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的人，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个人意志在此中又起多大的作用？最终，它指向一个人的天命。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由宝莱坞“三汗天王”之一的阿米尔·汗主演的《摔跤吧，爸爸》不但以54亿卢比席卷印度本土票房，在北美和中国等地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电影根据印度国内摔跤冠军马哈维亚强迫几个女儿学习摔跤，并使之先后成为冠军的真实故事改编。其中一个重要的戏剧冲突是，年幼的姑娘们开始并不愿意走上摔跤的人生道路。让她们成为摔跤手，并为印度夺得冠军的，仅仅是父亲马哈维亚的意志。
这是一个关于“不得不去做”的故事，而“不得去做”则似乎异曲同工。在非洲旅行时，我曾经问坦桑尼亚向导桑吉，为什么要固守穆斯林的饮食禁忌，作为一个温和的穆斯林，他这样回答我：“我有一台电视，我有四个儿子，我不许他们看电视，他们就不可以看电视，这是规则，他们也不允许讨论。”看到我一脸懵懂，他又重复了三遍。后来，我大致能咀嚼出些味道。
父权在直男社会里常常被用来隐喻神权。神权无所不能，至高无上。人的行动受限于“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印度文献《吠陀》中，将“小我”比喻为瓶中的空气，“大我”则是瓶外的一切。当瓶子破碎，“小我”则和“大我”融为一体，而“小我”和“大我”，又常常被比附为“父子关系”或”“人神关系”。
之所以要将正反、上下双层嵌套的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是想引出一个疑惑：作为个体的人，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个人意志在此中又起多大的作用？最终，它指向一个人的天命。
马丁·路德赋予工作神圣的意义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列数当时的天主教95条罪状，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开始。在有些人眼里，世界史从此被分为1517年前的历史以及1517年后的历史。
马丁·路德认为，天主教的专业神职工作对人的拯救毫无任何权威可言。在《95条论纲》中，马丁·路德指出：“很显然，当钱币投入钱柜中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心和贪欲心，至于代祷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第28条）。”他提出“人人皆祭司”，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有直面“上帝”的权利，同时也不得不负有各自荣耀上帝的义务。也就是说，他的理论赋予了工作神圣的意义。
“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的天职。”马丁·路德举例说，一个修女若没有上帝的呼召，她的修道和服务工作是最世俗不过的；反之，一个女工若有上帝的呼召，在别人家庭中服侍人，她的工作就是最神圣的。
在新教的工作伦理中，工作本身无贵贱之分，它的意义在于工作者能否尽心为之，以荣耀上帝。
就人性而言，工作的琐碎艰辛如果与某个宏大的主旨相连接，这些琐碎艰辛也就有了意义。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为了某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有人会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杀死邻居……因为，这些都可以让人感觉自己成为某个宏大的事件或事物的一部分，因而变得意义非凡。
新教赋予了工作无限的神圣性，并将工作与道德挂钩。通常一个人工作不好，不会影响外界对这个人的道德评价，但马丁·路德却说：“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工作与道德挂钩，因道德感而产生的幸福感，使这样的工作有了天职的意味。
不同文化的工作伦理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总共出现过21种文明，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文明就是三大文明即犹太文明、基督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比较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对中国人对人类未来的贡献抱有厚望，乃是因为汤因比认为中国式的“田园牧歌”可以补救西方文明，而他死于1975年，未能目睹今天的中国。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在于，东亚各国在战火和内乱后，迅速地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秘诀，融入了现代化语境。有学者依傍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声称儒教伦理也能引出资本主义精神。东亚能够重新崛起，且南洋华人也能如犹太人般在他乡致富，是儒教伦理的优越所致。故而有经济学家大言，落后是一种文化现象。
简单地说，有些民族的人“懒惰”，懂得享受生活，而有的民族心理则以积攒资源财富为本能。一些学者以富而凌人的态度去看待那些懒散的民族，并心生优越，是非常不高级的。
回到工作伦理这个问题上，马丁·路德给基督徒们世俗的工作“开了光”，使得人人勤力。
而中国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人的工作伦理是另一种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它与“世俗的父”相关联。
从卜辞和传世文献中可以发现，商朝人认为自己是日神的直系子孙，他们的上帝崇拜，同样也是一种祖先崇拜。周人认为自己是山岳神的后代，他们的天崇拜，同样也与祭祖相关。
