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朋友来商量个事。他十几年前用不到二十万人民币买的房子，准备用三百万的价格卖出去，供儿子去国外读书。卖还是不卖，十分犹豫。那时他有种感觉，再住上几年，房子能卖四百万或者五百万元。后来北京的房价也确实上涨得十分厉害，但儿子的机会就摆在那里，时间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
现在，包括去国外上大学在内，上大学已经不能保证人生一定满意，大学毕业后也不一定能获得高收入。不论当官还是做企业职员，即便是当老板、当自由职业者，其职业也不一定能稳固。有一点可以说的是，上大学绝对比不上大学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机会更多一些。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具有较多的选择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比没有选择要稳定，生产出来的财富也会增加更多。大学能改变人生，大多数人的人生能出现改变，社会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恢复高考到现在已经40年，作为一个在1977年经历了高考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这40年的变化，深知如果没有大学，没有每年数百万人进入大学学习，中国社会不会在40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恢复高考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为一股洪流，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这股洪流汹涛澎湃。中国在向中等富裕转变，每年近万亿美元的新财富从这个国家产生了出来，世界上很少有几个国家能有这么大、这么快的变化。要维持这种变化，无疑需要大学造就新的人才，让有新知识、新能力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中占有更大的比例，有了这些中国就有前途。
“能在国内上大学，那就在国内上；有去国外上学的机会，也可以考虑。”那次我对朋友说这句话时，真的感觉和自己上大学那会儿比，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考上大学后的困惑
我在国外教书时，每年都会去看发榜的情况，很多学生会来大学直接看榜，看到上面有自己的编号，便会激动地跳起来，一同来看榜的同学，高兴的时候会把被录取的同学举起来抛到天上。我觉得每个考上自己如意大学的学子，都该用这样的形式表达高兴的心情。
1978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心情的。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三学生，但参加了高考。那年大学对在校生与社会考生的录取分数不一样，能录取的在校生有限。那年虽未考上，但真的下了决心，要为78年高考奋斗。
1978年毕业时再次参加了高考，去自己所在的高中看榜时，见名字写在了榜首，括号中写着“南京大学外语系”。
南大是我的第一志愿，看到梦想成真时，我才想到需要有去南京的路费，需要有在南京生活的费用，一时犯起愁来。
我父亲在建筑公司工作，母亲平时做一些临时工，四个姐姐基本都在外地插队或者在外地工作，一个弟弟在上高中，乡下有姥爷姥姥，在天津有奶奶，虽然生活在北京，但日子其实很艰难，在1978年那个年代，想筹集10元去南京的车票钱，并不容易。
报考南京大学，我并未和家里商量，是自己一人做的主张。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特别想离开北京，到一个远离北京的地方去。我并不熟悉南京，只是听说南京大学采取学分制，很多专业课按自己的喜好选学，于是南京大学就成了我的第一志愿。
我犯愁的时候，父亲也相当的犯愁。我看到从不抽烟的父亲开始默默地抽起烟来。
在上中学前，我们一家被下放到了河南新乡务农，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河南农村真是很苦很苦，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一顿馒头。后来本该从河南迁到宁夏去务农的，但途径北京时，除了父亲外，母亲带着我们回了自己的家。那是1971年前后了，北京城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户口也是随便就可以恢复的。到了北京，不仅可以吃饱，而且能够吃上馒头了，感觉特别的幸福。
但是家里并没有零花用的钱。在宁夏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早早地退休回到了北京，以那点退休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家里最值钱的便是父亲平日骑的那辆自行车了。
父亲卖掉自行车后，用得到的30元钱，先拿出来10元，给我买了去南京的半价火车票，还有10元，买了一件当时很流行的的确良衬衫，买了些布和棉花，让母亲给我做了棉袄。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棉袄，北京很冷，就挺着。父亲走南闯北，知道南方的冬天比北方还难忍，为我买衣服做棉袄，又花去了10元。剩下的10元，母亲在我的内裤里缝了一个小口袋，把那10元装了进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10元钱。后来坐在去南京的车上，总会从口袋里把手挪到内裤口袋那里，确认那10元钱还在后，才能放下心来。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在北京像我家这样的家庭该不在少数。
大学改变的人生与社会
到了南京，才知道那里的米饭巨难吃，而且大学食堂很少有馒头。免费吃饭，或者领饭票吃饭，上大学真挺好的。学校里给我每月7元的生活补助，我基本上都用来买书了，到了假期并没有回北京的钱，于是就寒假的时候回去，暑假接着在学校读书。
正好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文革，到1976年文革结束，基本什么书都不让读，也没有读过，在大学的四年，真的读了不少书，变成了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如果说和北京的伙伴有什么不同，大概读书量、读书的习惯让我和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伙伴完全不同了起来。至于以后上硕士、博士，在国外的大学教书等等，读书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77年及78年上大学的人，有时甚至包括79年上大学的人，后来成为教师的不在少数。我们班十几个人，几乎后来都做教师或者从事教育行政方面的工作，再后来有人下海经商，但基本上也还是儒商的样子，喜欢议论天下大事。和同学的往来不是很多，估计最后成为高官豪商的人不多，至少77到79级的同学中，这样的人不多，换句话说，收贿受贿下大狱的人也没有。
从社会底层出来，靠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教书育人，这大概是40年前刚刚恢复高考时的前几届学生人生的主要特点。后来日本来中国投资的企业变多，商业机会也骤然增加了不少，但我们这几届前期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大都坚守在自己的教书岗位上，没有巨富，但生活该一直都比较平稳。
因为之前的中国社会不准许读书，所以我们这些能进大学读书的人，一旦有了这样的条件，便就满足了。在以后的40年中，最先上大学的人，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一直在做铺垫。有了这个铺垫，80年代及90年代走进大学的人，开始闯天下，让中国变了模样。
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期间，社会充满了愚昧，生活用品极度匮乏。一个人如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中国香港或者中国以外的国家看一下，便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绝望。
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从日本客人那里拿到一张和自己无关的彩色照片都会兴奋半天。因为我们自己几乎没有能拍出来的彩照。家里的那几张彩色照片是照相馆用彩笔描上去的。等到有文化的大学生，数十万成百万地从大学里走出来后，我们才有了自己品牌的家电，生活才突然发生了变化。
文革时，看到其他人有文化，有财产，第一个想到的是去抄家，去批斗对方，让对方变成没有文化，没有财产的穷人。恢复高考后，几乎所有大学毕业的人都认为自己该有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财产，要靠工作来获得财富与地位。是大学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让社会以创造财富为主要活动目的，而不再是去掠夺，去毁坏。中国社会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
但大学毕业找工作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后，笔者依旧相信如果我们肯继续改革，这个问题能解决。不去限制大学毕业的学子在技术等方面的创造，充分给他们机会，以中国人的智力、主观能动性，继续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1978年我自己背上被褥从北京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想到我后来能回到北京，不可能想到北京不仅有三环，而且还有了四环、五环、六环公路，比过去不论是人口还是面积都大了几倍。有了知识，有了工业商业，让中国有了现代化的生活，只有大学能让这种生活愈发丰富多彩。过去40年，中国只因恢复了高考，社会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今后这个变化该更大，社会也能变得更好。
两年前朋友让自己的孩子去国外读书。不管两年后成果如何，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渠道保障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不管怎么说大学功不可没，中国不能没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