
尽管如此，他心里受过的委屈、身上受过的皮肉之苦，有许多我是亲眼见过的。
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他特别能讲道理、也特别喜欢讲道理。在过去那个年代，一般人讲道理是优点、是美德；而出身不好的人若讲道理，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故意狡辩。
因此，凡有需要说明的事项，别人说仔细一点大家都愿意听，而汪贵云说仔细了，就显得话多。
偏偏他特别热衷于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讲透。眼看着别人听得不耐烦，他竟毫不知趣，非得一板一眼地把话讲完。
俗话说，言多必失。当他的道理偶有破绽，被人抓住把柄时，他还一个劲儿地申辩，故显得格外地嘴硬，于是给人以“犟嘴乌鸦”的印象。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块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出身不好且嘴犟的人不仅讨嫌，而且吃亏。吃亏的时候大多随着政治运动而突如其来。
破“四旧”、批封资修、揪走资派、“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凡是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都少不了拿一些成份不好的人作典型或陪衬。汪贵云在大家心目中似乎最有代表性，每次运动，他都被推向前台。
不知是因为他爱讲道理，还是由于他生来就是挨批挨斗的材料，哪次批斗会如果少了他，就仿佛一桌酒菜少了一盘鱼肉，显得寡淡，于是他就成了每次批斗会的常客，批他斗他成了家常饭菜，理所当然。
问题就在于他不老实，嘴犟。
凡是批斗成份不好的人，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定他们对现实不满。
就常理而言，一个人出身不好，长期受到政府冷落，动辄挨批，他理应不会有好的心情，对现实不满应在情理之中。
但嘴犟的汪贵云死不承认自己这一点，他经常读“毛选”四卷上的文章，一有机会就捡干部们丢下的报纸看，而且看得很仔细；
广播里如有重要新闻发布，他就连忙站在喇叭箱底下，竖着耳朵一直听完，听完后还在嘴里不停地重复回味。
可见他对政治的关心，丝毫不亚于那些家庭出身好而又积极要求进步的人。生产队干部如果在公开场合讲话，突然忘了某个政治名词时，只要一问到他，准能得到一字不差的正确答案。
但是，这并没减轻人们对他与现实不满的疑心，反而以为他是在装模作样，甚至是想通过熟悉政治理论，从中寻找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武器。
对此他虽然摇头叹息，觉得十分无奈，但嘴里总是少不了一句口头禅：“天理自在人心”。正是这句禅语把大家惹恼了，批斗会上有人一再逼他解释清楚什么叫“天理”——怎能容许阶级敌人讲迷信！
揪斗汪贵云的另一个理由，是推测他的家里藏有不义之财。
按理说，土改时已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屋等没收，分给了贫雇农，其余金银财宝也在抄家时上缴，但偏偏有人不老实，在后来的运动中，偶尔又发现其家里仍藏有金银首饰之类。
红卫兵们在批斗一个老地主时，曾在他家菜地里挖出一罐几百枚的民国时期大头银元。既然汪贵云比那人更狡猾、也更能狡辩，那就说明他的家里更有可能藏了银元。
于是把他押到台上审问，谁知他不但不承认，反而振振有词地引用一段关于依法办案的语录：“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随即，他扭过头来反问会议主持人：“你们说我家里藏有这藏有那的，证据何在？”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迎头挨了一记耳光；他不服，继续申辩，并发誓，若家里藏有金银财宝，愿拿自己脑袋作抵押，割掉脑袋赎罪。别人不听，说他的嘴巴比铁还硬；
除了耳光，紧接而来的，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但无论怎么体罚，哪怕头破血流，他还在不停地犟嘴，以种种理由证明自己的真诚和无辜。于是，被辱骂和挨打的时间更长。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午后，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人们正在开沟挖渠。挑土的、挥锤碎石的、平整路面的。一个个正在忙碌时，忽然一阵哨声响起，通知大家开会。
大家以为又是学习“最高指示”，连忙去宿舍拿语录本，不料吹哨的人大喊“不用不用”，说工地上到都处竖着语录牌，不必再去翻书，大家边干边学，学以致用即可。既然如此，突然开会，一定是有紧急而重要的事情需要宣布或讨论。
人们正在猜测时，只见两个年轻人一推一搡地押着着汪贵云上场，命令他在会场中央的位置站好。
紧接着主持人上场，在念完“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语录之后，宣布会议开始，主题是：批斗地主分子汪贵云，其主要罪行是企图篡改伟大领袖语录。
人们一听，都感到非常惊讶，汪贵云的不老实，嘴犟，大家是知道的，但他企图篡改主席语录，这是否未免过于胆大包天？
根据会议主持人介绍，工地上几块语录牌是用红色广告颜料，写成行书字体，汪贵云看着不顺眼，说应当用黑色墨水，写成正楷或黑体字，这样才显得庄重。见领导不予理睬，他竟然越说越来劲，足见其用心险恶。
“说，你是不是想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
在群众的大喝声中，汪贵云一个劲地摇头：“不，不，我不敢！”
“那你为什么说，要把语录牌写成黑字，你没看到报纸上凡有语录的地方都印着红字吗？”
“那是我的一家之言，觉得黑体字和黑色的楷体字显得更严肃庄重。”
“你还嘴硬，明明是想把伟大领袖的话涂黑吧？”
“可不能这么说呀，颜色只是一种表面感觉，与语录的思想内容无关。”
“你还犟嘴！” 只听啪地一声，有人在汪贵云的脸上打了一耳光。他笔挺挺地站着，正要开口回应，只见主持人在他背上猛推一掌：“跪下！”
他一个趔趄，双膝顿时弯了下来，两手连忙趴在地上撑着，以缓冲背后突如其来的冲力；双膝跪稳后，他拍了拍手上的沙土，嘴里嘟囔着：“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你们不要这样用力地推嘛！”
“你这个老不死的，推你搡你一下又么样！”人群中有人骂着，有人说他不老实，还敢如此犟嘴，不如拿绳子把他捆起来。
见主持人沉默不语，跪在地上的汪贵云抬起头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扫视着周围人群，然后偏过头来冲着主持人问道：“主席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他的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讥笑：“文斗武斗是说给红卫兵造反派的，与你这个地主分子有什么关系！”
汪贵云不服，又要申辩。有位批斗他的积极分子结结巴巴地骂道：“狗、狗日的，你还、还要犟嘴！”
这人顺手从地上捡起几根带结的竹根，朝汪贵云的后脑勺上一顿猛抽，抽得他那光溜溜、透着青筋的大脑袋显出一道道鲜红的血印。
他疼得难受，赶紧用双手捂住头顶，但脖子和耳朵上又在挨抽；他又用双手捂住脖子和耳朵，这样头顶又露了出来，再次挨抽，于是一道道鲜红的血印，像蜈蚣似的爬满头颈，延伸至两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