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旅居”日本那些年发生的故事

文/蒋丰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来自日本。目前担任日文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和中文版《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同时，还在国内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首先，我非常感谢大会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和各位建立联系，保持今后的交流。其次，我要表示，我本人虽然是历史专业出身，但长期从事新闻传媒工作和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本，已经十分生疏。这次，我讲的题目是“《庄子》在日本”，这只是一个动态性的内容，或者说是个人观察性的体验，并非是文本研究，也不具有学术价值。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对大家的研究有一点参考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最具民国风骨的文史大师刘文典曾经说过，“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还半个日本人。”那半个日本人究竟是谁呢？时至今日，议论纷纷，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此，我也不想继续去探求那半个日本人是谁，只想说，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或许唯有日本对《庄子》的理解是第一位的。

《庄子》是什么时候进入日本，到现在人们并不清楚。这与儒家典籍《论语》进入日本，有具体时间，有具体人物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中世以前，《庄子》一书已经进入日本，并且在当时贵族知识分子中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庄粉”。

据《续日本后记》记载，日本第54代天皇——仁明天皇曾经让皇宫内深懂《周易》、《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春澄善绳进讲《庄子》，听得津津有味。承和十四年（847年）五月十一日，仁明天皇在清凉店举行“竟宴”——就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讲解汉籍的活动。这次，春澄善绳给仁明天皇讲的是《庄子》和《汉书》。听过之后，仁明天皇感觉还是《庄子》有意思，为此还单给了春澄善绳一份“束修”。

仁明天皇为什么会如此喜爱《庄子》，我没有搞清楚原因。但是，据史书记载，他7岁时开始就患有多种疾病，久病成医，即位后经常制作丹药、石药等药物，拥有和医师相当的医药学知识。《日本三代实录》卷十四有关藤原良相去世的记录中，则有仁明天皇命令藤原良相等亲信试服其自制的药物的事情。史书上对仁明天皇的死因没有明确记载，我怀疑他是丹药服用过多而死的。多说一句，中国的唐朝有29位皇帝，其中5位死于丹药。

日本第59代天皇——宇多天皇在位时，曾命藤原佐世为日本皇室与中央机关的汉籍藏书编纂一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它已经成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目录学着作。从这部“目录”的“道家”门类里面，可以看出收录了汉籍61种、458卷。其中有关《庄子》类共收录了包括郭象注《庄子》33卷、张议撰《庄子义记》10卷、王穆夜撰《庄子义疏》20卷，以及在《隋志》、《旧唐书》中已经佚失的司马彪注《庄子》20卷在内的共21部，259卷。当然，我不知道宇多天皇是否读过这些有关《庄子》的书籍。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宇多天皇在位期间的日本皇室，拥有相当数量的《庄子》类书籍。

还应该记住的是，宇多天皇是下令停止派送“遣唐使”的天皇。公元897年，他把皇位让给了13岁的敦仁皇太子，自己出家到仁和寺，成为日本天皇史上第一位法皇。他也真是有决心，在仁和寺里潜心研修密教，撰写回忆录《宽平遗诫》，终身再没有过问凡尘之事。

遣唐使东渡（资料图）

肥后国（今天的熊本县）出身的“知识僧”开山俊艿“开眼向洋看中国”。镰仓时代的正治九年（1199年），他只身入宋，在中国豪游13年，苦学天台宗和律宗，见历元年（1211年）回国时带回大量的宋朝文物，其有2103卷中国典籍。据《泉涌寺不可弃法师传》记载，俊艿带回的中国典籍中，有儒道书籍256卷，占其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毋庸置疑，这里面应当有相当数量的老庄书籍。

俊艿因为拥有如此一笔巨大的中国文化财富而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人们把当时在京都已经荒废的“仙游寺”送给他。俊艿因为自信有“镇寺之宝”，也就大兴土木，重盖寺庙，其伽蓝完全模仿宋式风格，然后将其命名为“泉涌寺”（日语中“泉涌寺”与“仙游寺”的发音相同）。贞观三年（1224年），日本第86代天皇——后堀河天皇把这里定为皇室的“祈愿寺”，规格一下子提升了。后来，后堀河天皇以及日本第87代天皇——四条天皇的陵墓都置放在泉涌寺内。到江户时代的日本第108代天皇——后水尾天皇以后一直到幕末日本的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的陵墓都在泉涌寺所辖的山峰上，该陵因此被称为“御寺”。从明治22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到日本战后颁布新宪法期间，该寺的修缮费用都是由宫内省出的。

