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这样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是如今中华书局总部的地址。门面不大，没有想象中的恢弘，但古朴、呈书籍翻开状的建筑物外形，又似乎是人们心中中华书局该有的模样。
摄影 | 《人民画报》董芳
这家出版机构深刻地影响了中华大地。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舒新城等中国学界名人，都曾在此云集。
“行业不大，但对于社会影响很大。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五色旗取代了清朝黄龙旗。同日，中华书局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创立，陆费逵是创始人，“中华”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
在创立宣言中，陆费逵表明了书局的使命：养成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实际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
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将精力放在了各类教科书上。当时，中华书局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王亚南、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锦熙、田汉、张闻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出版了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辞海》，中国第一部现代排印本古籍整理丛书《四部备要》，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以及
500
余种新式教科书和
40
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位于上海澳门路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部，正在工作的编辑们。
中华书局从成立之日，就自觉承担了时代使命，希望中国社会与时俱进，希望中华大众文明开化。这从它出版教科书，到适应社会思潮的《民约论》、“新文化丛书”（含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黎锦熙曾说：“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这句话揭示了出版界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书局最大的贡献当属教科书的出版，中华书局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教科书革命”理念，以教育为己任，推出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经营范式，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也深深地滋养和反哺了出版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总部迁京，经过公私合营，隶属于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多以财经、农业为主。
1958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经营，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中华书局走向专业化道路。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以及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作为出版方向。”徐俊说，由此，古籍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核心业务。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培养人才。1964年8月，首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到中华书局报到。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是其中一员，也是古籍小组重点规划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参与者。
这一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凝聚了中国百余位文史专家的心血。回忆起当初的工作，张忱石感慨，点校“二十四史”工程繁杂，要从诸多古代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选出最好的一版作为底本，要使用全套标点符号、专名线，要对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写入校记。点校的过程中，编辑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及文学功底，以校正文字讹误、史文失实等问题。同时，校勘记撰写，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怎么标点，怎么写校勘记，大家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老先生们只能摸索着进行。”张忱石说。
1973年春，点校本“二十四史”部分学者合影（启功先生亲笔标注）。
从1958年至1978年，耗时20年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完成。如今，点校本《魏书》修订本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使用点校本。
此外，在范文澜、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邓广铭、周一良、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宋云彬、陈乃乾、徐调孚、张静庐、王仲闻、杨伯峻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中华书局的突出成就，是坚持住了主业：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及普及传统文化。”徐俊说，固守根本，也是在夯实传统文化出版的群众基础。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
俊 摄影 | 董芳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华经典藏书”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关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据徐俊介绍，两套丛书去年达到了
1.5
亿元码洋的发货量，“可见读者的需求之大。”
中华书局既为读者提供成体系的传统文化经典图书，也出版有《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生活经典”等相对轻松的历史文化解读类图书，还有方便人们携带的“中华经典指掌文库”等口袋本。
受互联网大潮的推动，中华书局于21世纪初便开始了数字化工作。2014年，中华书局推出大型整理本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经过5期建设，共包含1902种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保留了图书完整的前言、注释、校勘等整理成果，约10亿字。2015年，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开发、运营古籍类数字产品。
古联公司员工
摄影 | 董芳
洪涛，是古联公司的总经理。据他介绍，古联公司整合现有数字产品，推出了古籍整理与古籍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
打造一个“线上版”的中华书局，是古联公司的目标。目前，古联公司正全力建设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数据中心。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在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准确的文本、最精确的解释、最优秀的理念，这是我们的工作。以前不敢有这些梦想，但现在有了数字化，就有望实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中华书局人，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更自觉自愿把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扛在肩上。他们在乎中华书局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