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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是怎么打舆论战的？

底线思维 · 公众号 · 政治 · 2024-09-02 14:36

正文

张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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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着黄龙旗下葬的美国人

1897年2月12日，原北洋水师“洋员”、镇远舰帮带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即将在美国纽约海军医院里，接受眼球摘除手术。他突然吩咐护士帮自己把小皮箱拿来，然后又借故支开了护士。

紧接着，整个医院都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马吉芬，这位亲历了甲午战争的美国籍军人，选择用箱子里一把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37岁的生命。人们从血泊中找到一张纸条，那是他最后的遗言：“我的心属于中国，属于北洋水师。”

这一天，正是他的两位老战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镇远”舰署理管带杨用霖的两周年忌日。

而在这之前的两年里，这位出身美国军人家庭，曾在黄海大战里浴血奋战，回到美国家乡后迅速成名，被美国人尊称为“马吉芬少校”的传奇人物，内心却长期沉浸在巨大痛苦中。不止因为北洋水师老战友们的相继殉难，也不止因为战争给自己留下的伤痛。而是他吃惊地发现：作为甲午战争中战败一方的清王朝，以及在战争中付出牺牲的清军官兵，竟然遭到美国媒体多年如一日的嘲讽抹黑。

在当时美国的各类报纸刊物里，对于清军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嘲笑丑化，堪称比比皆是。至于战胜一方的日本，却被美国媒体各种吹捧。在美国记者的笔下，日本军队不但纪律严明战斗素质奇高，而且“对美国人极其文明友好”。初回美国时，马吉芬仅仅因为反驳了美国记者“日军文明”的说法，就被扣上了“辱日”帽子，遭到各种口诛笔伐。

因此，不甘受辱的马吉芬，在这两年里，一直奔走在各类演讲活动中，竭力告诉美国人甲午战争的真相。曾被美国海军拒之门外的他，还穿着北洋水师的军服，出现在美国海波特海军战争学院，为学员们讲述真实的甲午战争。他在为美国报纸刊物撰写的文章里，不但盛赞了丁汝昌等老战友的伟大品格，更怒怼了美国媒体对北洋水师的种种丑化：“中国海军，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贪生怕死、昏庸无能。我们的同胞，总是在侮辱中国海军。”

但他的这些努力，在当时的美国却是苍白无力。特别是他那些为北洋水师“正名”的言论，却被人嘲笑是“精神出了问题”。扭曲的舆论加上病痛的折磨，让他终于在丁汝昌忌日这天，做出了悲剧的抉择。几天后的葬礼上，他盖着北洋水师的黄龙旗下葬，墓志铭由他的父亲亲笔撰写：“谨立此碑纪念一位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把人生献给另一面国旗的勇士。”

后世很多年轻的中国人在读到他的结局时，也常常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明明是作为被侵害一方的中国，却遭到美国媒体如此罔顾事实的丑化？其实，这正是甲午战争前后，西方媒体态度的缩影：战争中承受了巨大伤亡，战败后更割地赔款的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多少同情，反而成了诸多西方媒体的靶子，长期被冷嘲热讽。相反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不但攫取了大量实际利益，更借助这场侵略战争，成功在国际舆论场上打造了自己“文明”的人设。

舆论战场上，大清输得比水陆战场更惨。

晚清舆论的闭塞且自大

如果你真能穿越到甲午年间的晚清朝堂上，指责晚清“名臣”们打输了舆论战。那么晚清外交家黄遵宪的遭遇会告诉你：给晚清官员说“舆论战”这个词，其实是高抬了他们。

1894年8月1日，清王朝正式发布宣战谕旨，甲午战争爆发。而距离战场千里之外的新加坡，46岁的清王朝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正对着一堆书稿唉声叹气。这位曾在日本生活过五年的晚清外交人才，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七年（1887年），就完成了50万字的《日本国志》，该书涵盖了近代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第一手真实资料。甲午战争的突然爆发，更让这本书堪称晚清君臣最急需的“宝典”。

