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清露：
我之前读到了关于苏敏的一些报道，觉得她的形象并不是理想模板下的“出走女性”。比如
《人物》那篇报道
反复提到，苏敏并不觉得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出走”的原因只是单纯想出来了。她还提到自己前半生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没有勇气反抗丈夫的家暴和家庭施加给她的种种压力。
除此之外，《人物》还提到，苏敏“出游”意义的阐释是由大众和媒体替她完成的，这种阐释和苏敏本人的真实形象存在一种错位。文章中提到，苏敏本人“出走”行为的动机非常简单，她不是一个思想者，而是一个行动者。她是在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创伤之后才决定要行动的。
文章中关于苏敏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很多媒体问她出走行为的背后有哪些想法，苏敏回答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后来我们知道，“想法”这个词对她来说带有很强刺激性和创伤性。当她去帮女儿看孩子或者独自外出的时候，她的丈夫总会问，你为什么又出去，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想法”这个词让苏敏回忆起丈夫对她的指责和打压。
我还没有看《出走的决心》这个电影，但我看了关于导演的专访，发现电影还会在呈现丈夫在家庭中的压抑，以及他的创伤又来自于哪里。导演提到，在塑造男性角色时，她更希望在普遍性和个体经验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个男人的行为和性格也与他原生家庭有关，他也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爱，自己也缺乏爱的能力，他的身上是悲剧性的延续。
《出走的决心》剧照
徐鲁青：
鲁迅觉得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果把女性比作小鸟，关在笼子里是不自由的，但飞出笼子也会遇到鹰、猫和其它天敌，依然没有出路可寻。那个时候的娜拉在很多作品里都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的，奥地利女作家耶里内克创作了剧本《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作品里娜拉的结局更加惨烈：离家之后，娜拉成为了一名纺织女工。她本来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是好景不长，她最终只能成为工厂领事的情妇。在《出走的决心》里，短视频和自媒体似乎为当代“娜拉”提供了未来生活的收入来源，让她们的“出走”变得更加乐观，现实是这样吗？
丁欣雨：
鲁迅在文章里把女性比作笼中鸟，《出走的决心》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意象，比如当女主人公站在阳台上时，镜头有很多对着铁窗的特写，以及每次她在做完一些“重大决定”后，都会站在阳台望向更开阔的天地。
“笼中鸟”让我想到了另一个经典的电影意象“无脚鸟”。在电影《阿飞正传》中，张国荣饰演的阿飞就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无脚鸟”，是一个在异乡漂泊生活、放荡不羁的浪子。我觉得“笼中鸟”和“无脚鸟”都关注了孤独和自由，二者有时是相伴相生的。“无脚鸟”更关注的是，一个人表面很享受在外面漂泊的自由，但内心是孤独的，渴望有一个归属，但“笼中鸟”反倒有一种看破孤独的感觉。虽然有家人朋友环绕周围，但依然感到孤独，这个时候一个人出走向自由是更好的选择。相比“无脚鸟”的惧怕孤独，“笼中鸟”更渴望自由。这两个意象在电影史上的呈现也有较强的性别特征。
电影里把出走的时间定位在疫情期间，也隐喻着外界的危险。女主人公决定“出走”的时候，她的家里人会担心疫情封路的问题。当她去给汽车加油，加油站员工说，山路、野路，总有路可以走的。这两处想传递的可能是，即使外界充满了危险，但“出走”依然意味着有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
《“娜拉”在中国》
许慧琦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4-07
“出走”在学术层面的说法叫“脱嵌”。“脱嵌”是道德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提出的，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个体相对集体而言处于一个社会性嵌入的状态，个体需要植根在宇宙、宗教、国家或者家族这些给定的秩序当中，需要依托原生性的集体框架，完成生命里的重要活动。如果脱离了这些框架，个人是没有办法做一些自我想象和发展的。但到了现代社会，个体越来越脱离原有的秩序，对自己的认同和路径具备重新选择的能力，比如换工作、重新选择定居地、更改曾经所属社群。“脱嵌”一方面说明我们现在有更多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包括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社会舆论的声音会更强调选择的权利，这也是《出走的决心》中“决心”的体现。
徐鲁青：
这让我想到最开始苏敏被热议的时候，一个热门评论是“如果全中国的妇女都像你一样开着车子跑出去，那这家还过不过了”，背后的潜台词说的也是脱嵌——当女性从被安排的位置脱嵌出去之后，作为社会稳定单元的家庭一下子无法运转了。
王鹏凯：
我最近正在看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的《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这本书讲的是他母亲的出走故事。爱德华一家生活在法国北部的农村，在他长大成人的二十多年里，他的母亲一直扮演着传统意义上家庭主妇的角色。她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买菜、做饭、做家务中重复度过的。与此同时，母亲还会遭到来自丈夫的羞辱和指责。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的脾气也变得很怪，经常训斥自己的小孩。爱德华后来通过努力求学进入到了更大的城市，过上远离了乡下人身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鼓励他的母亲尝试出走。有一天，他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说她准备好了，她把丈夫的东西全都扔进了垃圾袋，丢到了房子外面的人行道。那天晚上她丈夫回来想要开门，发现母亲已经把门锁上了。他砸墙、砸窗户，大喊大叫，但她最后也没有开门。她丈夫问是怎么回事，她隔着门说道，你永远不要回来了。她也不断在对自己说，不要让步，再也别让步了。就这样，她把丈夫从家里赶了出去，自己带着几个孩子在乡下生活。
