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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10多年前的事了，一篇名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发很多共鸣。文章讲的是城乡差距，大意是：农家子弟需要多奋斗许多年，才有机会和城市家庭出身的同龄人平起平坐。
再过几年，又有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同样流传广泛。而它讲的是，即使多奋斗很多年，不同阶层出生的人其实有很多鸿沟是再怎么后天努力也弥补不了的。
提这个，是因为收到《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作者黄灯下面这篇稿子，读完后突然想到。同样是寒门子弟的故事，当然，这篇讲的更多是时代差异。
越来越有一种声音，80、90年代出生的人，是最惨的一代。而倘若出生在贫寒之家，则更惨，读好一点的大学、在城市买房并立足，对贫寒之家而言，这样的机会愈发减少。黄灯生于70年代，她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得以立足广州的故事，并自问：晚生10年，我会怎样？她觉得答案是明确的。
广州立足记
文 | 黄 灯
2002年，我从武汉南下广州读书，没想到这一次选择，竟让我和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一待就是15年。虽然到现在我都不习惯广州的气候，但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所有的地名中，除了故乡，广州让我感到最为亲切。
现在看来，这座城市之所以如此深刻地嵌入我的生命，除了个人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她也承载了我很多亲人的命运。无论如何，在近二十年来剧烈的城乡变动中，对我的亲人而言，广州同样是他们除了故乡以外最熟悉的地名。
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梳理了很多亲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但对于我自己和她的关联，却较少涉及。现在回忆起十几年来各种偶然或必然的选择，我发现自己也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很多戏剧性的遭遇。
1.
因为读书，我来到广州
我有很多高中同学，因为南下淘金、做生意或者打工留在广州，与他们不同，我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2002年硕士毕业后，我冲着中山大学中文系程文超教授而来，考到中大念博士。尽管现在回忆求学经历风轻云淡，但对那时的我而言，还是经受了不小的波折。
以现在名牌高校深入骨髓的“第一学历至上”的“血统论”来看，我算是一个起点非常不体面的人。
我1992年上的大学，是一所地方专科学校，母校在多年前被另一所学校合并，成为本科。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求学经历和同龄人没有任何差异，都是按部就班地在乡村小学（先后就读于湖南省汨罗市长乐镇隘口村小学、汨罗市三江镇中心小学）、中学（汨罗市三江镇中学）念书。中考时，因为两个姐姐读的是师范学校，十八九岁就能参加工作，家庭经济压力不大，于是我选择了念高中，来到了湖南汨罗一中。
和现在耳熟能详、杀气腾腾的高考故事比较起来，不得不说，我的高中除了物质上稍微贫瘠一点（只有基本生活费，没有太多零花钱，穿衣服比较简陋，主要是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学习上没有承受太大的压力。
第一，学校几乎不补课，不打疲劳战，强调学习效率。除了进入高三那年的暑假，因为文理分科提前一个星期开学外，我没有任何周末补课的记忆，也没有任何熬夜的印象，以致这种良好的作息时间，成为我此后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也养成了我高效做事的作风。
第二，学校不搞题海战术，不搞重点班，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当年的罗林祥校长强调，学生必须先睡好，才有精力学习。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中，老师不可能搞题海战术，因此很重视通过做题让学生掌握解题的方法、理解解题的思路，做题成为学习的重要途径；而不像今天，做题直接沦为刷题，老师们竟相透支学生体力以提高考试成绩。
更让人感慨的是，在当时的八个平行班中，学校没有设置任何重点班，所有老师均衡搭配，但这并没有影响整体的高考成绩，当年湖南省文理两科的状元，就出自这些普通的班级。
高考后，我以四分之差，失去了上本科的机会，原本想复读一年，但父母认为专科和本科差别不大，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女孩子能考上大专也不错，这样我就来到了一所专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直到此时，我的人生经历和同龄人都差不多。
我毕业后分配的工厂，是亚洲最大的苎麻纺织印染厂，从1995年7月到1997年4月，我主要在工厂厂部机关，做文秘和组织干事工作。1997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工厂机关精简人员，我从管理岗位被下到一线车间，当了短纺车间的一名纺织女工；1998年，工厂深受香港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接单大幅下降，24岁那年，我连纺织女工的工作都没有保住，直接沦为了一名下岗女工。
现实很残酷，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其一，留在工厂，只能是在工厂的改制中，作为一个累赘被抛弃，这条路显然走不通；其二，自谋出路。在这种境况下，我决定考研。
1998年6月，我完成了自学考试最后一门功课，拿到了本科文凭；7月份，我开始准备复习，迎接1999年1月份的研究生考试。
