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长对教授来说未必是多大的官” | 悼念恩师李龙先生

我没有父亲了——悼念恩师李龙先生

像戏剧一样，像做梦一样。

2020年12月2日下午4点10分，飞机已推出跑道，手机还没有来得及关机，收到一条信息，是学院书记的，两个叹号，语气急迫：“李老师走了！我在医院。你马上来吧！”未及反应过来，飞机发动机轰鸣声骤然变大，舷窗外的建筑快速后退，机身一抖，腾空而起，我犹如五雷轰顶，往后瘫坐在椅子上。在颠簸的机舱里，心绪难平，拧开矿泉水瓶，想喝口水，却忘了自己还戴着口罩，灌了自己一身，衣服像心情一样，湿漉漉，冰凉凉。这时往事一幕幕浮上眼前，耳边仿佛回响起老人家的话语。

1993年夏末，初上珞珈山，没有军训，直接开学。教三002阶梯教室开学典礼上，马俊驹院长讲话之后，是一位戴着鸭舌帽的教授致辞，满口湘音，具体讲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一句：“我的伯父，是著名的hua学家。”后来才知道，先生的伯父李祖荫老先生早年东渡，负笈日本修习法律，学成回国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法学教授，后创办湖南大学法律系，曾担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先生原来说自己的伯父是法学家，在讲自己的家学。后来先生上《法学基础理论》课（那时候还没有更名为《法理学》），同学们常抱怨听不懂先生的乡音，尤其是说到科克、汉密尔顿这些人名，先生的发音让同学一头雾水，他先是抱歉地笑笑，逼急了他就面红耳赤地批评我们，说根据上下文猜不出他讲什么，也有我们的错。大家觉得，这个说方言的老头虽然不肯认错，但还有点可爱。

先生的方言，是他显著的标志之一，但他非凡的演讲能力，却丝毫没有受语音的影响。历年开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文采飞扬，寓意深刻，荡涤过多少法科学子的心灵！场场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会上的点评，一针见血，要言不烦，启悟了多少青年学生的智慧！先生教育弟子，也非常强调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先生曾说，1980年代他还在名不见经传的湖北师范学院任教，某次参加全国法理学年会，在沈宗灵先生发言之后，他站起来即席发表了一通不同的看法。言辞犀利，却字字在理。这个精彩的发言，引起了沈先生对他的注意，随后对他提携良多，开启了两代学人之间长久的友谊。

“言为心声，语为心境”。先生语言的魅力，背后是他深厚的学养和缜密的逻辑。

入先生门下念法理学，还没有来得及办完入校手续，就接到先生布置作业。我求熊冬英老师带我进法学院资料室（法学院图书馆前身），以特别手续，获得无证阅览、借阅的权限。埋头书海数周，交上作业，老师当时没说什么。下次再去府上，先生外出未归，等候之间，师母说，你最近写了什么文章，你老师很高兴，说写得好。学术新鲜人，得此鼓励，心花怒放。硕士念完，又继续跟着先生读博士、留校，一路走来，得到先生颇多奖掖。先生弟子众多，早期毕业和晚近入学者，年龄相差很大。一次有个半大不小的官员，曾受教于先生，回汉请先生吃饭，先生带我赴宴。那个官员可能嫌我青涩寒酸，跟先生戏谑说，招这么年轻的学生，没法以师兄弟相称啊。先生正色道：“你不要小看他，他是有水平的。”

此后多年，我如沙般疏懒，又创办了一个小公益机构，庶务缠身，没有遵循先生“五个一”的教诲（即讲好一门课，有一本代表性著作，一篇代表性文章，一个重大课题，一个重要奖项），成果稀疏，晋升受挫。形成惯性后，就不太爱动笔，美其名曰述而不作。每至先生案前，先生总说，“你是有水平的，为什么不多写些文章呢？”后来又说，“你懂外语，又熟悉西方学术规范，为什么不发SSCI呢？”我总是无言以对。

