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的不是“慰安妇”，而是人

2012年的一天，我在刷微博时读到了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新闻。看过之后，这个故事就留在心里了。在那之前我做了十年副导演，不停地拍各种题材，除了经验和钱，没什么收获。于是，我决定拍《三十二》。

《三十二》讲的就是韦绍兰的故事。她那时候九十多岁了，瘦瘦小小的，和快七十的儿子罗善学住在广西荔浦乡间的一个小破屋里。拍摄之前我看了一些史料记载性的书，很血腥，看了以后真的觉得作为中国人，恨不能把当时的日本人捅死。

拍摄的时候，主要由我来提问，老人回答，因为她去日本参加过诉讼，所以可以很完整、很细致地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当时是怎么被抓进去的，在里面经历了什么，怎么逃出来的，逃出来以后丈夫什么反应、婆婆什么反应，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害怕失去生育能力，所以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

大概拍到第三四天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不对。讲过去的事，本以为说到日本人她会咬牙切齿，但没能想象到的是，她在笑，态度轻轻松松地就说完了，她的笑就像小孩一样，我终于知道要拍什么了，跟摄影师说去捕捉老人的笑。

后来，我开始问她被抓之前的事，她一下子讲了好多开心的事，回忆起了小时候唱的瑶族民歌，还唱给我们听，就是片子中的那首，“日头出来点点红……自己忧愁自己解……”因为是“日本人的孩子”，她的儿子这些年过得很惨，讨不到老婆，受尽歧视，对生活也没什么希望，但韦绍兰不一样，她并没有陷在过去悲惨的回忆里，她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吃野东西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三十二》拍完，在国内外的电影节拿了一些奖，但我一直在自我怀疑，甚至是自责，因为这部片子我用了很多“技术”。拍摄时间只有八天，但从技术的角度，场景越多，片子会越好看。所以我只好问她日常生活中都干什么，她平时笑呵呵的，自己去买菜、做饭、挑水、领低保金、给丈夫上坟……那我们就让她在这几天里把这些都做了一遍，比如问她你今天能不能挑一下水，然后开车带着她到溪边，把机器架好，老人走一下。

把自己的创作意图放在老人前面，这一点特别不好，所以，拍《二十二》时，再见到韦绍兰，她依旧是笑呵呵的，我也不采访了，就把机器架在那儿。临走的时候合影，老人比较矮小，我们试着蹲下就她的身高，突然发现，她也悄悄踮起脚尖在够我们。

拍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这是《二十二》的底线。在老人和慰安妇这两个身份中，老人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不是去拍慰安妇，而是去拍老人。

爱兰是《二十二》拍摄的所有老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位，对，我们叫她爱兰，因为和她的感情非常深。

我第一次见爱兰是在海南临高的养老院里，是《二十二》拍摄前的踩点。爱兰坐在一把粉色的塑料椅上，包着头巾，五官特别深，眼睛很亮。

老太太的经历非常传奇。14岁加入红色娘子军打鬼子，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她也是目前有记载的唯一一名由被俘战士变成“慰安妇”的老人。因为抵抗，右大腿筋骨被打断，亲眼看着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之后扔进河里。解放后去广东做过生意，终生未婚，自己主动选择的，但和她亲近的人告诉我，爱兰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养女阿香是她70多岁时在一个台风天捡回来的，阿香结婚生子后顾不过来，才把爱兰送进了养老院。

爱兰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挂着9把刀，曾经有媒体在报道时为了符合某种想象，说挂着刀是因为她做梦都在杀鬼子，其实不是，那是她用来防贼的。她最宝贝的东西是政府发的抗日战争纪念章，因为藏得太好，自己都不知道藏在哪儿了，一口咬定被偷了，还要去找人算账。后来我们帮她打扫房间时发现了，这才罢休。

我们去给她送慰问金，她立刻随手抽出一百块拿给旁边的人去买烟，让她自己留着，她说：“他没烟抽。”她还会给养老院院长的儿子钱，因为之前有人来看她时表现的很不礼貌，那个才几岁的小孩帮她解过围，她一直记得。

