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图左，图右为作者唐小兵），著名作家，1925年生于
山东省临沂，1949年去台湾，1978年后移居美国纽约，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2013年在大陆出版四册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一纸风行。
作者简介：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随笔》2024年第3期，学人Scholar受权转载。
2018年初，与鼎公在纽约法拉盛见面之前，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我精读而感触最深的是第三部《关山夺路》，这部回忆录聚焦的是一个国民党宪兵（后来又成为解放军俘虏）视野下的国共内战及当时的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等，而回国后这些年，才陆陆续续地阅读很早之前就由《思想》杂志总编钱永祥先生赠予的台版《文学江湖》，结合这些年的阅历和时代巨变，这部回忆录反而让我引起更深的触动。鼎公以黑暗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波澜不惊而又意蕴深厚地重现了台湾在战后的历史，尤其是新闻、文学与政治交错的历史。鼎公超越了诉苦史学，更超越了成王败寇史学的层次，而抵达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将所有的屈辱、苦痛和磨难，转化成了一种生命的豁达和智慧，以基督徒的心灵、佛教徒的头脑和儒家的精神，脱茧成蝶探骊得珠，成就了20世纪中国历史仓库的一颗独具一格的记忆珍珠。
鼎公曾在接受访谈时坦承自己为何用了十七年的时间来撰写这一套回忆录：“我用了十七年，是要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很多作家写他的痛苦，是把痛苦转嫁给读者，让读者痛苦。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为了要修行到这一地步，我始终没有马上写。作家要把他的痛苦转换成一种愉快，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境界。我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但至少叫我要做到写的东西使读者得到了启发而不仅仅是痛苦的转嫁。”鼎公不愿意自己的文章只是在容纳控诉、呐喊、绝望和痛恨的情绪，他的写作志在将愤怒、伤心和悔恨蒸馏、升华，进而呈现出人生的精彩。2011年，史家高华教授生前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在台北《思想》杂志的讨论鼎公《文学江湖》的书评，他在该文里对鼎公的出处和困境有着深切的洞察：“作者在台湾的30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鼎公正式学习写作，是从24岁那一年到了台湾之后才开始。之前他是失学少年、流亡学子、国民党士兵和解放军俘虏的多重身份。据记者李菁的访问，鼎公1949年在基隆港登岸的时候，向在码头上登记的工作人员要了几张纸，随即便坐在水泥地上开始写字，“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他带着文章进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寄到了《中央日报》。因为没钱付邮费，鼎公还在上面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没想到，几天之后文章竟然刊登出来。“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加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所以十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于是，他愈加勤奋地给报纸副刊写稿，前后用了五十几个笔名，却从未收过退稿信。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给他尚为困顿的生活带来些补贴，更重要的是，鼎公由此下定了当作家的决心，并因缘际会进入了“中国广播公司”工作。而那时候的台湾，正是一个戒严体制下白色恐怖的开端，中广公司的职员更是首当其冲。鼎公曾如是言及这个黑暗时代的开端：“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就是在这样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格势禁之下，鼎公开启了他的文学探险之旅。《文学江湖》触角繁复，纵横捭阖，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鼎公对于宣传体制和文化的洞察，以及个人在秘密警察持续骚扰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构成一明一暗两条相互呼应的线索，贯穿了鼎公在台湾的三十年岁月。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撤到台湾，国民党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输给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军事。在鼎公看来，当时的当局对于宣传的认知极为荒唐：“那时党方官方认为宣传就是‘自外打进’，就是重复灌输，每一个政治主题都有陈腔滥调，可以反复使用，我曾告诉朋友：‘只要学会五百句话就可以吃宣传饭。’那时每逢节日庆典，县市首长都要发表‘告全县同胞书’，都在庆祝大会上演讲，秘书从档案里找出旧稿，稍加斟酌，县长拿去照念一遍。那时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未久，他们脑子里还存着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成真理’，他们没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鼎公因为所处位置特殊，而又观察特别细致入微，且能博闻强记，他所呈现的台湾节庆政治和声音的政治充满了让人深思的场景和细节，在一个病态极端化的社会里，一切荒诞的存在都被允许而变得可理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与中华民国的双十节一前一后都定在十月，国庆如何纪念就成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新闻主题和社会议题，政治性节日具有凝聚人心、塑造政治认同和区分敌我的多重功能，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是极为重视的。据鼎公所忆，五十年代（还可以加上六十、七十年代），台湾的重大庆典都在十月：十月十日，国庆。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总统诞辰。每一个日子都要高质量宣传，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整个十月都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偏偏定在十月一日，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十月一日这天（甚至前一天），台湾媒体不能有任何喜乐庆贺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不可开张剪彩，不可花落花开，不可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巾蒙头，台湾十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节目气氛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兴奋热烈，工作人员在心理上总有戒慎恐惧强颜欢笑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必然影响节目中的真诚。
