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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沃尔特｜大选结束之际，意识形态争斗之始
作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译者：朱越江南
当下，拜登看似已经锁定美国大选胜局，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各方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明争暗斗仍未结束。
2020年11月7日，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上发表《大选结束之际，意识形态争斗之始》(The Election Is Over. The Ideological Fight Is About to Start)一文，根据各方对两个关于美国国内外角色定位的关键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创制了美国政治类型学的象限图。他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观点分为自由放任主义者、主流共和党人、进步主义者以及守旧派民主党人四个派别，认为拜登所实施的外交政策将更接近进步主义的克制派。他同时预言，由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掣肘，拜登短期内难以真正改变当前美国国内外政治陷入瘫痪的局势。
图为
本文作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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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8/11/harvard-professor-stephen-walt-urges-shift-in-u-s-foreign-policy/
虽然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用余生抱怨自己实际上赢了，但除非司法干预，否则美国总统大选应该已经结束。
更重要的是，尽管特朗普可能失去了总统职位，但特朗普主义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围绕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争斗将继续。
目前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处于不被羡慕的尴尬境地之中。假设共和党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目前看来现实很可能照此发展），拜登将无法通过国内立法。不过，他可以转而在外交政策中发力，因为总统在这一领域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这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的主旋律——尽管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可能还不得不与共和党参议院竭力斗争，以任命他选择的国家安全顾问。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大多数美国人不太注重外交事务，因此，如果他专注于外交事务，那么许多人将指责他忽视了国内问题。即使他在几项重大的外交政策中取得胜利，这也不会使他或民主党人在国内大受欢迎。拜登和他的同僚很快就会修补美国与传统盟友的“篱笆”，但这些友好关系不会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直接、即时和切实的好处。
拜登所能指望的是努力在2022年赢回参议院，届时民主党将有更多席位，以便他在第三年任期内通过立法。
同时，当前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辩论也将继续。在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中，根据各方对
两个关键问题
的回答，可以（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将其分为四个大阵营。首先，国家（特别是
联邦政府）
的
恰当定位
是什么？其次，美国是应该奉行雄心勃勃的
外交政策
，以期在许多地方塑造政治格局，还是应该更有选择性、更为克制地采取行动？
关于第一个问题，
许多美国人期待有一个强大、有能力且资金充裕的联邦政府，为追求更大的利益（无论如何定义），该政府可以利用其权力来治理社会。关于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述来自进步自由主义或新政国家，在这种国家中，政府当局力图提供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和基础设施，以解决诸如种族或经济不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从而通过规范关键行业（包括金融部门）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并强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
但是其他美国人则拒绝接受这一愿景。
除了少数例外（例如提供共同防御），他们希望联邦政府保持小规模与低税率。
他们将政府视为对自由的潜在威胁，并认为政府的干预会损害经济增长并减少个人自由。他们主张州的权利与地方在学校和执法方面的自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干预重大的社会或道德问题。他们可能和第一批人一样爱国，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热爱的美国并非拥有强大而有效的政府。
至于美国在全球所起到的作用，很大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充满活力、雄心勃勃、与世界接轨并致力于某些核心政治价值。
他们希望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尽管可能不是唯一的领导者。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那样，这种观点是精英外交政策内部的常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对其（众多）盟友的前卫防御，在许多地方进行反恐任务和情报活动（包括秘密行动），并向其他国家努力传播民主、竞争市场、人权和法治的观念。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最近屡受挫折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美国全球角色之不可或缺性与长期推进全球自由秩序之可欲性的信念。
但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再对这种愿景买账（如果他们曾经这样做过的话），尤其是当它代价很大且无法如期兑现时。这部分人几乎没有一个拥护真正的美国堡垒式的孤立主义，但其成员认为，
美国在海外承诺上应更具选择性，缩小其全球军事覆盖面，减少国防开支，更多地依赖外交手段，并采取更加克制的对外政策。
如下表所示，将两个二分法组合在一起可得出四个大类：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美国的政治类型学象限图
图片来源：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07/the-election-is-over-the-ideological-fight-is-about-to-start/
自由放任主义者位于第一象限。他们热衷于维护自由和个人选择，并且众所周知的是，他们怀疑政府权力。
他们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但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其权力。低税率、最少限制的法规、不受约束的市场以及个人自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代名词。新冠疫情可能已经暴露出一些这个视角的明显缺陷，但是它并没有也不会消失。
毫无疑问，这一群体长期以来都主张极简主义的外交政策。当然，他们不对美国人进行海外贸易或投资提出任何问题。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工作中的自由市场。但他们认为，
美国不应在西半球以外进行安全承诺，而应依靠其强大的核威慑力以及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来保护本国免遭大多数危险。
中国即使崛起，变成未来的竞争者，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困扰，因为他们相信，即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等于或超过美国，美国也依然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繁荣和自由。因此，
美国
应避免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因为这很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且需要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机构，而这一机构不可避免地威胁着国内的自由。
主流共和党人位于第二象限。
至少从修辞上讲，该团体与自由放任主义者一样反对强大的联邦政府（尽管其中一些人乐于利用税收优惠和其他形式的公共福利）。自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总统以来（他曾打趣说英语中最恐怖的9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共和党的核心一直是减少税收和福利、削弱国税局的执行力，并将国家安全机构以外的所有政府机构刻画为浪费的或是邪恶的。共和党越来越多地利用种族歧视和其他严峻的社会问题（例如堕胎和同性婚姻），尽管这种策略破坏了民族团结，并影响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有效运作的能力。