比开山俊艿晚30多年，1235年，东福寺开山圆尔辨圆入宋，游历了6年，1244年回国时也带走数千卷中国典籍。截止到1353年，东福寺普门院书库数千卷汉籍中，有佛教经典260部，儒道等外典书籍近100部，其中关于《庄子》类有《庄子疏》10卷与《庄子》一部。这部《庄子疏》是唐初道士成玄英根据西晋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所作的疏。

俊艿因为拥有如此一笔巨大的中国文化财富而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人们把当时在京都已经荒废的“仙游寺”送给他。俊艿因为自信有“镇寺之宝”，也就大兴土木，重盖寺庙，其伽蓝完全模仿宋式风格，然后将其命名为“泉涌寺”（日语中“泉涌寺”与“仙游寺”的发音相同）。贞观三年（1224年），日本第86代天皇——后堀河天皇把这里定为皇室的“祈愿寺”，规格一下子提升了。后来，后堀河天皇以及日本第87代天皇——四条天皇的陵墓都置放在泉涌寺内。到江户时代的日本第108代天皇——后水尾天皇以后一直到幕末日本的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的陵墓都在泉涌寺所辖的山峰上，该陵因此被称为“御寺”。从明治22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到日本战后颁布新宪法期间，该寺的修缮费用都是由宫内省出的。

比开山俊艿晚30多年，1235年，东福寺开山圆尔辨圆入宋，游历了6年，1244年回国时也带走数千卷中国典籍。截止到1353年，东福寺普门院书库数千卷汉籍中，有佛教经典260部，儒道等外典书籍近100部，其中关于《庄子》类有《庄子疏》10卷与《庄子》一部。这部《庄子疏》是唐初道士成玄英根据西晋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所作的疏。

它不是高大上，而是接地气的。（资料图）

有“七朝帝师”美誉的日本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1275——1351）对《庄子》持否定态度。他在《梦中问答》中说：“若有人问禅，有时或以孔孟老庄之言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当时日本的禅僧社会，孔孟老庄之学只是修禅助道的工具。正因为这样，梦窗疏石在论及庄禅的优劣高低时说：“庄子等不知凡事皆有前世业因，故将贫富贵贱视做自然，不如佛教。”他始终坚持“禅优于庄”的态度。因为梦窗疏石还是日本第59代天皇——宇多天皇的九世孙，他的这种观点就颇有影响了。（蒋丰简约日本史）

日本曾有人认为《庄子》是剽窃而成的。日本中世纪前期著名“学问僧”虎关师炼（1278——1346年）在其着作《通衡》之五中曾说：“始予读《庄子》，爱其玄高奇广，诸子所不及也。后得《列子》、《向之》玄高奇广，皆《列子》之文也，只（庄）周加润色，故令我爱其文耳矣……庄周识高才博，岂必采御寇乎……《庄子》者，中古之剽窃之文乎！”（蒋丰简约日本史）一句话，虎关师炼认为《庄子》文章的玄高奇广都是在剽窃《列子》之文后加以润色而成的。也许会有人说，虎关师炼有什么文采，敢于这样评价《庄子》？！据史书记载，虎关师炼“幼时颖悟而好读书，时人称‘文殊童子’。……擅长诗文，文才直追唐宋八大家。”结果，他对《庄子》的评价就有许多日本人相信了。

林罗山推重《庄子》。日本在江户时代的正统思想是儒教，主要是朱子学派的思想。朱子学派的开创者是林罗山。不过，林罗山原来是个僧人，最喜欢庄子。他读庄子一开始依据的文本就是南宋林希逸的《庄子鬳（yan，四声）斋口义》。林希逸是宋代的理学家，一方面他非常注重佛教，另一方面他非常喜爱老子、庄子和列子，他对庄子的看法基本上在朱子的框架内。

林罗山当时在幕府中担任儒官，于是就以林希逸的《庄子鬳（yan，四声）斋口义》为课本，从江户推广至全国，展开对庄子的学习和研究。一直到了18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间，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在日本已经非常盛行。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林罗山之所以使用这本书籍是因为第一它用语通俗易懂，剖析明快流畅，第二是采用了佛教用语。一句话，它不是高大上，而是接地气的。