1972年，47岁的王鼎钧
局促于大陆十一庆典的阴影之下，台湾媒体十月的禁忌特别多，衰老、死亡、病危、破产、高楼倒坍、孤岛漂流、天朝覆灭、大家庭的专制腐化，等等题材一律不可刊出或播出。尤其是蒋总统诞辰这天，副刊的连载小说必须重新审视，删去一切可供穿凿附会的意象、形容词或局部情节，如果事关小说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无法删除，那就“续稿未到暂停一天”。副刊插图不许出现弧形和直线交叉，据说因为它好像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插图也不许有圆脸光头的造型，据说因为可能是毛泽东的造型。从鼎公的这些记述来看，当时的台湾当局真是杯弓蛇影深文周纳，而像鼎公这样从事跟文化传播相关工作的人士在职业生涯中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文字、图像甚至标点符号都成为可以无限联想和影射的媒介，动辄得咎的文字狱卷土重来，公众的喜怒哀乐等私人情感都必须跟国家的庆典、领袖的生辰高度吻合，如有违和轻则惩罚，重则问罪，这也难怪鼎公在《文学江湖》记载他很长一段时间形容枯瘦，而夜不能寐，医学检查却查不出生理性疾病，接诊医生认为都是政治性抑郁或者职业性焦虑导致的心理疾患。
鼎公对于当时所从事的广播事业中弥漫的道德劝诫和政治意味也有着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这种高度政治化和格式化的话语，其实就是在造成广义的人性之伤害，也是对汉语写作的败坏。借助于高亢而单一的排比句式构成的文宣语言，弥漫着强烈的反智色彩和专制意味，它试图对大众进行洗脑和精神的PUA。鼎公如是阐发道：“那时大家的口头禅是良药苦口利于病，‘糖衣’两个字自动接近有益的经验教训，不可等待它向你讨好献媚，广播教忠教孝，说仁说义，可以提升人的品质，如果有人不爱听，他应该检讨自己的人品，不是检讨宣传的内容。偶然有听众投书中广，批评讲话节目硬性说教难以接受，中广节目部有人怀疑投书者绝非忠贞军民，主张把来信交给警备司令部参考。”宣传是独白，而教育是对话，前者往往不考虑受众的感受，而后者注重互动与启迪。鼎公在回忆录记述的一个案例说明了，只有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之下，宣传系统才会有所调整。台北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新公园角落有着从日据时代开始就安装有面向公众的广播设施，设计巧妙而音调柔和，也不扰民，后因收音机逐渐普及，中广公司就切断了线路。
鼎公写道：“一年又一年，据说因为台湾风气日趋浮华，人民生活和时代任务脱钩，为了唤起‘平时如战时’的意识，军方在台北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我坐在新公园的办公室里都能听见，火车站里鹄立买票引领候车的人群，尤其是夏天，心情本来焦躁，声音暴力增加他们的痛苦不安。冬天夜间，那时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月色惨白，长街寂无人声，惟有这高分贝音波来者不善，像冰冷的怒潮撞在墙上又泼回来，顿觉气氛恐怖。日本人装设的喇叭那样轻声细语，这一具喇叭竟然如此粗鲁。再过一些时候，高音喇叭消失了。据说美国政要费吴生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夜间被迫接受这无法拒绝的喧哗，难以安眠，她写了一封信向某某人投诉，中央高层这才进行检讨，发现台北市的‘中央车站’关系国际视听，为免目中无人，决定把喇叭拆除。自此以后，我发觉宣传风格逐渐改变，以前像注射一样‘自外打进’的做法从各方面步步退缩，军方提供这个喇叭可以当作符号，他是战时与和平时宣传的分水岭。”
以这样一种身份在台湾工作和生活，自然避免不了来自情治部门的监视和审查，鼎公以秘密警察的显性骚扰和隐性骚扰等为题，细致地描述了他跟相关部门打交道的经历，如今追忆起来似乎风平浪静，但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却是步步惊心险象环生，最终鼎公决意在中广退休后的知天命之年离开工作了三十年的台湾去往一个全然陌生的纽约，将过去的业绩完全清零重启人生，以用一生生死流转因果纠结换来的自由来撰写回忆录四部曲，真是极有魄力、远见和胆识的决断。一九五零年，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劳动节约，克服困难。军人出身的鼎公目睹各级军人生活困苦，家属尤其艰辛，衣食住行都简陋寒碜至极，就在新创刊的《民族晚报》写了一篇广播稿“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英年早逝！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此文被认为影射当局知行不一，军队军官与士兵之间两极分化，意在离间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引来横祸。
保安司令部派人将鼎公带到一个特殊场所，其后经历鼎公一生难忘：“我傻傻的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审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即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更荒诞的是对于文字意义的无限想象和延伸，这对于鼎公的文学写作影响深远，他必须学会隐微写作而又不让情治部门抓住把柄。鼎公如此阐释审查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复杂交错关系：“一九五一年前后，台湾治安机关患了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好像仓颉造字的时候就通共附匪了。他们太聪明，写作的人也不可迟钝，你得训练自己和他一样聪明。那几年，我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然后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歧义一样杀死，反复肃清，这才放心交稿。那时，我认为处处反抗和处处附和政府都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作家无需闯了大祸才是第一流，‘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到底比‘马鸣风萧萧，落日照大旗’低一档”。