过了几年，他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在巴黎做门房的男人，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她选择跟这个男人到了巴黎。在那之后，他的母亲在巴黎过上了一种与过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当他在巴黎见到母亲的时候，他发现母亲化了妆，染了头发，还戴着首饰，整个人焕然一新。他的母亲也表示，她过得很幸福。整体来说他母亲的“出走”故事是比较正向的，但是他也提到了自己的顾虑。他觉得自己母亲在经济上并不是特别充裕，很多时候需要依赖她的男朋友的收入，仍然受制于很多因素。不过他认为：“或许问题不在于弄清改变意味着什么，而是幸福意味着什么。”对他而言，他母亲的幸福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这种幸福就是意义所在。
《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
[法] 爱德华·路易 著 赵一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8
徐鲁青：
这让我想到对于娜拉的主流评论，说娜拉的出走困境是走出“父家”，进入“夫家”。苏敏的故事里面这两者都有，她最开始走入“夫家”是因为想走出“父家”，逃离原先重男轻女的家庭。但当她进入“夫家”之后，她发现还是需要逃离。
我们之前的实习生科卉写过一篇关于《爱情公寓》中
宛瑜出走的文章
。在《爱情公寓》里，宛瑜有两次出走，第一次是她不愿意遵循家里面给她订的婚，从纽约跑回国，第二次是在遇到展博之后，展博和她求婚，但她最后也逃走了。在《爱情公寓》刚刚播出的那一段时间里，很多观众理解她最初逃离“父家”的决定，但觉得她后来离开是很大的败笔，不理解为什么编剧要这样写。最近几年，互联网上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宛瑜写信，表示理解她的出走。我觉得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尹清露：
我想举的这两个例子可能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她从小被收养，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宗教信徒，对她有很多“妈味”打压。后来温特森开着卡车离开家，考上牛津大学，特别彪悍地闯出了自己的人生。
我最近在读一些温特森的书，发现她虽然年龄很大了，但还是会关注像AI、人工智能这样很前沿的议题。和温特森相似，苏敏学东西也很快，她不仅能很快地搭好车顶帐篷，还会用GoPro以及无人机拍摄。
通过读温特森的书以及关于苏敏的报道，我觉得这两位女性在性格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都非常坚韧，充满生命力，而且心中有一种很丰沛的爱。这种爱支撑着她们在出走之后有足够的能量去探寻自己未来的道路，不致像其他人一样半路折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对于现在的环境来说，好像女性必须要格外有生命力才能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另外我还想到一部长篇日本动画《辉夜姬物语》里面的主人公辉夜姬。辉夜姬从小被一个乡野老人捡到，后来老人把她培养成了贵族的公主。成为公主的辉夜姬需要遵守各种礼仪，和王公贵族打交道。在辉夜姬的成人晚宴上，一些来宾的无理举动彻底激怒了她，她一怒之下从宫殿直接跑回了自己原先生活的乡间故土。全篇动画的色彩和线条本来是细腻、平静、写实的，但她出走的那一段充满了抽象的写意画法，线条一直在抖动，辉夜姬身上的绫罗绸缎也随着奔跑不断抖落下来。这一段带给我很强的震撼。应该是视觉层面对“出走女性”的最佳诠释了。
《辉夜姬物语》
在结局部分，有一个很猥琐的王子和辉夜姬示爱并且强行抱住了她。在那一刹，辉夜姬的灵魂出窍，以很冷静的态度去看自己。结局部分，辉夜姬失去了所有的回忆和情感，回到冰冷的月球上去了。这一段让我非常悲伤，它有点像是死亡的隐喻，似乎在说女性出走的结局是“无路可走”。
灵魂出窍的桥段也让我想到，也许当女性遭遇一些没有办法避免，也没有办法逃脱的创伤时，除了物理意义上的“出走”，有时候她能选择的只是心灵上的“出走”：假装不那么在意，强行让自己好受一些。苏敏在被媒体询问到丈夫之前对她的家暴时，她的态度也很抽离，好像在说别人的生活一样。
丁欣雨：
刚刚清露提到的“妈味”，也是父权制结构中的一种表征。我们一般对母亲形象的想法都是她应该完全无私奉献，没有私欲，没有个人所求，把对家、丈夫以及子女的责任当作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点。但在《第二性》当中，波伏娃提到，这种母性所宣扬的神圣是虚假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母性往往包含着自恋、利他主义、慵懒的白日梦、诚实、狡诈、贡献和玩世不恭的奇异混合”，没有建构得那么伟大。在《出走的决心》中，女儿小雪结婚后，她的老公夸她说母亲是最伟大的，小雪立马反驳说不要绑架我。
母性神话的内部深藏着女性的压抑，个体自由和价值的失语。肉身出走是对母性神话比较正面的解构，但很多影视剧里也出现了负面、扭曲的母亲，她们是另一种意义的“心灵出走”。这些母亲把握不好关切与控制的界限，在下一代的成长问题上常常是越线的；或者无能应对家里的变化，任由不幸降临在孩子身上；也有吸血式的母亲，重男轻女，对孩子暴力相加、索求无度。在这些影视剧里面，女儿往往是“出走”的那个，母亲的角色是女儿出走的动力，所以会把母亲展现得比较负面，引发观众的声讨。但这些母亲的形象也是对母性神话的解构。她们没法消化母职的责任，因此总是处于癫狂和“心灵出走”的状态，但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要求的自私和残忍。
《出走的决心》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