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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特朗普的雾月十八：谁是“人民”？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2-10 15:26

正文

特朗普的雾月十八：

谁 是“人民”？

编者按：

本文原标题为「弹劾作为一种社会形式 (Impeachment as a Social Form)」，首次发表于杜克大学2020年2月7日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Postmodernity, in conversation with three Jameson essays" 研讨会，刊发于 New Left Review（《新左翼评论》）2020年3月4月刊。译者将本文标题改为「特朗普的雾月十八」：因为今年拜登打败特朗普、成功当选下任总统的日期为北京时间11月8日0时28分，这一天在法国共和历中是雾月十八日；而特朗普四年前当选总统的日期为11月9日，同样是雾月十八。

作者：

Michael Dunning, 耶鲁大学美国研究专业教授

文献来源：

Denning, M. (2020). Impeachment as a Social Form. New Left Review , (122), 65-79.

导言

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写道，“诚然，政治经济学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并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这一内容会采取这种形式？ ”而“内容为何采取这种形式”这一问题，简洁地延续了那个可能被我们认定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的事物，且根基于物质内容与奇特的、倒置了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的辩证法之中。而马克思用他的德式英语将其称为“日常生活的宗教”。

作为这种奇特社会形式的范例，我们可以回想两次失败的弹劾：一个是 2020 年初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一个是 1848 年革命中对路易·波拿巴的弹劾；而无论是对于马克思的分析、还是这场革命后续的政治斗争来说，后者都至关重要。对特朗普的弹劾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大意识形态素：一方面是“民粹主义”这一标签的复兴，人们使用它来命名世界上各种运动和政权，而特朗普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是全球“火灾 ”资本主义的胜利，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民粹主义的兴起经常被解释为全球金融掠夺的产物，而特朗普——既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也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便和被马克思描述为“侵犯一切看起来不可侵犯的东西”、“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的波拿巴一样难以捉摸。民粹主义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民粹主义真的像它逻辑的捍卫者（厄尼斯特·拉克劳）和其诱惑的反对者（斯拉沃热·齐泽克）说的那样，是“人民”的政治吗？

1849年6月对路易·波拿巴的弹劾，是在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新山岳”“红党”的民主社会党之后发生的。6月11日，他们的议会领袖勒德吕-洛兰，针对波拿巴对教皇庇护九世逃跑后、新建立选举的罗马共和国发动的军事干预，向波拿巴发起了弹劾；（波拿巴领导的）法国对罗马的围困旨在恢复教皇统治，以提升国内保守派对波拿巴的支持。马克思告诉我们，勒德吕-洛兰没有发表演讲：“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完全基于事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赖德律-洛兰就是叫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们的证人。”

这一“议会叛乱”被否决了，而“弹劾状态”接下来的便是“围困状态”：波拿巴命令关停激进报纸，解散共和党国民护卫队，接着拘留和放逐了社会民主党人。

弹劾波拿巴总统的尝试，是这段历史中一个尽管很少被提及、但令人着迷的时刻，原因有三：首先，这是一段马克思直接见证了的历史。1849年6月科隆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作为莱茵兰民主派的代表来到了巴黎。一位传记作者建议马克思参加6月13日的街头示威游行。夏末，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并像赖德律-洛兰一样被流亡至伦敦。第二，这一失败的弹劾，连同1848年6月起义期间对巴黎工人的镇压和屠杀（“欧洲内战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政治著作的两个主要转折点：他于1850年在伦敦为他的短命双月刊《新莱茵杂志》撰写的文章《1848至1849》（这篇文章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在半个世纪以后出版，并没有遵循马克思的原定计划）；以及其后于1852年在纽约首次出版、距波拿巴政变仅数月之久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最重要的是， 弹劾波拿巴的失败尝试，是马克思对所谓“民粹主义”所做的开创性反思的中心 ；而这一矛盾的政治形式正位于现代“普选制”政权的核心。对波拿巴的弹劾因此也回响于当代扩大选举权、议会总统制的政权危机中——不仅是对特朗普的弹劾，还包括在巴西对迪尔玛·罗塞夫的弹劾、以及随后对博索纳罗的选举。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两个核心问题继续困扰着我们：一是关于波拿巴的成功，“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一是关于工人运动的失败，“为什么巴黎的无产阶级（在1851年的政变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尽管马克思的三个经典答案仍被历史学家争论——即共和国由于恐惧无产阶级群众而毁灭了自己；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结了盟，选择以波拿巴的“秩序”取代“无政府状态”；以及波拿巴能够代表农民（“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 ”）——马克思的问题仍然位于我们所谓的民粹主义二律背反的核心。