最近，他们甚至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本身宣战，这对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但与此同时，主流共和党人指望美军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并且普遍倾向于尽早能实现在海外频繁动用军队的目标。这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所代表的新保守派，与林赛·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和已故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等著名参议员以及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国务卿迈克·庞培（Mike Pompeo）等潜在总统候选人的观点。
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观点至少是前后一致的，主流共和党人则以根本矛盾的方式回答了我们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人
如果支持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包括促进自由贸易，那么就需要一个强大、运作良好的政府来应对这样的政策会带给本国的经济混乱，还需要提供社会福利，以保障人民健康和提供良好的教育，并推进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团结，确保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水准保持世界一流水平。小政府可能会吸引共和党富有的企业阶层，但这与其统治世界的愿望和随之而来的频繁发动战争的要求相矛盾。
此外，长期来看，教育、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的衰败会削弱一国的经济实力，并且，将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首先当作获得党派政治观点的机会的做法（参见下文：班加西），削弱了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所需要的两党支持。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进步主义者（以及一些但不是全部的所谓的拦阻者）位于第三象限。
他们希望国家强大，资金充足，并致力于解决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种族不平等、警察制度改革、金融监管等问题。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政府在国内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在国外可能做什么。此外，他们看到了这些目标之间的直接关联：美国外交政策越雄心勃勃，五角大楼将需要越多的资金，从而减少了对国内计划的资金投入。进步人士还认为，野心过大的外交政策迫使美国支持世界上许多邪恶的政府，从而损害了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不必要的苦难，并使美国显得虚伪。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其他群体，这个群体内部也存在重要的分歧。一些进步主义者希望美国利用其权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权，而另一些进步主义者则担心，这一目标会使美国重新陷入军事干预的滑坡。一些拦阻者（例如我）希望美国避免政权更迭，让欧洲自我防御，并采取更多措施来维护亚洲的力量平衡，而其他进步主义者则反对与中国对峙，因为担心会引发新的冷战。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位于这一象限中的人
都赞成（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外活动，以便国家可以将更多的时间、金钱和政治资本投入到解决国内问题上
。
最后，守旧派民主党人大多位于第四象限。
他们尊重政府权力，并摆脱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任期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倾向。
他们认同进步主义者的信念，即政府应以积极的方式塑造社会，但他们仍致力于实现美国积极有为的全球领导权，
这在1945年至2015年间是常态。他们喜欢所有人们熟悉的外交政策机构——北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并希望美国带头加强或完善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建立新的体系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更深层次上，他们认为，即便不能再像最近几年那样勇于行动，将某些理想传播到其他社会也是美国的职责。就像拜登几乎每天重复一遍的那样，他们希望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并将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大多数进步派人士都认同这一观点）。
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不是它自相矛盾：一个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团结的社会。
相反，问题在于，即使是强大的国家和有力的两党支持也不足以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在美国不再是一个不受挑战的单极大国的时代。
正如美国目前的两极分化程度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在一个国家中，社会建设已经足够困难了，更何况在将来的社会建设者不太了解的、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守旧派将自己局限于技术或气候等关键领域的多边机构建设，那么它们与进步派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拜登在国内无法完成任何事情，那守旧的民主党人是否能够抵抗在国外尝试做更多事情的诱惑？
至于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则遍布整个图谱，因此令人难以捉摸。
特朗普有时像自由放任主义者那样讲话（例如，他不喜欢税收或法规，反对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蔑视法治，并且讨厌所谓的深层国家）。在其他时候，他听起来像桑德斯式的进步主义者，宣称反对愚蠢的战争，并希望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外国竞争。
但是，一旦回想起他的姿态，很明显的是，他更像是在用主流共和党人的方式执政，一贯地赞成庞大的国防预算、要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使用无人机空袭、定点清除以及其他熟悉的外交政策策略，并反复煽动种族和社会分裂。
甚至他的关税政策也有共和党的血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W·布什也曾使用过。这种模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共和党与他的具有破坏性的滑稽行为相伴相生。
归根结底，特朗普只是现代共和党更粗略和更直白的表达。
即使特朗普决定在2024年不再参选（几乎没有定论），可能的竞争者（蓬佩奥、科顿、副总统迈克·彭斯、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前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等）也将渴望赢得他的祝福。不难发现，即使鳄鱼老大不再统治沼泽
[1]
，也很难看到共和党内的任何人敢于偏离当前的共和党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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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10/10/us/trump-properties-swamp.html
对未来四年，我们应当有何期待？外交政策充满了惊喜，但我敢打赌，拜登实施的外交政策更接近进步主义的克制派，而不是像其可能任命的主要顾问所引导人们认为的那样
[2]
。
美国无意于发动新战争，国内也有大量的未完成的事务，想想新冠疫情、经济复苏、黑人人权运动、选举改革等问题。
拜登将全力以赴，民主党进步派将反对任何老式自由主义霸权的暗示，而且他无法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和共和党进行合作。
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将使美国很难或者不可能达成关于气候、数字治理、全球卫生或贸易改革领域的有效且急需的协议。
我通常会警惕做某事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的假设，但是当前确实也无法改变瘫痪的局面。不幸的是，这就是选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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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7/31/inside-biden-campaign-foreign-policy-team/
参考文献：
[1]关于“沼泽”的比喻，参见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10/10/us/trump-properties-swamp.html
[2]关于拜登可能任命的顾问人选分析，参见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7/31/inside-biden-campaign-foreign-policy-team/
文章来源：
STEPHEN M. WALT, The Election Is Over. The Ideological Fight Is About to Start,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7, 2020.
网络链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07/the-election-is-over-the-ideological-fight-is-about-to-start/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方向20级研究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