江户时代并不重视《庄子》。福光永司在《庄子·内篇》的“解说”里面写道：“德川时代把朱子学作为官学，人们要有一种儒学性的教养，所以出现了一些经书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庄子》的研究几乎没有。如今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冈松瓮谷的《庄子考》、杜多秀峰的《庄子窍玄》、宇津木益夫的《解庄》、帆足万里的《庄子解》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庄子》属于文化的“非主流”。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道教学会，这是所有外国国家里最早的，对于道教的研究也毫不逊色于中国，有小柳司气太、福井康顺、吉冈一丰、坂出祥伸等优秀的学者。这些学者可以被称为“战前派”。

（资料图）

我在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战后派”。也就是二战后日本公认的道教、《庄子》研究第一人者福永光司。是这个人奠定了日本近现代对道教和庄子的研究。福永光司出生于福冈县中津市，从小学习优异，但有一次没能拿到好成绩。他沮丧地回到家，跟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说对不起。母亲就举起了手里的烧火棍。大家不要误会，这烧火棍不是用来打他的，而是跟他讲故事的。母亲讲的，就是“无用之用”和“支离疏”的故事。这两个典故，就成了《庄子》对福永光司的启蒙。

福永光司当然不是“支离疏”那样的重型残疾，不仅不是，他还是一个体格强健擅长柔道的青年，因此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迫中止学业，强行入伍，前往战场。生死问题当前，他从日本出发前往战场时，唯一带的一本书就是《庄子》。战败复员后，他开始翻译《庄子》。这在当时属于非常特殊的研究领域。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位著名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对福永光司说过，“你身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为什么要研究道教这种东西，那都是迷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近现代的道教与《庄子》研究上，日本起步更早，走得也更坚定。1974年4月到1979年3月这五年间，福永光司还在日本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了“老庄·道教”的讲座，把中国的老庄思想和道教研究带入了日本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后继学者。

福永光司说：

另外，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是汉学研究的两大重镇。京都大学的代表人物是青木正儿，崇尚老庄思想，其为人做派也很洒脱逍遥，有庄子范儿。东京大学的代表人物则是吉川幸次郎，崇尚儒家。

日本的《庄子》研究着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有三部、五十年代二部、六十年代十八部、七十年代七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庄子》研究，其高峰在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的学者，都有比较扎实的中国古典学基础，几乎都曾做过《庄子》的译注，因此对《庄子》有着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说，日本今天的《庄子》研究，仍然深受这些大家的影响，必须借助这些大家的译注才能展开深入的研究。

东京神保町专门销售与中国相关图书的东方书店，推出了“日本人爱读的中国文学”排行榜。其中《庄子》、《史记》和《三国志》位列前茅，在现代文学门类中，鲁迅、张爱玲、巴金等作家的知名度也很高。

日本三大神器（资料图）

福永光司在1982年出版的《道教与日本文化》一书中，以天皇思想与信仰为中心来分析道教与神道教的关系，以此揭示日本文化的特质，改变了日本人长期以来持有的日本古代史“与道教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关系”的看法。

《道教与日本文化》一书由18篇文章组成。其中不仅论述了神道教所依据的重要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某些情节和思想，是源于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启发，而且还研究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圣德太子、山上忆良、中江藤树、贝原益轩、三浦梅园、冈仓天心的道教观，尤其是通过“平安时代的道教学”、“江户期的老庄学”、“日本人与老庄思想”等专题研究，展示了道教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日本的古代史与中国的道教——以天皇思想和信仰为中心》，是福永光司最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他指出，道教对日本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影响”。该书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不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的道教观，改变了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天皇制及神道教视为日本文化自成的产物而否认道教对其影响的看法，由此推动了道教与日本文化关系研究的深入展开。

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皇有三大神器，分别是草薙（替）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福永光司在《道教里的镜与剑——谈其思想的源流》一文中，对日本神道的镜、剑信仰进行了寻根溯源式的研究，一方面将道教法器镜、剑与教义思想巧妙地贯通起来，“司马承祯的镜的哲学，强调镜所具有的尚象通灵的神秘宗教性以及它象征‘道’及道教作为终极真理的深透哲理性，这是最大特征”。另一方面，将日本天皇使用的神器——镜、剑视为六朝道教血缘脉络在神道教中影响的体现。

这篇出色的论文将历史叙述与文化比较结合起来，“从而识别了道教对日本神话和君主思想的影响”，说明不仅是“天皇”称号，而且日本的很多宗教思想与文化习俗都与道教的东传有关，神道也是在道教的影响下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

