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英国族群问题与身份政治之争

执笔人：王展鹏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吕大永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4年第12期；当代世界

内容提要

关键词

2024年7—8月，英国绍斯波特镇发生恶性伤害儿童事件，并在极右势力煽动下迅速发酵，导致新一轮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街头抗议，最后演变成一系列骚乱和暴力活动。这场暴力骚乱持续近三周且蔓延至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诺丁汉、贝尔法斯特等主要城市，对社会秩序和工党政府造成巨大冲击。面对乱局，工党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逮捕骚乱参与者和谣言散播者千余人，此后事态才逐渐平息。这一事件使英国尖锐的族群矛盾与身份政治之争暴露无遗。

21世纪以来，英国外来族裔规模不断扩大，多族群融合社会的特征更为显著。一方面，随着欧盟扩大与欧洲一体化深化的同步推进，来自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移民成为非英国本土出生白人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英国非本土出生的白人数量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危机相继爆发，如“9·11”事件、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等，大量穆斯林难民涌入英国。在此背景下，英国族群结构变化呈现两大主要趋势。

一是白人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从2001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来看，英国白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呈明显下降态势：从2001年的92.11%下降至2021年的83.04%。其中，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更为明显。以占全国人口比例超过97%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为例，2001年这些地区本土白人人口比例为88.2%，2011年降至83.5%，而2021年则进一步跌至75.4%；相比之下，少数族裔人口比例稳步上升，其中亚裔与黑人群体的人口比例上升尤为明显。

英国非法移民庇护申请量创20年来新高。图为2023年8月24日，非法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移民被边防队营救。 （epa/IC photo）

二是宗教多元化背景下穆斯林群体人数迅速增加。除种族因素之外，宗教也成为认识英国族群问题的又一重要维度，其中以覆盖群体多、增长迅速的穆斯林最为突出。当前，伊斯兰教已成为英国第二大宗教，覆盖了包括南亚、中东、东南亚、非洲、中亚，乃至东欧、土耳其等众多少数族裔群体，其总人数虽远不及基督教人口，但增速十分显著。2001—2021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从154.5万人增加到386.8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从2.97%增加到6.49%；苏格兰地区的穆斯林群体比例从2001年的0.84%增长到2021年的2.20%；而同期北爱尔兰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占比从0.1%上升至0.57%。相比之下，其他宗教群体人口基本维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族群结构变化使英国族群问题加剧，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英国族群问题表面缓和，实则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二者相背离的趋势十分突出。一方面，21世纪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和平权运动的政治正确叙事不断强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于血缘、肤色的种族主义的蔓延，使英国社会在族群问题上的包容度增强。例如，2024年2月，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移民、黑人和穆斯林群体持负面态度的占比均不超过20%，超过70%的英国民众认为应该给予各族群平等的竞争机会。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利用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危机，扩大自身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主流化趋势。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以及后来的改革党选民支持率远超老牌极右政党英国国家党，他们以移民问题为突破口，将族群人口结构变化与移民涌入、底层民众机会丧失、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英国社会极化的重要推手。英国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英国仇恨犯罪达14.5万起，远多于2012年的4万起，其中七成与种族和宗教有关。

第二，英国族群矛盾加剧主要受经济利益因素驱动，但社会极化也给传统种族主义重新抬头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随着21世纪初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移民成为身份政治新的重要维度，其既与种族身份有着天然的联系，又日益成为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焦点问题。英国本土民众对外来移民带来经济竞争的担忧持续上升，认为英国政府给予移民的特殊待遇使本土民众的处境变得更为困难。例如，中东欧移民的涌入加剧了英国本土中下层白人的就业竞争与社会福利短缺，而技术移民的增加也扩大了民粹主义在中产阶级群体中的社会基础。

除经济利益因素外，外来族裔、有色人种特别是穆斯林群体更多面临关于文明冲突叙事的挑战。在“脱欧”背景下，英国右翼排外势力趁势挑起了英国白人和外来族裔之间因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观分裂导致的“文化战争”，而英国国家党等极右翼团体在种族立场上更加激进，强调外来族裔特别是穆斯林群体的世界观与西方传统世界观对立，渲染伊斯兰教与暴力“圣战”存在联系、欧洲存在“伊斯兰化”风险等。