爱兰年纪大了，但脑子特别清楚。我们让她讲讲过去的事儿，她一开口就是打鬼子的经历，在海口杀过两个鬼子，子弹擦着头发丝儿过去，腿被日本人打坏的等等，讲到妈妈被日本人丢到河里会流泪，但就是只字不提过去受害的事，只隐晦说过一句“日本人说要娶我”。有时候村民去她那儿，她会跟对方聊我们，说这帮人还在那儿拍，当我傻啊，我绝对不会跟他们说真话。

她不说我们也不勉强，就是陪着她。拍摄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下午，她终于说起被日本人抓进去了两年，“那一年我才17岁啊”，然后就沉默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个性这么强硬的老人，眼神一点一点软下来，过了15秒左右，开口了，说，不提了。这个15秒的镜头，我一点没剪地放进了片子里，观众可能不理解，觉得无聊，但我觉得什么都有了。

2015年春节前，我去给爱兰送慰问金，她看到我们会主动伸手来抱，听养老院的人说，我们走后，她会经常把我们的合影拿出来看。那一年的12月23日，我收到了阿香的微信，说爱兰走了，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看爱兰，因为直系亲属中没有男性，根据当地的风俗，爱兰的墓不能立碑，就是一个小土包，她在养老院住的那个房间已经空了，只有那把她一直坐的粉色塑料椅还在那儿。

今年春节前我又去看了一次爱兰，当地政府终于给她立了碑，碑上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

毛银梅是韩国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南朝鲜”。她十多岁跟着母亲逃难来到中国，妈妈走了，她留在了武汉。18岁的时候被日本人以做工的名义骗进了慰安所。抗战胜利后，她给自己改了名字，“毛”是跟毛主席姓，因为她说自己喜欢毛主席，叫“银梅”是因为丈夫喜欢白色的梅花，对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就是两片天。

她一直生活在湖北孝感，说一口当地方言。因为失去了生育能力，她收养了一个女儿，但她一直隐瞒着自己曾经是慰安妇的经历，直到后来有记者找上门来。但女儿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一直对她很好，很孝顺。

毛银梅的性格特别可爱，刚开始见到我们的时候会故意躲起来，和我们捉迷藏。后来熟了，会主动和镜头招手。她家院子里种着栀子花，她会摘花下来让我们别在身上。

对于过去的经历，她说自己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后来有一天我们说韩语跟她开玩笑，她突然讲起日语来，仔细一听，就是当年在慰安所时的名字，还有接待日本人时要说的话，但说着说着突然就停了，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因为离开家乡太多年了，她已经听不太懂韩语了，只记得几个单词，但能完整地唱下来《阿里郎》，这首歌她给我们唱过很多次，我也把她唱歌的画面放进了电影里。

《二十二》完成制作后入围了201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在釜山放映的时候，听着毛银梅唱《阿里郎》，我身旁的一个四十多岁韩国老爷们儿一直在那儿哭。电影放完了，韩国人几乎没问关于技术的问题，问得最多的是这些老人们到底过得怎么样，中国是如何对待她们的。

当时，我感觉国旗就在脑袋上飘，所以要尽可能地说好的一面，但心里真的有点惭愧。在慰安妇的问题上，韩国全社会都比较关注，有针对“慰安妇”的专门法律：民间机构确认老人身份，上报政府认可后，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将近7000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小学教材里，三到六年级的孩子会学到慰安妇的历史。

韩国民众还集资建造了“分享之家”，让老人们住在一起。还有定期组织的慰安妇集会。老人一块儿做做手工，志愿者再把老人绣的花做成logo，拿出去义卖之后捐给老人，老人会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韩国的学生都很愿意去“分享之家”做义工，因为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奶奶们。

但在中国，目前尚未明确出台法律保障老人们的生活，相关机构也几乎只有一家——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创办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这20年来，苏教授一直在探访老人，认证她们的身份，办了慰安妇博物馆，每年把社会各界的捐款平均分配给目前还健在的老人，大概的数额是一人一年5000元人民币。