尽管鼎公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但还是会被擅长捕风捉影的治安机关无中生有地歪曲和震慑。他在《文学江湖》叙述的一个小故事让人啼笑皆非，不由得让我们对当时台湾严峻、细密而荒唐的审查体系五味杂陈。在前述鼎公因为《孔子克难记》而受审过程中，另一个情治人员针对鼎公根据《诗经 汝坟》撰写的一篇杂感，也指控鼎公意在煽动暴动。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鼎公追忆道：“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记》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的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教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有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这种联想能力也真是登峰造极，不过鼎公也曾戏谑地说，也正是这种审查促使他在写作上思虑更周密和高度艺术化。
在日常生活中，鼎公因为历史问题和在中广所具有的身份，也遭受长期的监控，这种监视对于他的人际网络、亲情感受和内心世界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学江湖》穿针引线勾描了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悲情城市的众生相，而鼎公能够存活下来并有作品传世，真是一个既有智慧也有韧性的幸存者。1960年代，鼎公接编《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人间副刊”，家中装了电话。有人告诉他一些关于“窃听风暴”的常识：“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电话的声音突然低下去，那表示有人正在窃听，他们打开了录音机。又有一个人告诉我，夜间零时左右，如果你的电话‘叮’的响了一声，那表示他们对你进行长期监听，每二十四小时更换录音带。”鼎公对于秘密警察这套系统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机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我想这也是退休后的他毅然决然要离开台湾去往相对自由而且没有包袱的纽约的原因吧。
亲历1950年代末台湾防治霍乱疫情之后，他曾如此反思道：“那一次我深刻领悟，中国大陆是警总眼中的‘疫区’，我们都是由疫区来的‘带菌人’，必须密切控管。在警总眼中，每捉到一个‘匪谍’，就是发现了一宗霍乱病例，他的朋友同学亲戚甚至家人都可能是带菌人，或者就是下一个病号。就像卫生局对付霍乱一样，他们也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由局部推全面，由表面推内层，由一时推历史。对疑似病例，也要宁枉勿纵。卫生局对霍乱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为期十四天，警总对我们从‘政治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一生，而且及于子女。那时我们还有一个致命伤叫‘五人联保’，每个人都得去找四个人，互相保证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连坐。也就是说，其中如有一人涉案被捕，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十六人。到底牵连多少人，全看他们的‘需要’。理论上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定就在下一个小时、下一个星期五、或者下一个月，‘落得一身罪衣罪裙’。”
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极端环境里，鼎公想方设法杜绝一切不必要的人际接触，尽量让自己处于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以免连累亲友，最后造成的结局也就是阿伦特所言的那样：“在全面恐怖的局势底下，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界线和孔道被一钢铁的箍条所取代，透过这条钢铁箍条的压制，人世间多元、繁复的景象好似消逝无踪影，而变成一巨大的，宛如只有一个人存在的单调景观。”
二十世纪末，在纽约的鼎公回首往事，仍旧无法释怀那些显性或隐性骚扰他的秘密警察给他的人生和身心造成的影响：“那些年，同船渡海的族人渐渐不进中广的大门，他们觉得气氛不对。一向亲近的几个同事渐渐疏远，因为有人要求他们侦察我的言行，久不通问的朋友忽然从台中来看我，而且每月一次，因为来了才可以交差。我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的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我不保存来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里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带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我的左胸时常疼痛，多次向胸腔专科名医星兆鐸求诊，他只是说：‘你的情形我了解’，不肯进一步检查。后来知道全是压力造成，那时没人谈减压或心理辅导。”
鼎公的回忆录已成为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必读书，思想性、艺术性和人文性都抵达了一个汉语写作的巅峰状态，而他对于阅读他人的回忆录也兴致浓郁，曾在接受访谈时如此吐露心声：“我读别人的回忆录，希望扩充自己的生活经验，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并非寻求声气相通、合唱共鸣。我很想知道跟我不同的人怎么活，我既不能再世轮回做另外一种人，也不能灵魂出窍钻进别人的肉体，我只能读那个人写的书，尤其是他写的回忆录。我读这些人的回忆录，等于让这些人都替我活了一辈子，扩大我这个人的境界。”求异存同，别求新声，这就是作为严肃读者和严肃写作者的不同凡响之处，将他人的生命和历史转化为个体生命“内在的他者”，形成对话、沟通甚至良性的体验互补，这是鼎公设定的阅读目标。
如今的世界沉疴遍地，狼烟四起，稍有良知和公共关切的读书人大都陷入政治性抑郁之中无法自拔，人类可以说跌落到二战之后的至暗时刻，知识人如何面对这个时代，鼎公从其退休之前数十年的生命经验总结出的这段话，对于我们也深具启发意义：“我觉得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对付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他们有出色的成就，他们努力防止动荡，他们的方法并非绝对有效，如果一旦‘动荡’了，他们只能埋藏知识，为下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留下种子。”守先待后，吾道不孤；继往续绝，舍我其谁，这才是一个读书人应该有的生命底色和精神气象，鼎公做到了，我们也可以望其项背而勉力追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