福永光司还通过对日本古代文献《日本书纪》、《古事记》、《万叶集》、《怀风藻》、《本朝文粹》以及考古发掘物的新成果，在《古代日本和江南道教》一文中另辟蹊径地提出，在道教创立后不久的4世纪初，以中国吴地（今江苏苏州）为活动中心的江南道教就东渐日本了。

神道教（资料图）

在日本神社中，至今还留存着一些与道教相关联的遗迹、遗物和建筑物。例如，生活于6世纪的陶弘景是上清派茅山道教的代表人物，他编着的《真诰》中记载了当时江南道教中流行的降神、祝祷、禁咒、治病等巫术，其所描绘的女仙经常身穿朱紫衣，如东宫灵照夫人“着紫锦衣，带神虎符，握流金铃，有两侍女”。这种装束至今在大阪、京都和奈良的神社中还能看到，如奈良大神神社的巫女就穿朱色袴袍，身上还佩带金属铃，铃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三个，中间五个，下层七个，三五七的数字构成反映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

再例如道教中流行的炼丹术。东晋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倡导金丹术，其中《金丹》对炼丹的原料，如黄金、水银、硫黄等如何配制并炼成丹砂的方法与过程、金丹大药的种类与效果都进行了介绍。出现于8世纪的《万叶集》收录了4至8世纪日本人创作的诗歌，其中就提到了金丹术。《周易参同契》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如“黄芽”在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也有出现。陶弘景创作的《神农本草经》更是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福永光司通过各种事例证明，道教早就直接传到了日本，并对神道教和天皇制都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在：

《庄子》说剑篇中，将天下之剑分为三等。一等者，乃为天子之剑，关乎社稷，此剑一用，可匡诸侯，令天下服矣；二等者，为诸侯之剑，关乎民生，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为诸侯之剑也；末等者，庶人之剑也，此剑虽可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然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却无所用于国事。

“剑道”一词的文献来源是《吴越春秋》。两汉时期，中日即有兵器及冶炼铸造技术的交流往来。且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剑道》三十八篇，惜已失传。同时中国一脉相承的双手刀法经过日本官方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官方往来，以及朝鲜半岛和大陆沿海周边地区和日本群岛的民间交流，于隋唐时期流传到了日本，传至日本的刀法经过长年征战岁月不断演变，再经日本人的研磨修改，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技术。

剑道具有丰富的日本文化内涵，剑道与武士的关系密不可分——武士必须具备忠诚、勇猛、遵守规则、重视尊严和声誉的个人品质，这些特征在剑道运动中均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剑技只是一种手段，双方出手前的对峙，则是心对心的交战及技术双层面的较量。在实战中灵活运用，把常态转变为非常态，如“先发制人”、“以逸待劳”或“反击致胜”的战术运用等，便可看出剑者的智慧与修练。

日本人的剖腹自杀，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武士道精神”之一。这种行为以其痛苦程度及仪式感，被很多日本人当作舍生取义的最高象征。可是，这种“高尚行为”的发明者，当初纯粹是为了制造惊悚效果，拿来吓人。但是，在《庄子》中已经写过剖腹自杀的故事了。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资料图）

我认识一位日本当代著名僧人，他叫玄侑宗久，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选择到京都天龙寺修行，并于2008年成为临济宗福聚寺的第35代住持，同时又在日本花园大学文学部担任客座教授，也就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僧”或者叫“知识僧”，还曾于2001年获得日本第125届芥川文学奖。

玄侑宗久虽然是佛教的僧人，却喜欢研究庄子。并于2010年出版《庄子与悠游》一书。

临济宗将“真人”，视为禅的最高境界。《临济录》记述，赤肉团上，有一无为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那么这“真人”的原型又是哪里来的呢？还得到《庄子》大宗师篇里去找。“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什么叫做真人呢？古时候的真人，不拒绝微少，不自持成功，不谋虑事情……下水不觉湿，入火不觉热。

而令临济宗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著名的禅宗公案之“干屎橛”。僧人问临济义玄：“何为无为真人？”玄道：“无为真人是甚么干屎橛。” “干屎橛”就是中国古代大便后用来揩屁股的木筹。

庄子之“圣人之言皆糟粕”的观点非常深刻的影响了佛学禅宗。禅宗六祖慧能，本身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僧人，他所开创的禅学“顿悟”派，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认为“诸佛之理，非关文字”。临济宗的“不立文字”就是受《庄子》的影响。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了悟其意，言语尽可忘去。

