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成长之困，并不只是在一起起悲情的新闻事件里

从2015年3月开始，作家袁凌一直在默默参与一个探访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在大家的观念中，这些孩子常常被笼统地归为留守儿童群体，但袁凌说，他不想将这些孩子概括为这样的社会问题或者样本，他只是想写下这些孩子们，记录下他们各自的悲欣与成长。

当我们谈到孩子时，总会在不经意间将其概念化、样本化。他们总是作为某个名词、某种社会问题出现在各种新闻事件里。儿童受虐事件、儿童性侵事件、拐卖儿童事件、贵州毕节五童之死事件、童模事件……这些话题常常会引发人们最强烈的愤怒与悲哀。然而，尽管我们如此重视孩子的问题，他们真实的心灵状况却常常不为我们所知。

如今又到一年秋季开学，在无数的话题和讨论中，在广阔的空间与时间中，孩子本身常常是寂静的。这种寂静是如此普遍，又是如此不寻常。本不应如此的。

好在还有人去回应这种寂静，并将寂静背后的语言尽力翻译出来。从2015年3月开始，作家袁凌一直在默默参与一个探访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他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广西等十余个省份的近百位孩子及其家庭。

这是一次漫长的探访，他们花费了两年时间，每次为期半月，每到一处便花费数天和孩子共同生活起居，切身感受他们的生活与心灵状态，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有些家庭走访了多次。

2017年项目结束后，袁凌觉得，不能只是记录乡村的孩子，城市的孩子、漂荡在城乡之间的孩子，以及其他处于各种境遇中的城乡儿童，都应该去记录、去书写，于是他又继续独自探访，走访了更多的省份和地区。这一走又是两年。

在大家的观念中，这些孩子常常被笼统地归为留守、单亲、随迁、大病、失学、集中供养等儿童群体，但袁凌说，他不想将这些孩子概括为这样一个一个的社会问题或者样本，支撑他坚持四年的动力也并非是因为它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他觉得，“与儿童有关的各种社会课题，往往停留在观念层次上。少有人真正去接近和倾听这群孩子，了解他们现实和内心的缺失在哪。”

他写下了其中的36个故事，将其命名为《寂静的孩子》。

《寂静的孩子》，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大方2019年6月版

重要的是孩子本身

如瀑布般声息喧腾的个体生命

老实说，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

因为我向袁凌抛出的，都是一些空荡荡的问题。它们看起来都与孩子有关，却在根本上与孩子无关。那是一些抽象的社会问题，一些样本式的、概念化的问题，一些关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一些被某种终极问题惯性和热点惯性所塑造的问题。我揣着这些问题和袁凌坐在北京五环边上一个嘈杂的咖啡厅里，越来越感到难过与愧疚。

袁凌，1973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家、媒体人，获得2014年归园雅集年度散文奖，2015年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2017年新京报·腾讯年度致敬青年作家。特稿作品获得2012年、2013年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在唐诗中穿行》《青苔不会消失》《世界》等书。

我意识到，尽管我将这些孩子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故事所击中，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这些故事放下来喘口气，但当我合上书后从一个阅读者变成一个提问者，我却跌入了一种陈旧的惯性，一种生产遥远之物与速朽之物的惯性。我被一些所谓的议题所迷惑，忘却了阅读时那些更具体也更本质的感受，而那正是这些故事的核心——重要的是孩子本身，这些生动的、鲜活的、如奔腾的瀑布一样声息喧腾的个体生命。

在电影《念书的孩子》（2012）里，开开的爸妈去城里打工，由爷爷照顾上学、生活。 开开捡了一只流浪狗，取名叫小胆儿。

重访地下室

进入这些孩子的世界是困难的

袁凌多次讲起他在四川大凉山探访时的一次经历。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袁凌趁着村里的人们还没有出来，去外面方便。因为南方的山区普遍没有厕所，这是袁凌和赵俊霞两年来不得不多次面临的窘境。就在他准备方便时，突然从田地里蹿出十几条野狗，向他围拢过来。袁凌一下子就蒙了。

后来，这个场景久久地停留在袁凌的记忆中，它所造成的冲击，与袁凌对中国很多乡村没有厕所的震惊体验缠绕在一起。

探访的过程中，常有类似的外在困境。因为地理距离遥远，常常要不停地换乘，不停地翻越雪山，甚至贴着万丈悬崖行路，沿途气候变化剧烈。在偏远山区，缺水缺食是常态，没有床的时候，袁凌就睡在木板、草堆或者烂棉絮上，还睡过顶着猪圈的床。有时候，不缺食物也是一种折磨。在内蒙古探访时，没有蔬菜，只能吃肉，吃到第四天的时候，袁凌看到草原上有专门给牛羊过冬种的青储饲料，便冲上去，抱着饲料大嚼。

这四年的采访与写作，对袁凌的身体损耗极大。高血压、肠胃病、甲状腺等等问题都找上来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再也不年轻了。