强大的商朝因为倒行逆施而被轻易推翻，给胜利者周人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意识到“民为神之主”，“天视在于民视，天听在于民听”。也就是说，最高主宰的意志和喜好由大众的态度决定，统治者必须战战兢兢，一旦失了民心，就会被上天抛弃，“命”是上天的授权，同样也可以授权给别的家族，那便是“革命”。中文古籍中的上帝或者上天，只是众神之长，不可以与一神教中的上帝混为一谈。
中国文化中工作伦理其实就是“光宗耀祖”，强化家族的生存权。祖先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自己最终也成为祖先中的一员。这些嵌入民族的文化基因，同样也嵌入了深受中国影响的东亚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在“礼崩乐坏”的今天，尽管一些人谈不上孝顺，却仍在为学区房而努力奋斗，这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出自本能的意愿。
所以中国人的勤奋并非中国人还在敬畏上天，但也是一种将个体生存奋斗的意志和宏大的事物进行的绑定。反过来说，在西方国家，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则更多尊重其个人意愿，他们做什么工作，只要他们高兴，就值得祝福，这符合新教精神，它的落脚点在自己管好自己，你的人生KPI不能靠别人来替你实现。在中国，一个人的人生KPI，常常被其父母视为自己人生KPI 的一部分。
反过来，在天主教中，信徒不需要直面想象中的上帝，且还有“圣母玛利亚”可以保佑，所以也不用像打了鸡血似的看待人生。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各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的人民，大多比较懂得生活，在工作上并不那么玩命，而德国、美国那种新教势力比较大的国家的人民则反之。
回到《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马哈维亚作为全国冠军，自己没有机会为国争光，所以，为印度争光使得他的理想具有了大的意义，荣耀国家是一种“父子关系”，女儿们的职业就成了这个意义的一部分。女儿们短暂的反抗变得微不足道。不让父亲失望，同样也是一种“父子关系”。
作为父亲的另一想法，女儿们出人头地，她们就能摆脱村中女孩们在婚姻中被人选择的命运，“我的女儿可以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自由是从受限中获取的。
关于天职的迷思
近来所强调的职业精神，也与马丁·路德相关。如果职业本身具有超越世俗的神圣性，那么世俗中一些人情因素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足球运动员在对阵来自祖国或家乡的球队时，必须全力以赴，反之则被非议，认为缺乏职业道德。同样，心理咨询师不能与病患产生情感纠葛，这也是一种职业禁忌，不可讨论。再比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马丁·路德的“工作即祭祀，工厂即教堂”，倒是与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工作即修行”的说法相同。而稻盛言论中关于“神”的部分，常常是最让人费解的。他常常说，工作尽心了，走投无路时，神都会可怜他，给他好运。
稻盛不是基督徒，他有过跟随禅宗僧人修行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行动坐卧处都是禅，而稻盛本人也认为，“提升心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的僧人经历长期严格的修行，也未必做得到，但是，在工作中却隐藏着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巨大力量”。
天职是掉在头上的，还是需要寻觅的？路德和稻盛似乎更倾向，做好手上的事，“活在当下”。
而孔子所言“五十知天命”，又说明它只有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才会出现。孔子做过季氏的家臣，做过鲁国的大夫，还周游列国找过工作，他曾经的理想是当好“职业经理人”，最终失意的孔子以办职业教育，传授六艺为业，也获得了某种“自由”。六艺这些本来由贵族掌握的本领，在春秋时是“公务员”的技能。当贵族们堕落到不能任事，需要大量平民子弟进入政府的时候，孔子赶上了一个“风口”。于是教育成了孔子的天命，他不纠结了。
对于印度婆罗门的理想而言，工作作为俗务，只是在“梵行、家住、林栖、遁世”这人生旅途四站的第二站中。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条将“小我”带入“大我”的旅程。
身体和心灵的张力
既然人能将工作与宏大主题绑定，而变得动力十足，反之，工作与宏大主题之间的张力，也会使人逡巡不前，甚至感觉虚无与苦痛。因为人仍然会下意识地将工作二分为世俗的和圣义的。
在古代欧洲则有属灵、属世的圣俗二分，神职人员的工作是属灵的，其他人的工作是属世的。当然没有世俗工作的供养，那么神职人员也不能脱产而清新脱俗地生存。具体到每个个体，则是身体和心灵的张力，即老子说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
对于信徒而言，周末是属灵的，其他时间又是属世的。在拉丁美洲，人民普遍放纵热情，同时在周末教堂里满坑满谷的都是人。某种意义上，人还从“圣俗二分”中得益，比如“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路德从俗的一端打破了“圣俗二分”的边界，而唐代高僧百丈怀海则从圣的一端打破了这个边界。百丈禅师要求僧人从事体力劳作，他制定的《丛林清规》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将禅学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禅宗千年来，一路壮大，成为中国主流的佛学宗派，与此不无关系。以一生饱受打压的苏轼一首诗作结：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但愿生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