因为是韩国人的身份，武汉的韩国领事馆每年都会定期派人去看望毛银梅，给她很多关照，她后来住的房子也是韩国志愿者帮忙装修的。也不断有韩国志愿者邀请她回家乡去看看，但她拒绝了，说“年纪大了，走不动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毛银梅是今年春节前，我替苏教授去给老人们送慰问金。当时，她已经快不行了，戴着呼吸机，眼睛也看不见了，但还能知道是我们来了，然后又给我们唱了几句《阿里郎》。没几天后，老人就走了。

《二十二》之前在武汉点映的时候，我请她的养女去看了，看完后，她跟我说，你们照得不错。

在《二十二》拍摄的所有老人中，我对李美金家的环境印象最深。她住在海南澄迈，家门口有一棵特别大的榕树，偶尔能看到特别大的猪走来走去。家门口天气好的时候，她就坐在树下和邻居打牌，输了也不生气，掏出一块钱扔在桌上，乐呵呵的。

她特别开朗健谈，见面熟，第一次见面就特别热情，摄制组的女同事把手伸给她，她特别自然地把手递过来，让她牵着走。特别阳光，看着摄影师的镜头，还会伸手比“耶”。

聊开心了，会拉着摄制组里姑娘，指着她们染过的头发说这个颜色好看，还会操心：“你多大啦？有对象没？”

如果不提过去的那段往事，你根本无法在她身上看到慰安妇的影子。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很平静，很安逸。当年从慰安所逃出来后，嫁给了比大她一岁的丈夫，对方完全没有嫌弃她。他们有三儿三女，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大半程。

整个拍摄的过程特别简单，就是陪着老人玩。她说什么，我们就拍什么，摄影机租金几千块一天，原来在剧组拍片子，恨不得24小时开着拍，这一次，一天就开两个小时，监视器里九十多岁的老人慢腾腾挪着碎步做饭、洗衣、收衣，日复一日。

无聊不无聊？很无聊。但这就是老人的真实生活。我不想讲曾经人们如何死去，我只想聊聊后来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曾经有一些媒体、摄影师也去报道过在海南的慰安妇老人们。他们中有的人会给家属一点钱，让老人摆出各种狰狞的造型，因为那才符合普通人对这些老人的想象。听说我拍了慰安妇的纪录片，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我这边想做一个人物展，你跟奶奶们熟，让她们脱了衣服拍点照片吧。”我都疯了。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满足一些对于悲惨的想象而刻意的挖掘苦难？对于很多老人来说，那些伤害已经过去70年了，她不会天天想，过去就过去了。

我们当初见李爱连第一面的时候，摄制组的女同事都忍不住赞叹，这个老太太真美。九十岁的年纪，看上去大概只有七十多，短发中分，梳理得整整齐齐，耳朵上戴着银色的耳环，个儿也挺高，大长腿，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老太太是个体面人，在家里能做主。最初沟通拍摄的时候，她大儿子有顾虑，不太愿意，最后是老太太自己拍的板，没事儿，拍吧。她是我们主要拍摄的最后一个老人，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温柔一点地对待她们，就是拍她的生活，至于过去的事，她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老人爱猫，电视旁边的桌子上摆着陶瓷做的猫，家门口老有几只流浪猫出没，一到饭点儿，猫都过来围着她叫，她就一点点把食物揪碎，扔给它们，还和它们聊天：“你怎么没把你的孩子带过来呀？”她对我们也很好，经常给我们炸馒头，做面条。儿女们对她很好，她儿媳妇说：“其实，我婆婆挺幸福的。”

拍摄结束前遇上一个阴雨天，可能是天气触发了一些情绪，她开始跟我们说，“过去那些记者来采访，我都不说实话，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她问我们门都关好了吧，然后开始回忆。1946年，她两次被日本人抓走，关押了27天。讲到日本人是怎么对待她的时候，开始哭，我立刻喊了“停”，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放她一马吧，那些事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不要再从她们身上去压榨什么了。关机之后，老人话匣子打开了，说了很多，我们听她讲完，一点儿没拍。

几个月前，李爱连的儿媳联系到我，说老人的情况很不好，天天念叨着想见我们。我们赶紧去了趟山西，老太太坐在床上，垂着头，看了我们一眼，说：“前几天我都快死了，但就想见见你们。”那一刻，我觉得，我没有伤害她们，我做的是对的，一切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