说到“不立文字”，我就又想到了另一位日本临济宗僧人一休。从前有个《一休哥》的动画片，讲的就是这位僧人。

（资料图）

一休的全名是一休宗纯，“一休”是号，“宗纯”是讳，他是日本第一百代后小松天皇的儿子，6岁出家。他25岁那年，写下了 “从有漏路归无漏路，且一休矣；雨降任其降，风吹任其吹。”的诗句，大意是我从烦恼众多的人间世界，走向超然领悟的世界，现世的人生只是中间短暂的一段休息；雨要下就任它下，风要吹就任它吹。“一休”这个号，便是从此而来。颇得《庄子》知北游篇里“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的真传。

《聊斋志异》一书，是中国志怪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文言小说的巅峰。其作者蒲松龄也是一位庄子爱好者，中国的梦幻文学，浪漫文学由《庄子》开始，在唐传奇有了一个较高的飞跃，到了《聊斋志异》便达到了巅峰。《聊斋志异》一书至今已被译成20多国语言，流传世界各地。日本作家太宰治、芥川龙之介、国木田独步等人都是《聊斋志异》的痴迷者，他们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和翻案，直接影响了日本明治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下面我来具体说一下《庄子》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今昔物语集》第五卷第三段故事是“盗贼窃走国王夜光玉”。《今昔物语集》中有直接取材于《庄子》故事的，比如卷十里面 “庄子请口口粟语第十一”、“庄子行人家主杀雁备肴语第十二”、“庄子见畜类所行逃走语第十三”三篇故事，都是直接以庄子为标题的，说明直接取自《庄子》。

庄子（资料图）

众所周知，《徒然草》是日本著名的古典随笔文学，与《枕草子》并称日本随笔文学的双璧。这部作品多出引用了中国经典名着的语句，其中很多处源于老庄的思想。

《徒然草》的作者兼好法师一生对老庄情有独钟，在评论书籍的时候，他说：“书籍当中，《文选》的各卷都是富于情趣的作品。除此之外，如《白氏文集》、老子《道德经》及庄子《南华真经》等，都是佳品。”博览群书的兼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经籍中推荐了四本书，而《老子》、《庄子》占其一半，足见老桩思想对他的影响。在《徒然草》第38段，更是明确表示受了《庄子》的影响。

兼好法师的《徒然草》中的“徒然”二字，在日语里是“无聊”的意思。其汉字的字面意思是“无用”。这种“无聊”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一种生活境界，与庄子的“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在精神上是相同的。

在处世观上，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主张，“与人无争，枉己从人”（第130段），“非己分内之事，勿加是非”（第193段）等的卑屈和忍从。这点与庄子的明哲保身的处世观如出一辙。

《徒然草》的作者兼好法师与庄子在生死观上有相同的思考。他说：“世上的万物，原本是变动不居、生死相续的，也唯有如此，才妙不可言。天生万物，而一人之寿命最长……人的寿命虽然稍长，但仍不可能永留人世。以过客之身，暂居于世上，等待老丑之年的必然到来，到底所图为何？庄子有云：‘寿多则辱’。”（第7段）

在名利观上，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主张，“人生在世，最是贪图名位”（第1段），“被名利驱使，一辈子紧张劳累，是何等的不明智的事啊！只顾积累钱财，忽略了修身养性，钱财就只是招累买烦的东西……最好还是‘捐金于山，沉珠于渊。一味沉迷于利欲的人，可谓愚蠢至极”（第38段）。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庄子·至乐》里所说的：“夫天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也。”显然，他们一脉相承，都是运用了否定、批判的辩证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名利观。

知鱼乐（资料图）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曾经成为1000日元纸币上的人物。他在作品里面，不断地探讨人本身的“自然”性，也就是人性的“自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庄子的痕迹。比如说，在小说《从此以后》中，讲述作者将自己的恋人三千代让给自己的好朋友平冈。三年过后，当他与三千代再次相遇时，却发现自己依旧不可抑制地爱着三千代。因此他毅然放弃了朋友选择了爱，夺回三千代，与她结为夫妻。这种“自然”状态“是夏目漱石长久追求的。读了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想到庄子思想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就是“自然”。《庄子·知北游》有这样一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四是有明法而不议。而圣人者，首先会原天地之美，然后才会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所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子之谓也。”

1908年（明治41年），夏目漱石开始撰写名为《梦十夜》的小说。 有日本学者指出，这部小说就是《庄子》的翻写。比如说，第一夜的故事就是翻写《庄子·杂篇·列御寇》；第六夜的故事就是翻写《庄子·外篇·达生》。