第一是民粹主义“骗子”的问 题，即宪政共和国内部专制的煽动者，从葛兰西关于“布朗热类运动”的监狱笔记，到杜波依斯对1868年针对“穷白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美国历史上最可怜的人物形象”）的失败弹劾的解释，再到斯图尔特·霍尔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威权民粹主义”所作的描述，均有他们的身影。

第二即是关于可能挑战资本主义秩序、大众民主的社会运动的问题。 从它们19世纪的起源——1860至70年代农奴制解放后的民粹派、1880年代至90年代从奴隶制解放后的美国农民联盟和人民党——到它们在2008年后的“民粹主义”化身都属于这一分类，其中包括厄瓜多尔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英国的“动能”以及美国的“我们的革命”。

我将首先简要描述马克思对后来被称为“民粹主义”的政治形式的论述。接着，我将论述他对“剥削形式”的描述（在同一批文章中首次阐述）给予了我们一种理解被称为“民粹主义”的政治形式的重要方式，以及民粹主义、金融和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人民

“人民的政治”在《雾月十八》中出现了三次：第一，为了表明法国扩大选举权、议会-总统制度宪法的矛盾；第二，为了阐明“共和党与保皇党之间的斗争”；第三，为了解释波拿巴的弹劾失败。在第一段中，马克思听起来像是美国《联邦党人文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现在称为《反联邦党人文集》的较松散的著作——的作者之一，探讨了宪法、代表、选举权和国家权力分权之间的政治动态。马克思不仅在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宪法权力博弈”中，而且在它们在新的普选制度与国民的独特关系中，都确定了新兴的议会-总统制国家的根本矛盾。

“每一单个议员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七百五十个议员，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或者说，“总统是国民精神的化身……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在描述了总统选举的民粹主义本质之后，马克思中断了他的叙述： “ 在我们继续关于议会的历史之前，需要讲清楚一些事情 ” ；并论述了一段经典理论题外话，揭露了形式之下的内容。他认为，从民主党人的角度来说，问题看起来仅仅是 “ 一场简单的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拉克劳主义者们可能会将其表述为人民和精英之间的斗争） ” 。这样一来，勒德吕-洛兰的社会民主党人便 “ 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来自秩序党的）攻击，忙于保护 ‘ 永恒的人权 ’ ，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 ”

不过，马克思坚持，“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在这里，我们便有了那个我们又爱又恨的马克思（齐泽克的马克思），他通过引入阶级斗争揭露了民粹主义的神秘修辞。不过，就像马克思自己发现的那样，他并不是这种揭露方式的首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尤其是法国政治家基佐、蒂埃里和梯也尔，已经——我引用《资本论》中的话，“并不充分地分析了（阶级）和（其斗争），并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一内容会采取这种形式。”所以第三个时刻才是最有趣的，因为 马克思在此离开了对议会历史的分析，并在一段关于民粹主义的无与伦比的段落中，分析了“人民”这一形式的恋物癖特征。 请看下面这个完整段落：

“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的记忆还太新鲜，以至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流行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无需赘述这一情景和当今对“人民的失败”的哀叹的契合；这之中就包括了从托马斯·弗拉克的《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2004)》到亚莉·霍斯柴尔德的《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2016)》一系列文本——后面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可以叫作“路易斯安那的查尔斯湖市怎么了”；但我这篇文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马克思指出了国际主义的团结政治和被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扭曲的人民的国家之间的二律背反。 因波拿巴袭击罗马而弹劾他——因为他背叛了和 1848 年欧洲众多共和国建立的革命团结、背叛了这一写入 1848 年法国宪法的团结——对法国士兵而言，这就像是当时的左翼站在了罗马士兵的立场上反对法国自己的军队。对人民和国家的混同，仍然是任何民主左翼动员民粹主义者与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挑战。