但就是这样一本“宝书”，自从修订完成后，就是命运多舛。黄遵宪曾经试图由总理衙门官方出版，尽管有张之洞等重臣力荐，总理衙门的反应却异常冷淡。后来他又找到了广州当地的书局，结果也是被一拖再拖，甲午战争爆发时，此书的出版依然遥遥无期。直到甲午败局已定，这部书才终于得以刊刻，然后迅速封神，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花样点赞。而从甲午战败到抗战胜利的半世纪里，它也被一版再版，是中国一代代进步人士的必读书目。

可笑的是，就是在大清正式宣战的这天，大清朝堂上的“名流重臣”们也没忘了翻书。某位大臣当天就“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大战当前，他们宁可从四百年前的明代史料里找经验，也绝不看一眼真实记录当前敌人的《日本国志》。

同样是甲午战争宣战前后，大清朝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却正在法国忙得团团转。这位“大清裱糊匠”李鸿章的实在亲戚，身为驻外公使，却对外语一窍不通，外文报纸自然也极少看。人在法国的他，主要靠英国员工马格里来搜集情报。而马格里带给他的，基本都是英国坊间小道消息。诸如“英国反对甲午战争”“俄国给日本施加压力”等假新闻都是这么来的，然后被龚大人照单全收，成了清王朝眼中极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一个对《日本国志》极度无视的朝廷，一群连外语都不明白，外国报纸也不看的外交官。对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魏源《海国图志》遭到的凄凉局面，我们不得不说，洋务运动这么多年，这大清的进步，着实进步得可怜。如此“可怜”的大清朝，要求它去打好舆论战？几乎奢求。

说起甲午的舆论战，很多后人都在关注“晚清媒体”的槽点，比如战争爆发时，《字林沪报》等媒体那喊打喊杀的文字，以及战场败退连连时，《电视斋画报》等报纸那一篇篇公然造假，将败仗一次次说成胜仗的新闻报道。但比起这些活剧来，晚清舆论战真正的失败，还在于高层的无知，从头到尾，无论洋务派还是顽固派，脑筋里都毫无“舆论战”这根弦。

所以，在甲午战争的舆论层面，清王朝的做法，往好听点就是简单粗暴。美国人丹涅特这样形容清王朝“舆论战”中的无能：“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一百多年后，学者阚延华也发出了一声长叹：“翻遍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国外公众阅读的资料。”

而比起晚清重臣们对于舆论战的无知，日本却在挑起战争前，就高度重视舆论战。当大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法国乱收小道消息时。日本驻日公使青木周蔵，则给日本政府报告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

在整个甲午战争的舆论战里，日本也是做戏做全套。清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记者随军采访，日本则主动邀请了129名西方记者。日本本国更有66家媒体，向前线派出了一千多名记者。整个战争进程里，日本也做足“摆拍”，诸如“优待清军战俘”“攻克清军阵地”“救助朝鲜难民”等“大新闻”，都是从文章到图片，舆论造到极致。诸如青木周蔵等日本驻外公使，还亲自下场撰文。

但清王朝之所以输到体无完肤，不止是“态度”与“做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日本两个至今值得我们警觉的伎俩。

甲午战争海战图

并没有过时的把戏

日本“舆论战”的第一个“拿手好戏”，就是他们的“钞能力”。

比如上面说到的青木周蔵，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了打好舆论战，拼命向日本当局要钱。但千万别以为他们是“钱多人傻”。日本当时高薪聘请了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以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打造日本“文明”的人设。在甲午炮声还没响起时，相关的文章已经开始了“轰炸”。

而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里，日本更把现代新媒体常见的“买水军”“请大V”等套路，提前一百年玩到熟练。日本当时在西方媒体投放的“有偿新闻”，都有明码报价：日本在中央通信社发一篇新闻，价格是100英镑，而在路透社发一篇？价格是606英镑。要知道，在当时的英国，一名教师的年薪也不过85英镑。这“公开费用”，简直不惜血本。