我们还知道，夏目漱石在晚年提出“则天去私”的重要文学理论，其中的“则”是效法、依据 ，“去”是摒弃的意思。对于“天”的含义，普遍认为是指自然自在之物，或更进一层指人的本性。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私”与“天”是常常相伴出现的。庄子认为，人应该符合自己的本性生活，摆脱社会关系的束缚。但庄子也知道生活离不开社会，无法实现完全摆脱社会生活，因而提出摆脱人内心的束缚。所以，可以说夏目漱石“则天去私”的“私”，就是人心里结构中的道德规范，这正是基于庄子的思想，主张依据人本性、人性自然的“去私” 。

此外，夏目漱石在小说《吾辈是猫》中也大量引用《庄子》的话语（当然这部作品中也引用了十多次《论语》）；在汉诗有“才子群中只守拙”、“大鱼无语没波底，俊鹘将飞立岸头”、“逍扔随物化，悠然对芬菲”这样的语句，都可以看作是化《庄子》之典而来。

《怀风藻》中有踏袭《庄子》“濠梁问答”的汉诗，“昔闻濠梁问，今辩游鱼情”。

实际上，日本的许多作家和作者是从《庄子》里面获得创作的刺激。众所周知，西行法师、鸭长明、松尾芭蕉、仙圭义梵都是这样。

著名和尚良宽据说也是经常手持两册《庄子》步行的。

人们越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资料图）

《庄子》诞生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中间隔了二千多年，人们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是人，就会有喜怒哀乐，这是恒久不变的。而《庄子》所倡导的那个尊重自然，顺从自然，接受自己，不改变自己，在人与自然的共荣中追求和平心境、和平世界的愿望，也是恒久不变的。所以放在今天，也依旧有指导意义。

尤其是日本在2011年发生了3·11大地震后，人们越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社会的结构模式，《庄子》也被人重新拾了起来。

《庄子》所说的高于人类认知的“道”，其实也就是自然。在3·11大地震后，人们见识到自然的威力，也重新审视了长久以来人们自以为自己可以理解、掌控大自然全貌的狂妄想法。

《庄子》在至乐篇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一只海鸟飞到鲁国都城郊外停息下来，鲁国国君让人把海鸟接到太庙里供养献酒，奏‘九韶’之乐使它高兴，用‘太牢’作为膳食。海鸟竟泪眼婆娑忧心伤悲，不敢吃一块肉，不敢饮一杯酒，三天就死了。这是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来养鸟，不是按鸟的习性来养鸟。按鸟的习性来养鸟，就应当让鸟栖息于深山老林，游戏于水中沙洲，啄食泥鳅和小鱼，随着鸟群的队列而止息，从容自得、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站在自然界，站在其他生物的角度写人类，写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文章。“咸池、九韶之类的著名乐曲，演奏于广漠的原野，鸟儿听见了腾身高飞，野兽听见了惊惶逃遁，鱼儿听见了潜下水底，一般的人听见了，相互围着观看不休。鱼儿在水里才能生存，人处在水里就会死去，人和鱼彼此间必定有不同之处，他们的好恶因而也一定不一样。合宜的措置在于适应自然。”

这是庄子洞达的地方，也是人类需要学习的地方。现在人类所重视、所自以为是的很多东西，正是自然界所不需要的，所痛恨的。要学习庄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摆脱自大与自以为是，不以热爱自然的名义干扰自然，破坏自然，不强求自然与人的统一，让自然界能保留一点神秘感。

最后，我想借用日本学者野村茂夫在其《老子·庄子》里阐述的一段话。他这样说：“‘邯郸学步’，应该是《庄子》里传播率最广的故事了。孩子们在小学时就会学到，战国时期，一个燕国人听说赵国邯郸人走姿很漂亮，便来到邯郸学习邯郸人走路。未得其能，又忘记自己的走姿，最后爬着回到了燕国。李白诗曰：‘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眼下，所有国家所有人都在追求国际化、全球化，文化与信息的共享与一致。就在大家都拼命吸收新的知识，了解新的信息的同时，我们所固有的、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却越来越被忽视。这被忽略的一部分里，就包括道教、包括《庄子》，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宗教信仰都源自于此。日本要国际化、全球化，更要重新审视诞生、根植于我们华夏大地的思想哲学，切不可“邯郸学步”。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倾听。（编辑：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