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20年，她是不讨好的知识分子

深度学术搜索 · 公众号 · · 2025-03-06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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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黄灿然，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系，1990年起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2014年辞职，著有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等，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等，本文原载《读书》，特此分享。

敢言只是尽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职责，并未触及其核心。

在安全的环境下敢言，或计算一番后觉得是安全的环境下敢言，实际上还多了一份投机，从而抵消了敢言者迈出的那一小步。作为异见者或反对派的敢言，则染上了党派色彩，他们是尽了异见或反对的职责，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更非其核心。

异见者或反对派总的来说是站在或假设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反对权势者，相应地，他们背后往往站着一群同声者或支持者，即是说，他们并不太孤立，甚至并不是独立的。

知识分子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接近核心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属的政治环境。

就拿中国来说，陈寅恪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绝不妥协地捍卫学术自由。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批评时政，而如果不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则他可能更不会想去批评时政，而是继续做学术，甚至也就不必捍卫学术自由了。这将不影响他作为学者的成就，甚至不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将没有机会确立。

钱锺书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是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他不害人、不累人，这在当时算是保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而同样由于受到环境的制约，他也不可能站出来替其他人说话，更不要说为民众而大声疾呼了。而如果不是受到环境的制约，则他亦会更专心于学术，更不必替其他人说话或大声疾呼，也就不必披着“明哲保身”这件具有正反双重意义的外衣。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作了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类型。

鲁迅，也是“被迫”的，他是被环境所迫，更是被自己的良知所迫，最初弃医学从文学，继而弃文学从杂文。鲁迅提供了考察中国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环境的典型案例。所谓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加引号。

这个环境，必须是有些许的自由，使敢言者在面对国家民族重大事件和问题时，不致于完全不能开口、完全失去讲话的场所和媒介；又必须有窒息性的嵌制，使敢言者顶住巨大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是有人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吗：如果鲁迅多活三五十年，他会是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谁也无法揣测他将会怎样，但可以肯定：他将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鲁迅。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出生于美国曼哈顿，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美 国作家 、 艺术评论家， 与波伏瓦、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

桑塔格作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其所处的环境，其“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去到极致，非常完美——当然，对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本人，则是最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定义，如萨义德所言，是对权势者说不。

对权势者说不，往往意味着替无权无势者、被压迫被剥削者说话。这也意味着，敢言者仍可理气直壮，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仍有强大的后盾作支持，尽管这强大的后盾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其中蕴含的英雄主义，已足以使他赴汤蹈火。

可是，如果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冒犯大多数民众呢？——是冒犯，而不是反对大多数民众或对大多数民众说不。

即是说，敢言者仍然是基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但这大多数民众可能囿于民众情绪而暂时看不到自己长远的利益。还有，这大多数民众，到底是仅限于一族、一国的民众，抑或包括其他国族的民众？如果还涉及后者，问题就更复杂了。

去世20年，她是不讨好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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