身处工厂，信息非常闭塞，工厂里找不到任何学习资源，我打听到了报考学校的招生信息后，托在北大念书的初中同学帮我买了一些资料。我一边在一位李姓朋友的广告公司帮十几个员工做饭，以维持下岗期间的生计，一边开始了考研冲刺。幸运的是，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我竟然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现在看来，这是改变我命运最为重要的事件，放在今天，其难度不知道要增加多少。2002年我硕士毕业，当年的就业环境非常好，找到备用的工作后，我因为喜欢程文超老师的学术风格，一心想考中山大学的博士，这样就来到了广州。
2.
因为买房，我留在广州
按理说，对于一个因为下岗被迫考研的人而言，获得高学历应该是对其命运影响最大的事情，多年来，我也一直庆幸和坚持这一点。但现在，从生存角度而言，我并不认为读书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认为买房的经历对我的生存质量影响要大得多。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长期住集体宿舍的经历。从1989年上高中开始，我一直住集体宿舍（高中16人一间，大学分别24人一间、12人一间，上班3人一间，硕士3—4人一间，博士2人一间），哪怕大学毕业后上班期间，我依然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
多年来，拥有一个独立空间成为我最大的梦想，无论新旧、无论环境、无论所处位置，能够独自拥有一间房子，能够不受干扰的念书、写作，能够自由地保持个人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不受别人影响，成为我多年来最为强烈的愿望。加上年龄已大，养育孩子的压力摆在眼前，我2005年博士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决定买房。更何况我博士毕业后进的单位不提供住房，加上求学多年积累了不少图书，以致成为我搬家最大的累赘。
现在想来，当初心起买房的念头时，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个人的经济状况，更没有意识到这种仅仅为了改善生存条件的莽撞举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中，竟然会和很多别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我到现在还记得2005年下半年，在拿了几个月工资，将念书期间父母为我借的2万元债务还清以后，我的手头仅余下了5千块钱。因为舍不得中大的图书馆，我和丈夫将买房的地段定在中大附近，以图书馆为中心，在方圆半径一公里的地方找房子。连续看了多套住房以后，最终在2006年5月，丈夫临近毕业时，我们买下了中大北门附近一套二手房。房子很普通，楼梯楼，三个房间，与中大校园仅一墙之隔，完全满足我们离中大图书馆近的要求。
尽管在今天看来，我们买的房子极为简陋，早已在房价飙升的通途中，落后于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但我对此依然心怀感激，也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将此卖掉，背负更多的债务去换取更好的住房。毕竟在手头只有5千元的情况下，这套房子的价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承受能力，如果当时没有出手，凭此后的收入和经济状况，我们很有可能连这样简陋的房子都买不起。
我记得这套房子的价格是55万，我们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21万（其中我爸爸的一个学生支援了5万，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支援了5万，另外的11万借了8个亲友），贷款了33万，迷迷糊糊中，竟然将房子买了下来，找到了一个安居之所。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次买房举动，竟然会在后来的生活中，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时代不可思议的变化。在随后房价的飙升中，我和丈夫目瞪口呆。随着孩子的出生和日常支出的增加，面对依旧捉襟见肘的收入，我们经常问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没有买房，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要说今天常见的总价500万、600万一套的住房，就算总价200—300万（60—80平米），要我们拿出首付40—60万，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
我在博士毕业十二年后，每个月拿到手的基本工资是5千多，奖金也是5千多，丈夫也差不多。以这样的收入，假设凑齐60万首付，去买一套价格300万的住房，贷款240万，这意味着我们的所有家庭收入都要拿来交按揭，日子到底要怎么过？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事实。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和我同时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各种原因稍稍迟疑了两年，就再也无法赶上买房班车的无奈。对从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而言，父母能够勉力支持其念完大学，甚至念完博士，就已经掏空了整个家底，至于给孩子在城里买房提供首付，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但今天，放眼望去，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房价早已高耸入云的城市，在广州、杭州、厦门这种房价也已很高的城市，对任何一个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而言，要在城里买房成家立业，仅凭工资，压力不言而喻。而我，之所以逃过了房价这一劫难，不过是因为早生了十年，顺势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居之所而已。
广州，就因为我2006年的那一次懵懂坚持，得以留了下来。
3.