第二，我们需要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坚持了被葛兰西在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反思中称为“力量关系”的分析，他同样也坚持了斯图亚特·霍尔称作“表征关系”的分析，即 由具体对人民、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利益的表述所采取的话语形式。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呼吁进行阶级分析——即明确衡量一个党的资源和手段、对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进行调查——这并不是要求一种阶级还原论的政治；并不是要求一种胜利主义或工人主义的立场。诚然，他提出“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时，军人、国民护卫队、工人、共和党派领袖和无产阶级秘密俱乐部之间的（立场）差异可能被抵消，马克思并不拒斥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 他拒斥的是一种仅仅作为修辞政治出现的民粹主义政治，在这样的想象中，话语上的平等就可以铸造真实的同盟。

剥削的形式

如果说马克思对“人民”这一修辞的论述来自于对普选制、议会总统制国家中的特定政治形式的考虑，它便也同样来自于他尝试理解剥削的不同社会形式的语境之下。 和“马克思是根据雇佣劳动和对劳动力的出售理解剥削的”这一普遍假设相反，我提出雇佣劳动只是许多种“剥削形式”中的一种。

“剥削形式”这一概念由马克思在 1850 年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中开始发展。在关于法国工人1848年6月失败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形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 ”

而在后一篇文章中，也就是在弹劾事件之后，他写道，“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

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之后对这些次要的剥削形式还进行了两次有力的反思：一篇是在下一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发表的关于税收的出色论文，另一篇是在1851年发表于《伦敦笔记》、关于工人和杂货商之间关系的精彩讨论。

马克思确实没有像阐述关于资本的形式的理论那样详述关于剥削形式的理论，并且也确实在修辞上倾向于将不同的剥削形式按“原始”和“次要”或“二级”排序。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这是我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劳动的积累——这一对“剥削形式”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至关重要。

我将概述我论点的三个阶段。首先，让我们回想马克思坚持的、 对两种流通形式的区分 。在当代关于金融资本讨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便是企业贷款和家庭贷款的根本差异、出租建筑给资本家和出租建筑给工人的根本差异、以及我将在稍后论述的、马克思在他关于杂货商的精彩讨论中提出的“交易者和交易者”的贸易和“交易者和消费者”的贸易之间的根本差异。

第二，让我们回想，马克思在关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坚持了 对资本形式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 。一方面，存在一种自我增值、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另一方面便是标志了这一剩余价值之分裂的不同表象形式：制造者的利润、利息、地租和销售者的利润，每种形式都能链接到一种资本的特定分支：工业、金融、房地产和销售，每种形式都创造它自己的谜团和假象。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著名的第一章中发现的商品形式的恋物癖特征，和金、银、地租、资本和利息的假象相比“更易于揭穿”。相似的， 我们也应坚持不同剥削形式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存在一种从社会劳动总和中被剥削的劳动，工人阶级总体既得到了报酬又没有报酬；另一方面，存在标志了生活和相对剩余人口组成的分裂的、剥削的不同形式：不仅仅是不同按时或按件计的工资形式，还包括住房租金、贷款利息、国家税收、以及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关于这些形式的论述是随时间变化的。在1850年最早的表述中，他将剥削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级联系在了一起：工资与产业工人，抵押贷款、高利贷和税收与农民，批发商、银行家和生产者的剥削与小商贩。十年之后，在写作《资本论》时，他将它们重述为工人阶级生活和消费的不同面向：当他在评论“为个人消费出租房屋等”时，他指出“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马克思对剥削的多样形式的详尽知识也可以在他的书信中得到证实；如果马克思不经常是雇佣劳动者，他至少经常处理和房东、杂货商、肉店和当铺的逾期付款。

第三，每种剥削形式也都是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生计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学生贷款、公寓租赁或抵押、有薪工作、杂货以及沃尔玛和亚马逊的商品。想想世界各地经历的“剥削形式”：不仅是房屋租金，还包括建筑环境基础设施的租金：水、电、卫生、燃料、电话、互联网和电缆的水电费（更不用说从 Spotify 租赁音乐以及从亚马逊和网飞租赁视觉娱乐了）；从汽油费到公共汽车和地铁票价、桥梁和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日常通勤成本；处理疾病、失业和失去住房的日常风险的保险费；薪水中支付退休金的“扣除额”，无论是个人的退休账户还是政府的社会保障金；还有发薪日贷款、抵押、汽车贷款、学生债务、信用卡和针对无银行非正式工人的小额贷款的利息；更不用说“购物”中几乎看不见的零售业剥削了。