所以如果回看甲午战争时期的西方媒体报道，我们会看到一堆“奇文”。战争爆发初期，《纽约先驱报》就说“日本解放朝鲜”，《泰晤士报》说日本的出兵“保障朝鲜安全”。在灭绝人性的旅顺屠城后，《泰晤士报》更用大量篇幅，绘声绘色描述日本如何救济难民。其实，都是钱到位了。

甚至，在甲午战争的一些大事件上，更常见当时一些“西方大V”跳出来给日本背书。1894年7月23日，搭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击沉。如此“打英国脸”的行为，引发了英国舆论的愤怒。但没多久，剑桥大学法学系教授韦斯特莱克以及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等人，就相继发表高论，认为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中国一方。诸多英国媒体也相继改口，原本令日本陷入舆论被动的“高升号”事件，就此反转。

对比一下这些年里，每当有“日本知名人物”去“拜鬼”时，总有各种“清醒人士”发表高论，花样洗白当事人。对比历史必须说，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老伎俩了。

1894年10月6日《伦敦新闻画报》所描绘的中国高升号运兵船被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击中后，开始沉没。

但日本“舆论战”比“砸钱”更让我们警觉的，是他们的“洗白”手段。

还是以“高升号”事件为例：日本在进行媒体公关时，不是简单的“砸钱造舆论”，相反是几步走的花招：第一步，模糊责任，把冲突的起因，说成“中国军舰态度极不友好”，在细节上修改真相。第二步，混淆视听，淡化主要矛盾。他们抓住“日军营救落水欧洲水手”这一个新闻点大做文章，且让收够了好处的被救水手出面替日方背书，成功转移了公众视线。第三步是汹涌的舆论攻势，几大收足好处的西方媒体齐上阵……

而在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后，面对诸多亲历事件的西方记者的报道，日本的表现更好似戏精上身。首先是造舆论，对旅顺屠杀的真实性避而不谈，反而大肆渲染“中国虐待日本战俘”等谣言，伪造了大量“中国军队残暴弑杀”的材料，散布“日军只是合理报复”的论调。而后伪造现场，邀请西方记者前去报道。

被日本“重点投资”的《泰晤士报》，这次更是急先锋。在报道了“日本救助难民”的话题时，《泰晤士报》笔锋一转，说“大部分回到那里的人他们都同意那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已经是犯罪，但也说是可以谅解的”。这等于是不动声色，就否定了日本的屠杀罪行。对那些有关“旅顺屠杀”的新闻报道？《泰晤士报》更是直接一棍子打死：“那些外国记者给军队造成的令人厌恶的流言已经被驳斥了”。

在“用一个谎言替代另一个谎言”这一技巧上，从甲午到今天，类似的把戏，在西方某些媒体身上，早就屡见不鲜。

三十七年后的叹息

很多国人说到甲午战争，常说这是“梦醒之战”。但在“舆论战”方面，至少民国的“精英”们，真的没醒。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而日寇的“舆论战”，也是故伎重演，他们在全球各大报纸上投放新闻，宣称日军是“对中国军队暴行的反击”。甚至当南美几个国家的报纸，刊登“济南惨案”的真实报道时，日本驻该国使馆竟亲自下场，威胁报社撤回报道。《泰晤士报》更是再次为日寇摇旗呐喊，甚至“感谢日军在济南的仁慈”。

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呢？只是一句简单的回应：“对日案切勿擅自通电发表”。

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里，侵占东北的日寇，更在舆论战里无所不用其极，侵略战争被美化成“保卫日本利益”，西方媒体上，一批为日寇背书的“西方专家”们，大呼“中国排外招来日本反击”，其颠倒黑白之本事一如既往。那位至今还在某粉丝群里中极有号召力的“总裁”，却对他的“少帅兄弟”私下一句话：“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从甲午的“不会打”，到抗战爆发时的“不敢打”，近代中国在舆论战里吃的亏，就是那个落后挨打时代，最生动的缩影。

参考资料：钧正平：130年前的甲午之战中，大清王朝早已在另一个战场不战先败

阚延华：甲午战争中的中日舆论战

陈悦：他选择了中国——马吉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