除了这些外部的困难，进入这些孩子精神世界的内部困境尤甚。采访袁凌的当天早上，他还在试着写出那些没有收录书中的孩子的故事。但是很难，因为需要再次全身心地浸入到当初的情境中。

袁凌的探访笔记记得很详实，厚厚一大摞，每一个他认为有价值、有表现力的细节都会记下来。顺着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所形成的记忆隧道，他得以最大可能地重返心灵现场。虽然这些故事如今看起来很平静，但实际上袁凌在写的过程中费了巨大的心力。在这许许多多个孩子中，他一直没有能够将第一个探访的孩子写进书中，因为太过沉重。

袁凌将那种感觉形容为重访地下室——地下室太过黑暗，下去一次就再也没有勇气下去第二次了。

有时候，就算没有什么悲伤，只是呈现欢乐也很疲惫。

“那些散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叙事线的生活细节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它是一种情绪，是生活里面蕴藏的一种东西，你得用你自己的理解将这些琐碎的细节拎起来、编在一起，编的同时，里面也有东西。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海南省儋州细沙渔村，李大钦爬上古代的灯塔。虽然家贫没有渔船，但少年还是向往着出海和考上大学去更远的地方。

不只是乡村

那些被动陷入寂静的孩子们

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袁凌写下的孩子。在《寂静的孩子》一书前面的儿童探访档案里，保留了部分没有写入书中的名字。

比如周莉莎，这是袁凌在云南遇见的一个蓝嘴唇病女孩。头一年探访时，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袁凌的笔记本上，清清淡淡的，如同茉莉花瓣。第二年再去，女孩却已经去世。这个面容也很清秀的女孩喜欢文学，死前的遗愿是让爸爸把她参加学校作文竞赛得的奖状带回来。

还有一个内蒙古的女孩张菁菁。她患有骨癌，笑起来很可爱，袁凌采访过她好几次，也写过某些文字，但终究没有写成更长的文章。

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张菁菁采蘑菇。

在探访完这个女孩准备离开时，袁凌在无意中拍下的照片里发现了另外一个孩子，一个看起来很孤独很忧郁的男孩。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的身体一直停留在六岁，乳牙也因此不褪，和新牙齿散乱地挤在一起。虽然时常呕血，忍受灌肠的痛苦，但他依旧充满着调皮男生的活力，还给班上的女生写情书说要保护她。

那些写下的孩子，每一个都有曲曲折折的故事。有患有癫痫病，时时需要忍受电击之痛的女孩；有患有白血病，日日忍受化疗之苦的男孩；有父母重病、去世或者远走，和年迈的奶奶叔叔或者孤儿院的其他小朋友相依为命的孩子们；有为了一根光秃秃的肉骨头发生争执，一遍又一遍交替啃吮的兄弟姐妹们……患有纤维病的小男孩明泽像个诗人，看到妈妈会说，“看到窗外远山的雪景”（指妈妈的白发）；患有鼻窦炎的牧羊少年宝安与袁凌站在一起时，说的却是“我们的话被风吹走了”……

袁凌写下他们，也写下了背景中另外一些寂静的孩子：因哥哥患病而习惯于不受注意，讲话声音轻到听不见的小妹妹；同住化疗病房，突然就消失不见的长胡子的小姑娘……有大峡谷的孩子，有山脚下的孩子，有布满地雷的遥远国境线的孩子，有窄窄的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孩子……还有大火后田里剩余的青色，阴雨后地上冒出的蘑菇，炎热阳光下被催黄了的忧郁的香蕉……

看着这些孩子，袁凌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像尼采所说的超人之后的末人，没有权利也没有信心要孩子。整个社会及文化上有意无意的忽视，使得真实乡土的痛苦与衰亡，孩子们的成长困境被遮蔽了。

“大家都知道乡村要沉没了，所以人们都去城市，哪怕在城市没有位置，也要先撤到去往城市的船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沉没的乡村。”

但并不只是乡村。袁凌后来意识到，不仅仅是乡村有留守儿童，城市也有。当时，一个公益组织发起了一个“寻找城市留守儿童”的项目，邀请他去参加，但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

后来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袁凌遇到了几个孩子，写下了《给妈妈的情诗》《寻找回来的温润》等等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自杀宝宝”天天和曾经因为“留守”而变得敏感多疑的然然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和乡村的孩子比起来，他们具有更多的个体性质，和家庭、环境之间的冲突与距离更加明显，问题也更隐秘更幽暗，更需要内在的观察。

还有那些跟随父母漂泊在城市边缘，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的孩子们，他们都被迫陷入了某种寂静。

电影《遥远南方的童年》（2007）中的留守孩子。父母去南方城市打工，村中只留下老人和儿童。

并非象征与样本

孩子需要我们的倾听与理解

谈到城市的孩子，袁凌并不看重宣传时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标签，包括乡土、底层，还有书里的章节名“异乡”“大病”“留守”“单亲”等等。袁凌觉得，这些名称与标签并不是核心问题，它们只是各种社会状况之下产生的症状，在这本书里，只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