列出这些形式就是列举政治在当下发生的场所。日常生活中的危机不仅表现为这些形式的危机 （对次级抵押贷款的房主实行止赎，或者对“没有未来的毕业生”进行学生贷款契约）， 而且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正是为这些“剥削形式”进行的斗争 ，即李静君在其关于当代中国工人的著作中所命名的“民生斗争”。其中便包括导致了委内瑞拉1989年骚乱、开启了雨果·查韦斯政治生涯的油价和公共汽车票价上涨，引发玻利维亚哥查班巴水战的水价，以及南非穷人私接电线的斗争、洛杉矶的公交车司机工会，和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至关重要的、关于学生债的斗争。

此时，我们可以回到“民粹主义”一词了。尽管并非所有关于民生的斗争都是民粹主义的（并且许多这样的斗争会拒绝这一标签），它们都往往被政治分析者和理论家如此阐述。比如，拉克劳引述的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运动几乎都关于这些次要剥削形式，尽管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从十八世纪的食物暴动到宪章运动对土地、债务和货币供给的“旧腐败”的批判，再到1890年代美国人民党关于汇率、土地和火车费用的核心诉求，皆是如此。为什么？回到马克思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关乎不同剥削形式的斗争，均采取了民粹主义这一特定的政治形式？

答案由两方面组成。首先， 正如每种资本的形式都会创造它自己的谜团，每种剥削的形式也会创造它自己的“日常生活宗教”。 马克思将这句话用在了《资本论》结论的草稿中，描述“实际的能动者们在这些异化而又不合理的资本利益、土地租金、劳动工资形式中感到宾至如归，因为这些恰恰是他们日常活动涉及的、也是切身所处的表象形式。”马克思在许多地方探讨了这些幻觉的特殊性质，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工资关系所产生的幻象的伟大章节：“工资的奥秘”中。

最早的讨论之一是他在1851年《伦敦笔记》上对购物——对杂货店和肉店（可以用沃尔玛或亚马逊代替），以及“消费者”——的论述。“老实的不学无术的民主派”将贸易视为“交易者和消费者”之间——马克思的笔记中对此处的英文进行了加粗——“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马克思要求我们再次构想这种交易，并写道：

“自由个体用什么在杂货店支付货款？……工人用工资、工厂主用利润、资本家用利息、土地所有者用地租—— 它们转化成金银和银行券——从店铺老板、鞋匠、肉店掌柜、面包房老板等等那里交换（商品）。而鞋匠、店铺老板等等用什么来交换转化成货币的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呢？用自己的资本……因此，在这种看来如此简单的行为中，所有阶级关系都被表现了出来、并被假定为前提。”

他接着说，“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像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一切阶级的个体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体，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体。”

在这样的假象之中，这种消费者在其中看起来“没有阶级性”的日常购物的宗教之中，马克思看到了矛盾的、甚至解放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地租、阿谀奉承者，一切都完全像咖啡、糖、鲱鱼一样成为交换物。”

尽管“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他的个人自由”仍然扩大了。如果一名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掉”，ta也可以“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被以货币支付的工人“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

每种剥削形式——每种维持生计的形式——不仅创造具体的谜团和幻想——创建它自己的日常消费、债务、地租和纳税宗教——还创建了平民阶层中联系和竞争的具体形式，吸引和排斥的形式，以及团结和分离的形式。然而， 正如马克思拒斥对资本任何具体形式进行物化的描述，他也同样怀疑那些对任何一种剥削形式进行物化的描述 ：在《新莱茵报评论》一篇精彩的文章中，他分析了作为一种剥削形式的税收——“每种新税都进一步压制着无产阶级”——但拒斥将政治化约为税务改革。“税务改革是每个激进资产阶级分子的业余爱好……从最早中世纪的庸俗人士到现代英国的自由贸易者，他们的主要斗争都一直围绕着税收。” 由于剥削的不同形式团结工人和分离工人的能力相差无几，无论哪种剥削形式——不管是零售形式、债务形式、地租形式还是地铁费用形式，甚至是工资形式——都不能仅靠其自身建立起解放斗争的恰当基础。