晚生十年，我会怎样？
目睹近十年极度戏剧化的现实，我总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晚生十年，我会怎样？我的答案毫不犹豫：如果晚生十年，我的人生会艰难很多，我是幸运的70后中的一员。
我还要说出心里话：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滋生过任何羡慕之情，我内心一直存有一种逃离的恐惧。这种反常的心理，让我不得不追问一个事实：这十几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像我这样起点、出身农村的读书人而言，又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往前走的空间？
我不得不承认，首先，因为学历层次太低，晚生十年，我通过考研进入名校的机会微乎其微。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我吃惊地发现，对很多优秀的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而言，很多名校仅仅因为其第一学历非985和211，便在考研面试这一关中，找各种理由将其刷掉；很多学校为了维护本校学生的利益，保送的名额非常多，留给外校的名额极其有限，就是在这有限的名额中，还对第一学历做出要求。
我每年都要遇到好几个这样的学生，目睹他们的绝望和伤心，我内心五味杂陈，不知是该为自己当年相对公平的升学环境而庆幸，还是为这些孩子高考失利后要进一步深造的艰难而悲哀。我只知道，放在今天，作为一名第一学历仅仅是专科、考前身份是下岗女工的考生，要通过考研，挤进像武大这样的学校，几乎难以想象。
2011年年底，因为帮一家杂志约稿，我曾去拜访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也是想藉此表达对老校长的敬意。80年代，尚有刘校长这样的教育家，为了给高考失利的孩子一个再选择的机会，推行插班生制度；而今天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一些占有更多国家资源的名牌高校，在考研录取过程中，以自主招生的名义，理直气壮地排挤那些第一学历非985、211高校的孩子。短短二十几年间发生的变化，不得不让我感慨万千。
其次，我还得承认，晚生十年，我再也不可能在广州拥有住房。相比2006年的房价，即使是全国一线城市中房市最温和的广州，房价也早已上涨6—10倍。面对动辄以百万为基本计价单位的房价，微薄的薪水不但承受不起数额不菲的首付，更承受不起完全超出能力范围的月供。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其注解是我承受不起房价的朋友们，越来越多选择逃离。
如果说，考研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让我从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变成了一名研究生，并最后来到广州念博士，顺利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那么，买房则让我得以在广州安家，让我找到了一个居留之处。这两件直接改变了我命运的事情，在仅仅十几年后的今天，都不可能实现。
作为一个仅仅因为父母将我早生十年的幸运者，我内心充满担忧，这种逃离的幸运无法让我心安理得，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的80后、90后弟妹或者侄子、外甥辈，不过演绎了我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
说到底，对出生在农村的70后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幸运无非表现在求学和买房这两个节点上，我对此深有感触，这是我从湖南乡村来到广州并得以立足的关键，也是我的很多同龄人通过读书，赶上了房价合理的时机，得以在北京、上海等更多城市立足的关键。
201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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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 “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黄灯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 “问题的场域” ——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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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弟立足城市是不是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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