第三，因族群矛盾导致的骚乱日趋激烈，凸显国家治理困境。历史上，英国的大规模族群骚乱相较于美国、法国而言数量不多，更多限定在特定族群之间，影响程度有限，例如，1958年诺丁山爆发的白人与加勒比工人之间的骚乱，2001年奥尔德姆、布拉德福德等地本地印巴裔、反法西斯群体与支持英国国家党的极右翼白人之间的冲突，以及2005年伯明翰加勒比黑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但2011年以来，英国因族群矛盾导致的大规模骚乱的激烈程度、社会参与度明显增大，影响范围显著扩大。2011年，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地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枪杀黑人，引发民众抗议，英国社会众多下层白人和有色人种卷入其中，演化为战后英国最大规模的族群暴力冲突，折射出英国民众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下对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不满。2024年8月，英国多地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参与群体众多，并最终演化成席卷全国的骚乱，反映出当前英国民众对移民、穆斯林问题的关注。白人极右翼群体有针对性地攻击清真寺、移民安置酒店等场所，被捕的骚乱参与者绝大多数为白人，英国政府也将此次骚乱定性为极右翼暴动。但骚乱后，英国社会对极右翼群体提出的反移民和反穆斯林主张也表现出一定认同，多数民众反对骚乱中右翼采取的极端方式而非其主张，有近六成民众同情参与和平示威的右翼群体。

2024年11月4日，苏格兰格拉斯哥郡，英国首相斯塔默出席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并发表讲话，表示英国将加倍投入资金用于边境安全，并把组织偷渡的蛇头与“恐怖分子”相提并论。 （Russell Cheyne/澎湃影像/IC photo）

“身份政治”一般是指某一身份认同群体为争取其成员的平等和权利而采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这一概念的兴起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来阶级政治的弱化。在“后阶级”身份政治中，“身份”概念不断演变，从种族向宗教、性别、性取向等议题拓展。近年来，身份政治成为西方政治、社会运动的新形态，呈现出种族、宗教、移民、性别等多维度身份议题激烈博弈的特征。

第一，身份政治推动了排外主义、民粹主义与反移民诉求的结合，使之成为英国当前族群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英国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出现了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联动的趋势，排外、仇外与反移民成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类边缘势力实现主流化的工具。极右翼群体通过渲染移民涌入带来的族群变化的危害，制造国家危机的叙事。首先，外来族裔和移民削弱了英国原有群体的身份认同。随着族群结构的不断变化，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乃至非本土白人与英国本土白人之间，在语言、宗教、价值观、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显现，导致“文化战争”和文明冲突的风险加剧。其次，外来族裔和移民大量增加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副产品，侵蚀英国的国家主权和自主性。例如，在关于“脱欧”的辩论中，极右翼群体认为欧盟是强加在英国人身上的“枷锁”，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口，英国需要通过脱离欧盟“夺回主导权”。最后，外来族裔和移民涌入加剧了英国本土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经济困境，使之进一步边缘化。民粹、排外势力宣传外来人口的涌入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剥夺了本土英国人的就业机会。极右翼群体通过建构“他者”身份，强化本土白人等群体排外的身份认同，将外来族裔特别是新移民当作“替罪羊”，把他们描绘成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原因。

第二，身份政治对穆斯林群体的排斥激化族群矛盾，加剧宗教和文化冲突。近年来，英国民众对穆斯林群体的恐惧、排斥甚至仇视情绪不断上升。根据英国伊斯兰人权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英国人排斥穆斯林的原因中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威胁英国民主制度、与英国基本价值观不相容、支持极端主义、威胁国家安全、不尊重女性权利。尽管在2024年8月的骚乱中，肇事者是穆斯林非法移民的谣言很快得到澄清，但骚乱后的舆观民调仍显示，75%的英国民众对激进穆斯林群体存在的恐惧感高于对极右翼暴徒的担忧。

英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主要来源于穆斯林群体在融入英国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政府政策应对失当以及关于跨国恐怖组织的叙事。穆斯林群体在宗教传统、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上与英国主流社会差异明显，并且分歧持续拉大。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的民调显示，65%的英国穆斯林主张将开斋节列为国家节日，而仅有21%的英国民众支持这一主张；在政党、宗教与法律问题上，超过八成穆斯林希望建立自己的政党，而近半数的英国民众不赞同；77%的穆斯林希望将伊斯兰教定为英国国教，而超过六成英国民众表示反对。