先生知人善任，或者说对后辈宽容提携，鼓励多于苛责。经常出人意料地把重大任务交给素人完成。可能是相信learning by doing吧，有老师的点拨和勉励，干着干着，任务完成了，学生也因这个难得的机会和信任，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两年前，先生创办的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有人事变动，先生力主我担任执行院长，使我得到宝贵的历练才干的机会。

生性自卑的人，更吝啬于赞美别人；只有自信的人，才能给他人赞美、信任和期待。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说：“人性中最深切的禀质乃是被人赏识的渴望。”先生正是以自信和大爱，极大满足了他身边的人被赏识的渴望。

1997年冬，在硕士一年级的法理学课上，我坐在第一排。课间先生突然踱到我面前，说他刚从北京开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回来，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Exchange with China，简称CLEEC）即将停止工作，代之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联合发起和推动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扩大两国在法律领域内的交流和合作，让我学好英语，将来经由这个计划赴美深造。旁边听到先生言语的同学十分艳羡，我也十分向往。要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爱德华兹教授（R. Randle Edward）创办的CLEEC项目，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资助了一大批中国学子赴美攻读LL.M.学位，这些人回国后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希望弟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心愿。先生说的信息后来没有兑现，但出国深造的愿望却像种子一样在我心中扎下了根。2005年，我终于获得爱德华兹奖学金，赴美访学。我在美期间，先生由汪习根教授陪同，访问美国，我全程跟随。先生在美期间，正好赶上哥大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为著名中国法专家陆思礼教授（Stanley Lubman）庆祝七秩寿辰，先生受邀参加酒会。可能因为旅途劳累，打完一圈招呼后，先生不想扫我和汪老师的兴，就不辞而别，一个人离开，回我为他预订的联合神学院客舍休息。人头攒动，我们一时也没有注意到。待我们觥筹交错social结束后，突然发现先生不见了，大惊失色，一路寻回客舍，发现先生已经在房间休息。我们问先生怎么回来的，他说自己的确迷路了，但求助警察，被警察送了回来。我很好奇他怎么跟警察沟通，他很得意，说就跟警察说了四个单词：“one，two，three，Broadway”。联合神学院就在曼哈顿123街和百老汇大街的路口。他的机智，把我们笑昏了。

先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却对西方的理论很关注，也很熟悉，尤其是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他早年学过俄语，后又自学过英语，此外我还隐约记得他提过自己学医的时候学过拉丁语。他常鼓励我们学好外语，睁眼看世界，吸收借鉴一切文明成果。他能写一手漂亮的西文字母。我的出国推荐信上，他将自己的姓氏签作Lee，飘逸美观。我有一次穿了一件Lee牌T恤衫去见先生，他打趣问道，“你衣服上怎么有我的姓？”

虽因时代的局限和年龄的原因，他无法做到将外语作为工作语言，但思想从不狭隘自闭。

先生恶趋附而好耿直。学生时代，他的老师韩德培被打成右派，众人皆避之而不及，只有他坚持上门求教。此后因言获罪，多年囹圄之灾，仍未使他改掉狷介孤傲之气。法学院已退休的余运鹏老师给我讲过一则轶事：先生任副院长期间，在一个场合上直抒胸臆，让在座的某些人如坐针毡，余老师就扯先生的袖子，先生回头正告曰：“我说的是实话。”1990年代初，先生以民主党派身份，有机会担任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几乎走完所有的程序，组织部门最后来谈话的干部希望先生表态感谢组织培养之类，居高临下说，来当厅官，应该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吧，不料先生怼了回去，说：“厅长对教授来说，未必是多大的官”。这个“提拔”，也就没了下文。

先生在廉洁和对待金钱的态度方面，也足称楷模。前年先生新著《中国法理学发展史》出版，学校社科院拨款，让我为其操持新书发布会，会后没有用完的余款，他坚持让我退回学校。

卢梭说，“我们之所以爱一个人，是由于我们认为那个人具有我们所尊重的品质。”这么多人爱先生，是因为他有巴金所说的说真话的力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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