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宏杰
节选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
｜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末的一天傍晚，北京绳匠胡同，十八岁的曾国荃黑着脸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前摆着一大碗冒尖的饭菜。那张酷像长兄曾国藩的脸上笼罩着一股倔强执拗之气。
在这套四合院的上房里，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正在紧张地质问夫人欧阳氏，到底哪里得罪了弟弟。原来，当天下午，曾国荃向他宣布，以后不到上房来和兄嫂一起吃饭了，兄弟各吃各的，过两天他就卷包袱回湖南。
上一年年底，曾国荃才从湖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投奔长兄。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曾国荃字子植，又字沅甫，在曾氏兄弟中排行第四，在族中大排行则是第九，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植弟”、“沅弟”。他从小书读得好，人也懂事，特别好强，曾家上下对他一直比较看重。
曾国藩有一句诗这样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是说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初，曾国藩从湖南赴京为官。翰林院公务无多，所以安顿下来后，曾国藩就和父母商量，趁父亲护送他的妻儿来京的机会，带一个弟弟进京，随他读书。家里商量半天，最后选择了曾国荃。
从《曾国藩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对父亲安排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尽心尽责的。从偏僻的湖南乡下来到天子脚下，十七岁的少年曾国荃当然非常兴奋。曾国藩带着父亲和弟弟在北京城逛了几天，欢欢喜喜过了大年。
道光二十一年新年刚过，正月初七那天晚上，曾国藩就正式开课，为曾国荃讲解诗文。自此之后，他几乎每天都会给弟弟上课。比如正月初十的日记记载，曾国藩这天夜里听曾国荃背诵名篇《哀江南赋》，并为他讲解。
除了学习之外，曾国藩有时还带着父亲和弟弟游厂甸，逛西山，赴宴听戏。这段时期，曾家父子三人经常围着火炉，用湘乡土话“谈京城诸琐事”，“历言少时事”，其乐融融。
这一年春天，曾麟书启程回家。不料父亲走后半年，兄弟关系出现了波折。
｜二｜
曾麟书走后，兄弟两个的教与学仍如前状。这一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曾国荃的学习成绩，说他作诗略有进步，文章则未进功。不过对作文“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
然而到了八月底，曾国荃的表现突然出现异常：他提出要回老家，并且不肯在上房与兄嫂共同吃饭。
曾国藩非常诧异。中国传统文化对“兄弟”伦理非常重视，父子出于天性，不需过多劝谕，而兄弟关系则变数更多。因此兄弟关系处理得如何，就成为一个家族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所以历代劝谕兄弟团结的诗歌特别多。
比如《诗经》的“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另一个比喻兄弟的常用意象是鹡鸰，同样出自《诗·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 难。”
曾国藩自己曾在家书中说过：“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他希望兄弟之间能“亿万年无纤芥之嫌”。
△清代会试卷集刻本
他百般询问弟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曾国荃就是不说。从表面上看，曾国荃对待兄嫂态度如常，欧阳夫人也辩解说她并没有什么地方惹得弟弟不高兴。曾国藩于是只好把妻子留在上房，自己端着饭碗，来到曾国荃的房间陪他一起吃饭。
想来想去，曾国藩又写了封家书来汇报此事：
“九弟体好如常，但不甚读书。前八月下旬迫切思归，男再四劝慰，询其何故。九弟终不明言，惟不读书，不肯在上房共饭。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妇独在上房饭。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妇和易如常，男夫妇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归之故。”
曾国荃一切都好，就是拒绝读书，一定要回老家。曾国藩惴惴不安地说，这种情况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也不明白九弟到底是为什么生气。
曾国藩为此“寝馈难安，展转思维”。曾国荃既说并不是因为兄嫂的态度，曾国藩猜测也许是家中的哪个仆婢对曾国荃有所简慢，所以又把仆妇们叫到一起，专门训了她们一顿，但似乎仍然不得要领。
曾国藩担心这样下去，会让“堂上大人”“疑兄弟或有嫌隙”，所以心理压力极大，费尽了口舌。近在咫尺，曾国藩还写了封两千字的信给曾国荃，“详言不可归之故”。
之后,曾国藩又写了一首长诗给曾国荃：
松柏翳危岩，葛藟相钩带。
兄弟匪他人，患难亦相赖。
行酒烹肥羊，嘉宾填门外。
丧乱一以闻，寂寞何人会？
维鸟有鹣鹣，维兽有狼狈。
兄弟审无猜，外侮将予奈？
愿为同岑石，无为水下濑。
水急不可矶，石坚犹可磕。
谁谓百年长？仓皇已老大。
我迈而斯征，辛勤共粗粝。
来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这首诗的主旨与《诗经》棠棣篇相似，强调人生在世，患难之时，只能依赖与自己同气连枝的兄弟。一旦出事，别人都会离去，只有兄弟团结，才能让家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诗歌结尾，曾国藩还劝诫曾国荃，时光易逝，要抓紧努力。
此外他还请父亲专门写信一封，教训九弟。哥哥的话不听，父亲的教导你总要听吧？
看到曾国藩如此大动干戈，曾国荃不能不有动于心。冷战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十月十一日，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曾国藩在家书中高兴地汇报：“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肃衣冠，为男祝贺。嗣是复在上房四人共饭，和好无猜。”一切恢复原状。
｜三｜
曾国荃为什么要打这场冷战，一直是《曾国藩家书》的读者们心头共同的谜团。到现在为止，只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曾国荃的曾孙曾宝慈的一篇文章：
忠襄公少年时喜吃浓一点的茶，茶叶要放得多些，就是较多于常人，饭后必须另泡一杯新茶，原来饭前所泡一杯必须换去，如果就原来的一杯加开水的话，忠襄就不吃，此一习惯，固然不一定对，但亦不伤大雅。某次欧阳太夫人以为忠襄杯中之茶尚浓，应该可以将就冲一点开水就吃。此举对忠襄来说，也并不是苛刻，谁知忠襄大不高兴，就此不到上房和长嫂一同进餐，并且要回家。忠襄在表面并不露一点痕迹，文正与欧阳夫人亦无法知道此一原由。
原来，曾国荃一直喜喝浓茶，而且饭后一定要喝一杯新茶，杯里原来的茶叶要倒掉新换。有一次，欧阳氏饭后看曾国荃杯中的茶水还浓，所以就没给他换新茶，而是往茶杯中续了些开水端给了他。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曾国荃心中大为不满。所以有了不和长嫂一起吃饭之举。
△故宫藏：清代绿地粉彩花鸟纹盖碗
这件事反映出曾国荃少年时代的自尊敏感，也反映出他非同一般的倔强。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往往自尊心过强，对很小的刺激也容易做出过强的反应，能做出很多成年后想来非常幼稚可笑的事情。
曾宝慈对于先人，当然只能正面评价，说由此事见曾国荃的“忍性”，并引申到认为曾国荃后来能把南京围攻下来，靠的也是这种超乎常人的“忍性”云云。
但是这种“忍性”，确实给重视兄弟情谊的曾国藩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此次冷战之缘由，曾国藩终生也不知道。
文章中还写道：“文正与欧阳夫人始终不知道。熊伯夫人也忍了二十余年，才说出来。笔者少时虽听到一些，但到去年才得闻其详，为时已两甲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