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因为穿衣服而打打杀杀，这种事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打打杀杀的理由，五花八门。
穿衣与“尊卑”
比如，朝廷喜欢制造
服饰等级制度，
将穿衣服与身份等级直接挂钩。
这种手段简单粗暴，但在彰显统治者的权力存在感、甄别“顺民”与“刁民”方面，很有效。
战国时代的齐威王，看不惯民众穿得舒服漂亮，颁布锦绣禁令，凡身着锦绣之衣者，与诽谤国君同罪。
同罪的意思是，得死。
自汉代开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不许穿与自己的身份等级不合的服装，成了明确的法律条文。到了
唐代，朝廷又将黄色霸占为皇权专用色，将紫色霸占为三品以上官员的专用色。于是，普通人再不能穿有颜色的绫罗绸缎，和杂有紫色、黄色的衣服衣带。
违者，视情节轻重，要么坐牢，要么去死。
不止是颜色，朝廷在尺寸上也有禁令。李德裕做淮南观察使，勒令当地妇女剪短他们的裙子，“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因为朝廷有规矩，妇女之裙最多只能有三寸拖地。
图：穿宽袖服饰的唐代贵族妇女，见于敦煌壁画
宋代延续唐制，服饰禁令更为细致。
宋太宗下诏，地方上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允许穿黑、白两色衣服，使用铁质或角质的带子，不许穿紫色服饰。幞头、头巾的高度不准超过2.5寸。妇女不允许戴假发髻，不准把发髻梳高。只有获得朝廷认证的“命妇”，有资格使用销金、泥金、真珠等饰品。
宋真宗时，皇后侄女杜氏穿了带有销金
（一种在衣服上贴上极薄黄金的装饰）
的衣服。自家亲戚穿衣违规，皇权不太好打打杀杀，杜氏被勒令出家为尼。
如果是普通百姓穿错了衣服，那就惨了。宋代法律规定，制造销金服饰的人、贩卖销金服饰的人，穿着销金服饰的人，被逮住了，都得坐牢两年，“并许人告”，欢迎百姓们互相举报。
朱元璋也非常“关心”民众穿什么。
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诏规定：“庶民男女”，你们这些普通百姓，做衣服不许用“金绣、锦绮、经丝、绞罗”，做饰品不许用“金、玉、珠翠”。可以用什么呢？做衣服只许用“绸、绢、素纱”，做饰品“止用银”。而且，做靴子绝不允许“裁制花样金银纹饰”。
有人违规怎么办？抓起来，看时代的心情，打屁股或者杀头。
再往后，明代百姓甚至被完全剥夺了穿靴子的权利。监察御史王英某次穿着靴子微服进城，被守门人抓住捆绑起来送官。王英慌忙解释自己是当官的，并命人取来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带，好说歹说，才逃过一劫，洗刷掉“违法穿靴”的嫌疑。
至于像朱棣拿穿错衣服逼迫开国功臣耿炳文自杀、雍正拿穿错衣服株连年羹尧的儿子，都是中国皇权时代传统悠久的常规操作。
图：元代销金半袖（现藏内蒙古博物馆）
穿衣与“爱国”
再比如，朝廷喜欢将穿衣服与政权认同感直接挂钩。
北魏时期，官员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押在长安多年。后来贺狄干归国，北魏太祖拓跋珪觉得他的穿衣风格“有类羌俗”，怎么都看不顺眼。
于是，贺狄干就被弄死了。
宋代皇帝，也特别讨厌民众穿着任何带有辽、金风格的服饰。宋仁宗曾经下令，宋帝国境内的所有民众，一概不许“效契丹服乘骑鞍髻辔”，违者严惩不贷；宋徽宗的禁令更狠，他下诏通告全国，“自今应敢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谁敢效仿契丹的穿衣风格，头戴毡笠之类的，按照“违御笔”论罪。
“违御笔”之罪有多大？宋徽宗的规定是：官府拿到皇帝，也就是宋徽宗的御笔批示之后，滞留一个时辰不处理，“杖一百”，打一百棍屁股；滞留一天，“徒一年”，坐一年牢；滞留两天，“加一等”，流放三千里；滞留三天，“以大不恭论”，要摘了脑袋。
图：壁画上的契丹人
南宋继续把穿衣服与爱国紧紧捆绑在一起。
当时的法律规定：
“诸服饰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国者准此，若暂往来者听身从本俗。”“诸服饰辄效四夷者杖一百。”
大意是：除境内的外国商人外，南宋百姓一律不许穿周边国家（主要是金）的服饰，违者杖责100下。惩罚上虽然已没有宋徽宗那般残暴，但南宋政府还有一项鼓励民间百姓互相告发的政策——凡告发别人穿胡服，“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可以得到朝廷的奖赏，获“钱五十贯”。
在明太祖朱元璋看来，老百姓选择穿什么衣服，与他们是否忠心于现政权直接相关。他下诏，严厉禁止所有人再穿任何带有元朝风格的服饰：
“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这封诏书里，最狠的是那一句“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什么样风格、具备哪些元素的服饰算“胡衣”，是没有固定标准的，判断的唯一依据是“圣心”，也就是全凭朱元璋自己的喜怒与好恶。这也就意味着，上至官僚，下至百姓，除了将穿衣服的自我审查做到极致之外，别无他法来规避朱元璋的风暴雷霆。
图：孔府所藏明代服饰