由这些孩子的故事展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分裂、造成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社会经济因素、家庭亲子关系的缺陷、社会福利制度的某些欠缺等等，确实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袁凌的出发点。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是要去提供一个解答、一种探究。我感受到的只是这些孩子本身的状态，他们需要我们去倾听，去理解。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态势，我们平时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到的只是各种概念，如今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接触他们，写下他们，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生活、故事、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写作目的。”

做了几次探访后，袁凌也有过犹豫，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不过袁凌做着做着还是坚持了下来。

但袁凌也表示，“支持我做下来的动力不是说它有多大的社会意义，真的不是。比起那些新闻点以及更大的社会价值，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所表露出来的就是价值本身。我们想在孩子身上探讨一下社会问题，怎么解决，但这个我做不了……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思想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我也不喜欢这种特稿式的写法，哪怕没有那么大的事情，非要把它搞成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样本、象征意义，我不是这样的心思。”

袁凌的写作，常常被视为特稿或者非虚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等同于特稿写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中有大量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写作，袁凌的书写方式溢出了这种书写传统。

在他的写作中，常常有细腻的情感表露，一切自然风物皆含深情，但袁凌却又把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以至于读时常常想流泪，却又被袁凌克制的文字给逼回去。袁凌不避讳这种情感表达，只是要看这种情感表露到什么程度：首先不能虚构情感，再者不能用情感去评判、去定义对方的生活。

在这种书写中，“我”是次要的，只是作为生活的见证者，自然表露一些感情，但不能强烈带入。这样的书写方式对于这些孩子们，刚好是适宜的。

袁凌不喜欢承担某种社会功能的写作方式，不喜欢特稿式的以小见大，不喜欢去写一个可以作为社会参考的样本，不喜欢强情绪引导，不喜欢故作深沉的“零度写作”。

“我其实很排斥这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不来就看不到，想不到，我没有办法通过媒介、通过某种理性认识去推导出这个场景。它背后可能含有一些东西，但不是我能推导下去的。它也不是一个象征，象征不解决问题。 ”

而谈到非虚构写作，袁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不仅仅是题材，还有风格。他不是典型的小说家那种躲在幕后的写作方式，不去玩弄叙事，自己造一个想象中的宇宙，他有着真正的非虚构精神。

但是当继续追问时，袁凌说，他写这些孩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写这么多孩子的故事，也没有想那么多终极的问题。孩子们并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有价值，这本书的意义也并不在于那么形而上的东西。这些孩子，真正去了解他们的时候是很难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灵状态没有呈现出来的机会，呈现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在新闻事件里。”

广西大瑶山深处六洛小学二年级课堂，只有谢炎艳一个学生。

不只是中国

孩子们的处境总有共通之处

重要的是孩子本身，而非样本。在进入这些孩子的世界之前，我们总是会有很多概念性的疏离与陌生。一位豆瓣读者读完后说：“夜读，几令人抑郁，觉身边世界不真实。”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真实感？他们难道只是存在于平行世界中？这些孩子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境遇、他们的心灵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和我们的状况又有什么不一样？要回答这些问题，亲身亲历的考察总会比我们脑海里的概念更真切一些。

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2013）剧照。

谈到这四年经历的重要感受，袁凌说，第一个感受便是这些孩子的处境是共通的。

没有根本意义上的阶层、人种之分，没有纯然的地域、城乡之别，孩子们面临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比如谈到留守儿童，我们往往以为留守的只是乡村孩子，但是在城市里，在城乡之间，都是一样的处境。而在这诸多问题中，留守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它往往和贫穷、单亲、大病、失学等等叠加在一起，困扰着孩子们的未来命运。孩子们成长所面临的困境，有时候超越了我们固有的认识和想象。

有些处境是超越国籍的。在书中《远方》那一辑的家庭里，好多中国孩子的母亲都是越南人，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从云南到海南到广西，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甚至湖南也有这种情况。

由于城市化，乡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被彻底割裂，女人们都到城里谋求更好的生活，乡里的男人只能跨境结婚。这些中国男人和越南女人结合生下的孩子没有户口，未来无所凭依。这种无所凭依的感觉同样存在于城市边缘的孩子，他们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乡村儿童，与大城市疏离，也和乡村疏离，即使强行回到老家，也终究是格格不入。

还有一个住在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女孩，见到陌生人总是会自言自语：你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袁凌对此感到很意外，他看到，即使是一件公益组织送给小女孩的衣服也会被村主任收回去，因为小女孩和奶奶是村里的外人。

所以她的那种怀疑与不信任感也便有了源头：她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需要确定但又没有办法确定的，她的身份、她的家庭关系都不可靠，未来也不确定。这种怀疑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她自己，是怀疑，也是确认，但又确认不了，她没有办法确认自身。

湖北鹤峰县，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李欣然和妹妹在姥姥家。

并非苦难

看起来可悲的事物并不那么可悲

当大家谈起袁凌的写作时，常常在阅读开始就是一种苦难的预见，因为觉得沉重，所以不愿翻开去看。《青苔不会消失》《世界》等几本书常常得到这样的评价，甚至还有读者批评袁凌是为苦难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