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至1271年（至元八年），宣布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史学界一般把1206—1271年长达六十五年的这一段时间称为汗国时期。学术界一度认为这一时期没有国号，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大批署名为“大朝”或“大朝国”的汉文材料被梳理出来，“大朝”被指向为元朝建号前的汗国时期的国号。值得关注的是，类似材料不只出现于汉文史料中，西夏文文献材料里同样不乏“大朝”或“大朝国”的相关史料。
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葺灵武旧城，于城墙中发现大批西夏文献。这批材料现在大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金光明最胜王经》即是其中之一。文献卷首载有“一行沙门慧觉”所集《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一篇，卷尾存留了陈慧高等人施印的跋文一篇，两则材料都提到了“大朝国”。需要指出的是，“大朝国”对应的西夏文，学界最初翻译成“大界国”，史金波先生后来修正为“大朝国”。如今，我们可以在更多的西夏文献中找到对译材料，作为这一正确修改的补充证据。例如，《类林》卷三《忠谏篇》“婴朝服而至”、卷九《歌舞音乐篇》“诸侯来朝”等句中之“朝”，西夏文皆使用“大朝国”之“朝”的对应之字。《流传序》提及“夏国冬出叶落为池，大朝国兴”，即言朝代更替。发愿文言“故大朝国京师信众施主陈慧高……番国旧印板陷入亡国中，故此施舍净财，令雕新字。始于乙巳年（1245）八月十五日，丁未年（1247）内刻毕”，则明确记载经典旧板不存，大朝国时期重刻的起止时间。除《金光明最胜王经》外，署名“大朝”或“大朝国”的材料，主要发现以下几种：
1.大朝国甲辰岁（1244），蒙古汗国太子阔端所施《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并《总赞叹祷祝偈》。民间收藏，德宝2014年上拍。
2.大朝国丙午年（1246）正月初五日，寂利慧照施印《佛说父母恩重经》。民间收藏，中贸圣佳2020年上拍。
3.大朝国戊午年（1258）九月十五日印毕未知文献残叶，敦煌研究院收藏，为“任子宜旧藏”之一。
4.大朝国庚午年（1270）十月二十五日镂毕《炽盛光》《圣曜母》等经。民间收藏，泰和嘉成2020年上拍。
5.未知刊印时间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页。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藏，黑水城出土，题记中署“大朝皇帝”。
6.大朝国大德四年岁次庚子年（1300）五月梁慧□等发愿题记。民间收藏，仅存题记。
上述文献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页从黑水城出土，大部分属于近年来文物市场上拍的民间材料，具体来源不详，敦煌研究院藏品中“任子宜旧藏”之西夏文献从何而来，亦无记载。这些文献，从相关题记、发愿文所载信息以及文本语言本身看，绝非人为杜撰，真实性毋庸置疑。
署名“大朝”或“大朝国”的西夏文献，最早者为1244年蒙古汗国太子阔端所施《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时间距离西夏覆亡已过去17年，不清楚在这17年内是否也曾有西夏文文献的重刊，但发愿文载“雕印羌、番、汉各一千卷”，即三种民族文字一同刊印，无疑是接续了西夏印经的传统。
有两条材料值得进一步关注。其一是现藏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叶的卷首款题，颇为特殊。其西夏文对译如下：
……耀文宣神谋睿智义制邪去惇睦 大朝皇帝
“……耀文宣神谋睿智义制邪去惇睦”是西夏仁孝皇帝尊号的残缺，这一尊号夏、汉两种文字皆具，汉文全称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题记前面残缺了五字“奉天显道武”，“惇睦”之后较仁宗尊号又缺少“懿恭”二字，代之以“大朝”之西夏文，“懿恭”与“大朝”之间还空留了些许空白。仁宗皇帝尊号，西夏文献中广为可见，这里突然冒出的“大朝皇帝”颇为奇怪，显然不是西夏仁宗的另一称号。合理的解释是，这里的“大朝皇帝”就是蒙古某一汗国皇帝，这件文献也应该是元朝改号前汗国时期的一个刻本。但是“大朝皇帝”缘何与西夏仁宗皇帝尊号合刻在一起？这显然是刻工的一次重大失误。但这一失误没有被检查出来，并开工印刷，原因耐人寻味。
其二是宁夏佑启堂收藏的一件题记所落年款。西夏文译文为“大朝国大德四年岁次庚子年五月”。年款之后一堆发愿者名字出现的译作“七赏”的姓氏，虽不见于目前出土的西夏时期的文献之中，却出现在保定出土的明代西夏文石幢中，二者互证，材料真实性可以确定。材料的特殊之处在于“大德四年”这个时间点。学界一般认为“大朝”及“大朝国”是元朝建号前汗国时期的国号，此前所见汉文材料，最晚者为呼和浩特东郊万部华严经塔中的一条墨书题记“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时间是在至元八年十一月改称“大元”之前，改号之后，按理不应该再使用“大朝”。但这则题记，“大朝国大德四年”，时间距至元八年改称“大元”已过去将近30年。也就是说，在改称“大元”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朝国”一词依然在西夏文献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