这种矛盾——不同剥削形式间的联合和分离——处于可能被称为社会运动之二律背反的根基。 一方面，这些运动围绕着不同扰乱剥削形式的具体危机起起落落 ——水费的忽然上涨，学费，驱逐或者收债——而武装分子们则将自己建构为消费者、租户、房东、债务人或纳税人。 另一方面，武装分子和游行者常常被“人民”的恋物癖形态吸引，这一形态和商品形式一样虚幻且真实 ：团结的人民永远不被击溃。在扩大选举权的议会总统制的政治斗争中，社会运动被公认为（或不被）视为属于人民的。矛盾的两面都是意识形态性的，但是正如詹姆森在《寓言和意识形态》中所写的，称一种对立为意识形态性的“并不意味着它是不真实的，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忘记它。相反，这意味着它是被历史约束的。我们被锁在其中，并且缺乏任何如果它不再有效，什么将成为可能的乌托邦式设想。”

民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便是被历史约束的；它是我们日常政治生活宗教的一部分。它深深扎根于我们扩大选举权、议会总统制且基于领土的政体中，因为每种政治力量，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必须与人民打交道并构成人民。每支选举力量都必须通过吸引特定投票区中的特定人群来赢得选票。每个政客都是民粹主义者。然而，在一个民主被定义为精英之间为选票进行市场竞争的世界中，任何拒斥精英政治交替的运动都被会被怀疑为“民粹主义”的。此外，每种危机都有自己的民粹主义；在2008年危机之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可怕的辩证对立之中：一面是公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对“人民”一词的动员，该词被建构出来以反对非人民——外国人、移民、难民和被种族化的其他人；另一面则将人民描述为愤怒者、99%，那些被动员起来但并非为了反抗他们的邻人、而是为了反抗剥削的不同形式的人们：负债累累的、被驱逐的、劳无所偿的、居无其所的、所有土地上的无产阶级。

弹劾加强了恋物癖式的人民形式，加强了种族主义、威权主义总统们和寻求解放的激进运动者都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奇特倒置 ：波拿巴、特朗普、勒德吕-洛兰的新山岳党以及美国民主党的“组织者”分支（伯尼·桑德斯： “我不仅会成为总司令，还会成为总组织者”；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 “我将自己视为一名组织者”）均是如此。但如果民粹主义是日常政治行动不可避免的幻觉，这便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政治都关乎建构“人民”。相反，如我所提出的那样，民粹主义同样表明了这样一种认知，即詹明信所提出的，“所有政治都关于房地产”，即对控制土地和资源、住房和社区、边界和领土的斗争。

如果说波拿巴和特朗普都是“民粹主义者”，那么 相较于说他们真的对“人民”具有吸引力，倒不如说他们在债务、地租和抵押贷款这些剥削的社会形式的斗争中逐渐获得了政治力量。 波拿巴的事业都围绕着债务展开：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马克思写道，他“代表了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而1849年6月的弹劾失败，马克思总结说，则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上演的，填充监狱的可悲戏剧”。“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所补充。” 同样，特朗普的伟大思想——使美国再次伟大——是渴望让世界向他支付租金。 特朗普作为破产的和次级开发商的职业生涯表明，房地产（显然是最物质的财富形式）是一种幻觉，一场空壳游戏，一种打造品牌的练习（尽管他对城市、自然资源和国家的封闭和破坏再真实不过）。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房地产种族主义，其范围从战后美国的“红线”和他父亲的种族隔离公寓大楼，一直延伸到边界墙的海湖庄园道德观、封闭式社区和秉承《坚守阵地法》的自警。对波拿巴的失败弹劾在很大程度上被随后使他成为皇帝的政变所遮蔽了，以至于我们经常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解读为法西斯主义的寓言，而不是对我们自身所处的“普选制”社会：我们仍未知道唐纳德·特朗普遭到弹劾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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