当然，朱元璋自己是不妨经常戴着“直檐大帽”出出进进的。尽管这种风格的帽子是元代皇帝平时所用，但一切“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朱元璋说它不算“胡衣”，自然就不算，谁也不能抗议半句。
皇太极建立后金政权，也把拓跋珪、赵佶、朱元璋的那一套搬了过来。他颁布命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敢有如关内汉人一样穿衣、束发、裹足者，严惩不贷。
清军入关后，顺治下诏“剃发易服”：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若惜爱规避，巧言争辩，绝不轻贷 。”
大意是：要想成为“大清子民”，必须留发辫、穿马褂；如有人迟疑，按“反清”重罪论处；如有人想法设法规避、在执行上打折扣，决不轻饶。
再后来，太平军起事，清廷服饰又成了“妖装”。太平天国辖区里，“男子不许戴毡帽；女子不许穿裙子”，“（见到）戴毡帽则除之，拖辫发者则割之，女子曳裙子则扯之”。太平军占领南京，秀才汪星垣以头冷为由拒绝摘帽，当场被杀。
图：身穿马褂的清代人
你们、我们与他们
以上与穿衣服有关的种种打打杀杀，具体情况五花八门，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因为
穿衣服被赋予了一种区分“你们”、“我们”和“他们”的功能。
皇帝及其代理人属“我们”；遵守服饰等级制度、安安分分不穿“胡衣”的民众属于“你们”；违规穿高档服饰和“胡衣”者，属于需要被规训被打屁股的“他们”。
类似的区分，也发生在近代。
辛亥后，思想解放，穿西式服装的人变多。1913年，广东教育司发布规定，要求
广东的女学生
一概改着素朴黑裙，
禁穿时髦服装。
1920年，上海市政府颁布公告，
将穿袒露手臂小腿衣服的行为等同犯罪，允许警察予以逮捕。
1925年，上海成立“爱国会”，要求参加者“外国的草帽不戴，……外国的哔叽衣料一律不穿……西装不穿”。
图：民国月份牌上的时尚女郎
1934年，国民政府启动新生活运动，取缔“奇装异服”，对女性服装的要求尤其苛细，比如，江西当时颁布了这样的规定：
“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左右开叉旗袍, 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 短衣须不见裤腰；凡着短衣者, 均须着裙, 不着裙者, 衣服须过臀部三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 须稍宽松;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 不得露腿赤足, 但从事劳动工作时, 不在此限；裙子最短须过膝四寸。”
如有妇女违反上述法令，旗袍、裙子过长或过短，或赤足走路，将“由岗警加以干涉”，勒令改正；如有抗拒，“得拘局惩处”，可以抓起来送到警局。
执政广东的陈济棠，做法更为激烈。他命人到裁缝店搜查，对所谓“奇装异服”一律没收、焚毁；还组织了几十个所谓的“维持风纪队”，在广州街头游荡，专门寻找身着所谓“奇装异服”者，进行惩处。
2019年3月24日，一名男子因穿着疑似“和服”的服装，欲进入武汉大学欣赏樱花，被校内保安拦截殴打。该男子事后辩称，自己所穿并非“和服”，而是国产“吴服”。
冲突与辩解之中，围绕着穿衣服而产生的“我们”、“你们”与“他们”的分野，仍清晰可见。
图：武汉大学事发现场，左二为穿和服男子
参考资料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周峰编著《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 （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华梅《中国历代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5年）、诸葛铠等《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展忠宇《明代初期平民服饰制度探微》（《史志研究》2013年第5期）、谢婧《唐宋“禁令”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0年）、周松《上行而不下得效——论明朝对元朝服饰的矛盾态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夏春涛《太平天国服饰制度探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崔荣荣等《清代汉族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616—1840 年）》（《艺术设计研究》2015年第1期）、徐华龙《民国服装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王均熙文集》（文汇出版社，2014年）、夏蓉《新生活运动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徐进《裤子上的阶级斗争：1964年对奇装异服的发难》（《中州古今》2004年第6期）、卞向阳主编《百年时尚：海派时装变迁》（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