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热烈祝贺刘伟教授主编的《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出版，这是自2004年连续出版的第14本，确实很不容易，正如某位先人所说，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也很高兴能够作为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我在上一次人口会议上的发言，被编入这本书第十章第三节：切实发挥市场的作用，优化人口和土地的空间配置。我今天的发言想稍微变换一下角度。
大家都知道，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大概七个发展战略中唯一新提出的，而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好像没有再提起。那么，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什么关系？我今天的发言就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理解就是农村人地矛盾。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最近几年虽然有所降低，但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所做的贡献。我国现有2.8亿农民工，至少一半已经被国家统计局算作城镇常住人口，他们的收入平均在三千块钱以上，如果把他们的收入算在城镇居民里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定是扩大的。而国家统计局实际上是把农民工寄回或带回家去的收入算作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缩小了。
另外，尽管到2020年扶贫攻坚任务会如期完成，但中国目前贫困线是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2016年约为30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考虑到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将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若应参照2.5美元/人/天的较高贫困标准，则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无疑将大幅度增加。所以说，农村扶贫脱贫永远在路上。
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
从我国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失衡来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增加值只占GDP的8.6%，但是农村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算还有42.65%，若按照户籍人口，还有58.8%，至少1/3的劳动人口还在农村就业，这说明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第三、第二产业。
我国的粮食单产，以2014年为例，按实际耕地面积计算的粮食耕地单产440公斤，只及气候生产潜力相近的日本、荷兰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英国、法国、韩国70年中期以及德国80年代中期，美国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也只相当于中国农业大学提出的单产潜力的36%。以农业就业人数和农业增加值来衡量，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2006年高收入国家的9.9%，欧元区国家的11.8%，日本的14.4%，美国的41%。
要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就是人地矛盾。我国农村的农地经营均额异常狭小，20亿亩耕地由2.2亿农户一平分，大概每户8.7亩，这在全世界属于超小规模。和超大规模的澳大利亚相比，是1：7043，和大规模的加拿大比，是1：563，和中等规模的欧盟相比，是1：56，就是和小规模的国家日比，是1：10。要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减少农民，让大量的人口从农业就业转变为非农业就业，并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
我们过去走的是什么路？开始是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道路，实践证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改革开放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大量乡镇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要向城市转移，这就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2005年也就是12年前，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我认为新农村建设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20字方针，即发展生产，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乃至管理民主，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土地制度，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更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城市化。离开了这三点，谈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能的。那么，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能否行之有效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异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高效、生活富裕”。显然，这里的“产业兴旺”，相当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生产”，“生态宜居”相当于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乡村文明”跟新农村建设的提法一样，“治理高效”，相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生活富裕”，相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生活宽裕”。如果仅从这前后20字的对比来看，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战略没有什么不同，不会有什么成效。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战略不同点在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尤其是最后一点，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如前所述，我国农村户均8.9亩地，目前达到50亩以上的农户，全国只有350万，户均100亩。日本的农户已经达到了平均100亩，我们要达到100亩的适度规模，2.2亿农户的90%都要转移出来，留下2000万农户就足矣。这在短期内虽然不可能，但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步实施！
陈锡文先生最近讲到，为什么要搞乡村振兴战略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太多了，到2030年预计要达到15亿，你的城镇化率即使达到70%，农村还有4.5亿，你不能不管他们。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到底是由于我们的城镇化不可能达到那么高，因此必须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还是由于我们人为抑制了城镇化进程，才使得即使到了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0%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农村人口？我们需要反思，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双轮驱动里面，到底哪个是主动轮，哪个是辅动轮？
下面看一看我国的城市化现状。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35%，但是这个速度并不能说很高，我们没有理由自豪地说走用了30年完成了英国200年、美国100年和日本50年走过的城镇化进程。从绝对水平看，目前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与全球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低于美国82.9%、德国74.2%、日本92.3%、俄罗斯74.2%、巴西85.1%、南非62.9%的水平。从相对发展速度看，我国近30年处在城镇化率从30%到70%的世界城镇化加速期，我们不能用加速期的速度与处在城镇化率30%以前的慢速期的国家相比。如果我们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到2017年，在这68年时间里，我国的城镇化速率无疑是非常低的，我们没有办法和日本比，也没有办法和韩国比，更没有办法和台湾地区比。
不仅如此，我国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差了十几个百分点，这十几个百分点就是2.2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是被城镇化的，在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以及住房等等方面并没有真正享受一个城镇户籍人口的待遇。
另外，我国的城市化率是远远低于城镇化率的，城市化率计算的是658个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率计算的是658个城市常住人口加上2万个镇的2亿多镇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如果从城镇化率里面扣除了2亿镇民，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1%。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国的城镇化都不是水平高了，而是低了，都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目标，2020年达到60%，这仍然按常住人口计算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最近这几年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但是绝大部分是来自整建制的转移，也就是把一个县改成一个市，把一个镇改成一个区，把一个村委会改成了居委会，这些农村人口一下子就变成了城镇户籍人口。实际上我国真正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恐怕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大打折扣。
那么，我们目前的做法是不是顺应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的要求呢？很遗憾，很多做法是在逆市场化配置人口与土地资源。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近60年来世界城市化的发展都是人口在向特大、超大城市集中，而我们国家一提城镇化就是优先发展小城镇，严格控制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整个“十三五”期间北上广深，包括天津，都定出了人口发展的上限，而且国土部积极配合，严格限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这样一来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从2016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年度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已经在减少了，上海非户籍的人口也已经在减少了。看一下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96年到2000年的最高点，现在是逐年下降的，这是极不正常和令人担忧的现象。因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7.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1.2%，真正的城市化率也只有42%，本来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现在采取的相关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城市化速率降低，农民工不愿意进城，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在减少。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业化还能最后完成吗？
不仅如此，计划行政控制土地，特别是人为控制大城市土地的供给，必然导致大城市的房价十年九调，价越调越高，东西部之间人口和土地资源的错配。从2008年到2016年这八年当中，西部的人口向东部转移，每年大概将近六千万，但是，我们的国土部门土地供给，每年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是从2003年开始，由东部向西部倾斜，由29.6%提高到了60%，相应地，东部新增的城镇建设用地就降低到了40%，这是造成东部房价上升，西部鬼城、新城丛生重要原因。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乡村要振兴，但是离开了新型城镇化，单纯就乡村讲乡村，就会重蹈新农村建设的覆辙。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本文是作者在1月7日“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及其转换”研讨会发言的整理稿，已经作者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