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通明中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欧阳东的心里，茫然中夹杂着不安。随身携带的衣物、联系电话都在慌乱中留在了大海里，去哪里落脚呢？
欧阳东顺利在香港
流浮山
登陆，并且一口气就冲到半山腰。他
抓住树根和草根，怕把沙踩下去，小心翼翼躲到松树后面，看下面有没有人。刚刚爬上这座光秃秃的山，他便看到之前追赶另外两个同伴的巡警又回到了海边，用电筒不断在海面、山坡上扫描照射。
巡警从海上打捞着他们丢下的那些东西，借着电筒还有月光，欧阳东发现和他一起来的两个朋友都不在沙滩上。英国军警还不时用电筒朝山上扫来扫去，欧阳东这才意识到在半山坡上自己还是很危险，如果对方在山顶上一封山，他就走不了了。
于是，他抓住树，像打仗匍匐前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山很陡，树也不多，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欧阳东喊他的同伴，没有人回应，光秃秃的山上也没有人走，他担心又把巡警引过来，决定自己一个人下山。
后来，欧阳东有机会重新来到这里，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是如何爬上这山的。
当他在山顶喊同伴的时候，边喊边看，发现香港那边灯火通亮通亮的，非常繁华，整个天空都是红色。而回头看内地这边，黑麻麻的一片，只有几颗星星似的灯火。
他心里生出一些感慨，终于到香港了，终于到另外一个世界了，终于看到香港的灯火了。
来时的激动很快被现实的问题打住。喜悦、害怕、对未来的茫然，欧阳东的心情很复杂。
灯火通明中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欧阳东的心里，茫然中夹杂着不安。随身携带的衣物、联系电话都在慌乱中留在了大海里，去哪里落脚呢？
在香港这边，以后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在宝安那边，家庭怎么样，老婆孩子发现他不见了会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数。欧阳东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抓回去。
但既然到了，就只有往前走了。
黑夜里，他向着灯光一步步走去。翻过公路以后，大概是一些橘子树，还有秸麻那些东西，欧阳东没穿衣服，只穿着条短裤，身上被树枝划得都是血渍。
他继续往前走，听到了狗叫，就想：“有人了，会不会是那些边防军、英军巡逻来了？”后来一看，对方穿的是睡衣睡裤，才知道是老百姓。
欧阳东请求对方收留自己，于是，对方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房子的楼下。过后知道，这是个花农。房子离地面一米多，大概也就是四平方米左右，不大，全部是木头钉的，中间都隔着很宽一条缝，住得很简陋。床上的蚊帐好像还有个大洞，被子上也有个大洞，柜子、五斗柜、抽屉也推不动，电视机都开不开，录音机还没有录音功能，只能收音。
欧阳东想不到，香港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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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个广州人，和欧阳东一样的偷渡客。
不过，这花农刚结婚，老婆在广州，他急着要回广州。于是，欧阳东给老婆写了封信，叫他帮带回去。这个人把欧阳东留在房子里面，然后通知他先前收留的广州知青，叫他们把欧阳东带到社区去。
来的两个广州知青，其实是蛇头，他们一面给偷渡者介绍工作，一面找偷渡者的家属收取介绍费。欧阳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蛇头以两千港币的介绍费，把欧阳东带到了九龙市区。
70年代的香港，加工业正在迅猛发展，欧阳东很快有了第一份工作。
蛇头把欧阳东送到柴湾工业区的一个制衣厂，到厂的第一晚，老板给了欧阳东一百块钱，第二天，他就去喝了咖啡。
偷渡之前，欧阳东听到过，
每个人到了香港以后，都会说自己喝上了咖啡
。
于是，他就去了餐厅，也要了一杯咖啡，很得意地拿起来就喝，喝到嘴里，却发现好苦。
他有点搞不懂，本来闻起来很香，应该是好、很美的东西，怎么会这么苦？第一次喝咖啡的欧阳东不知道，没有放糖的咖啡，味道就是苦。
香港的生活就从这一杯苦苦的咖啡开始了。
家中的妻子收到了欧阳东的信。陈笑莲不敢相信欧阳东真的会偷渡，她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起，领导还说：“不可能啦，个个偷渡，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他的思想那么正派，你们两个那么恩爱，怎么会撇下你就走了？”
政治立场这样坚定的一个人，怎么会走？大家都不相信，在大家眼里，欧阳东是很老实的，而且思想也要求进步。
再说，家里有这样一个偷渡的人，更会连累到家庭。
欧阳东到香港半个多月后，始终不见他来上班的蛇口公社，终于相信了陈笑莲的话，欧阳东的确逃港了。作为逃港者的家属，陈笑莲也受到牵连。夫妻俩各自开始经受了一番生活的磨砺。
欧阳东逃亡以后，原来居住的房子被没收，妻子和孩子被赶到一个很简陋的小房子里，没有洗手间，也没有厨房。陈笑莲和孩子想，干脆搬到农村去，买一块地自己建房子。
一块地五百块，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陈笑莲把电视机这些东西全部卖了，买了一块地皮。1980年，欧阳东回到内地，跟妻子商量建房子要多少钱，先问别人借一点，然后自己赚了钱再寄回来，还给别人。
△1980年欧阳东一家
寄钱也基本是通过渔民带回来，换成人民币，再买材料，妻子一边买材料，一边自己建房子，一边上班，还要带小孩。
后来陈笑莲说：“每天晚上睡觉都哭。很想他，很不习惯，这个生活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睡觉都在哭。”
为了能给家里寄钱造房子，欧阳东拼命打工。一开始，他所在的制衣厂是做布娃娃服装的，比如布公仔一类。厂房里有裁床，他们就在上面拉布、裁剪。白天八小时，晚上下班后继续工作到夜里12点。
第一天工作，欧阳东就加班到晚上9点，第二天到11点，第三天就到凌晨1点。一天工资三十块钱，加班一个小时五块钱，他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都干完，然后等老板安排其他工作。
对欧阳东来说，甚至可以不用租房子，这样还能省点钱。写字楼里有一些管理人员和老板，中午有个阿姨给他们煮饭，欧阳东就叫阿姨不要倒掉剩饭，留给他们晚上吃，第二天，他们把晚上剩下的饭再混在一起煮泡饭吃，又可以节省一笔饭费。
睡觉盖的是工厂的布匹，垫的、穿的都是别人送的衣服、鞋子，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