英国政府的政策在鼓励少数族群融入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摇摆，其所推行的语言、价值观、经济社会融入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成效；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副作用是导致穆斯林规模不断扩大、相对封闭的群体进一步固化。随着英国族群矛盾加大，卡梅伦政府在2011年大规模族群骚乱后匆忙宣布放弃政府主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使国家在促进文化包容和多样性方面的政策工具更加缺乏。

身份政治叙事将穆斯林群体与极端势力乃至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这成为英国社会排斥穆斯林群体的重要原因。“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恐怖袭击，英国经历了2005年的“7·7”爆炸、2016年前后的“伊斯兰国”系列爆炸等恐袭。英国政府的研究报告认为，这些恐怖袭击大多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联。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在引发社会对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英国民众对穆斯林的排斥，针对穆斯林群体的犯罪活动大幅增加。

第三，身份政治成为政党博弈的新战场，削弱国家解决族群矛盾的能力。移民政策、族群平等立法上升为政党博弈的显性领域。20世纪末以来，工党和保守党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分歧加大，但因面临来自极右翼势力、民粹主义政党的竞争，两党在收紧移民政策问题上也有趋同的态势。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未能达到增进各民族团结的目标，反而放大了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保守党在英国“脱欧”后不断右转，在社会平等、族群关系问题上的政策乏善可陈，助推了身份政治发展。在移民政策上，2010年以来，连续五届保守党政府提出严格限制移民净流入规模的目标，实施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但都未能改变移民净流入数量不断上升的状况，这给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借移民问题影响主流政党和国家政策提供了空间。

改革党等极右翼政党和其他民粹主义团体、极端组织，如英国防卫联盟，把反移民、排外作为吸引中下层白人和边缘群体的手段，提出净移民“清零”的激进主张，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他们在英国政治中虽处于边缘地位，但其舆论塑造力、破坏力与撬动政党政治平衡的能力不断加大。此外，这些群体借助互联网、新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与煽动性言论，使许多原本中立的普通民众及社会边缘群体改变立场，激化了族群矛盾。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少数族裔因不友好的政策、社会环境产生疏离感，导致国家认同弱化。英国政府加大针对非法移民、难民的执法力度，也引发了如何平衡保护公民权利与保障公共安全的宪法争论。

2024年7月，英国工党时隔14年重新上台执政，但一个月后英国即爆发了严重的种族暴力骚乱，族群矛盾、身份政治之争呈现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态势，增加了斯塔默政府应对这一挑战的难度。斯塔默政府的应对思路主要是在推动“国家复兴”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尝试整合经济社会政策的综合性解决方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但从英国族群问题的历史特别是当前内外部的复杂制约来看，英国族群和身份政治之争的前景不容乐观。

第一，工党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引导强化民众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以期实现国家团结。长期以来，英国历届政府采取的反歧视立法、社会融入与多元文化主义三管齐下的政策效果有限。工党重新执政后，汲取历史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教训，承认自由放任、单纯鼓励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会加剧“文化战争”和社会分裂，因而主张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利用2024年8月骚乱后人心思定的契机，建立有利于团结最广泛族裔群体的英国国家身份叙事，增强多民族共同归属感，避免留下被右翼势力利用的叙事真空。

第二，工党政府希望通过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手段，寻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长期解决方案。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不均衡是族群矛盾激化的深层次原因。斯塔默政府上任伊始就强调其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社会财富，通过提高全社会整体收入、社会保障水平，为推进族群融合的计划打下坚实基础。工党政府在2024年秋季预算中提出同步增加公共开支、政府借贷、富人群体的税收，其目标之一就是增强政府解决社会、族群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立法和司法手段仍是解决族群问题的主要抓手。新一届英国议会宣布的40项关键领域优先立法事项包含了《边境安全、庇护和移民法案》等四项边境和社会安全领域法案；工党政府还计划出台综合性的《平等（种族和残疾）法案》，搭建包括残疾人政策、种族差异、性别平等方面立法的总体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