不剪头发，太长了就自己用剪刀稍微剪一下，个个长头发。最大的花销就是寄信的邮票——身在异乡的孤独和艰苦，让欧阳东倍加想念妻儿，这种思念通过每天一封家信来相互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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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挣钱，欧阳东又找了三份工，一份在造船厂，一份在电镀厂，一份在护卫公司。他白天在制衣厂做，6点钟下班后，就去造船厂，造船厂晚上做，一百块钱一天，有时候会干到天亮。
比起白天一天三十块的工钱，欧阳东对造船厂的工作更满意。有时候，他6点下班就去电镀厂，做到凌晨1点收工，再去护卫公司做保安，做到早上8点多钟。就这么连轴转。
厂子里，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他们吃了饭就睡一会儿；晚上，等船干的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其他时间都在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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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东（左一）在香港打工时
这样，一天睡眠时间不到三个小时，还得见缝插针。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白天请假——因为白天工资低，躲到裁床下睡觉，工人们在上面照常工作。等晚上再去船厂上班。下班以后，就在公园的凳子上休息一下，然后9点钟再到工厂去。
为了建房子、还债，欧阳东这样艰苦了两三年。他们的房子，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块钱，欧阳东说：“到1982年、1983年，我就已经完成任务了，把那钱还掉了。”
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欧阳东用在香港打工的钱帮家里的妻子造起了楼房。而此时，特区深圳已在大兴土木，虽然，深圳的楼还远没香港那么多，街道远没香港那么繁华，欧阳东还是选择了回来。
到1986年，欧阳东在香港已打工六年多，前后换了六家工厂，自主学习制衣技术和服装设计，他从一个拉布学徒工，成长为一个熟练技术工，一个服装设计绘图师。工资也从最初的三十块一天，涨到了三千二百元一个月。
他对香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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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时您在香港，对香港是什么印象呢？
欧阳东：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好。
记者：怎么好法？
欧阳东：不像我们当时宣传的那样（笑），就是受压迫，受剥削，不是这样。其实香港呢，我觉得香港很文明，最少是不乱丢垃圾。当时我们也被感染了，果皮都抓在手上，看见垃圾桶才丢进去。我们也不随地吐痰。在巴士站，不会一窝蜂地上去。
记者：要排队。
欧阳东：都是排队的，就是一百多人，都要排队的。
记者：您觉得那里的素质很好。
欧阳东：素质很好，很有礼貌。而且我们这边呢，是讲为了社会主义工作，为了共产主义，我们有理想的。但是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裁床、拉布的工作，那些人动作很快。
记者：工作的效率比内地强，对吗？
欧阳东：强，其实我们的工资是固定的，五十块钱一个小时。
记者：也不是计件的。
欧阳东：不是计件的，是固定的，有些厂是固定，有些是计件，我们当时都是固定的工资，一天多少钱。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快，动作很快，跑步的，跑来跑去，在裁床那里，跑过来跑过去。
记者：没有人磨洋工吗？
欧阳东：有，很少很少。磨洋工，比如说拿了报纸到洗手间坐在那里看报纸，看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的，我只发现有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很快……我就问，我们在家，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共产主义，所以要积极工作。他们都是给资本家干活，要那么快干什么？人家说我现在不快，等到我计件的时候，我就快不了了，所以我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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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感情很好的欧阳东，不愿意再和妻子分居两地。
此时，深圳特区建立，香港的服装老板也到深圳来办厂，他随厂回到深圳工作，每天都可以回家了。就这样一边帮老板开服装厂，一边照顾家人。
后来，欧阳东把家里的围墙拆掉，在前面搭了个铁皮房，利用自己学的服装设计技术，自己做时装；也从香港的服装厂进货，开时装店，销售服装。
很快，他们家那一条街，家家都把围墙拆掉，也都开起店来，做时装生意，一条街变成了时装街。
回来后的欧阳东和妻子陈笑莲一道做着服装生意。
他们继续造房子——把自家的房屋不断地拆建，加建，越扩越大，越建越高，从两层变成三层，三层这边要加到四层，到2001年的时候，又把它拆掉，重新建到了七层。他们充分分享到了特区带来的经济富足。
2000年，欧阳东退休了，除在广东一些地方做一做服装技术顾问、质量总监之外，他又拾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爱好——搞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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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回顾自己的这一段逃港生涯，欧阳东说：
香港真的很漂亮，全部是高楼，马路上也很漂亮，那些人也穿得很好。但是再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待的地方，我想我还是一定要回来。
当时没想到，如果想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样，我看就没人逃了嘛。现在就没人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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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知青，逃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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