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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看此标题，一定会惊诧，疑惑法律跟中国古代哲学怎么会有关系？仆以为无论是自然法还是实定法，总归是立法者制定的，而立法者本人亦非高居云端、不食人间烟火之人，居斯土、为此官、读此书，能不受世俗社会之影响？
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约束和制约，而在此过程中，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标尺便会对立法产生某些影响，即便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不易察觉，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必然受到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因此说，法律和中国古代哲学是有关系的。
法律，绝非万能，法的产生就是为了调整和规制世间之人和事的各种关系。法是静止的，而世间之事却是随着时代运动的，所以说法律在制定出来的那一刻，便落后于世间万物的发展了，如何用昨天的法律来直面今天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新特点，立法者们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遂通过各种修正案、法律解释来弥补完善。这就是牵扯出法律的两个属性：稳定性、灵活性。
《道德经》里有道法自然之说，因为古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后来在读到道法自然四字的时候，便认为道法自然是没有停顿的，但是，由于老子本人不可能出来做出解释说明，那么该处既可能是道法自然，也有可能是道、法自然。由此可见，连宰割天下万物生灵的道都在取法自然，那么作为法律这种规则当然也会法自然、取法于山之岿然不动、取法于水之灵活机变。
法律的稳定性就像山，刚直岿然不动。法律的灵活性就像水，随事而作、无定规。
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其实就是山水之学，其发端于老子的学说，儒家和法家其实都是老庄学说的分离和发展。而老子的哲学说白了就是水哲学，讲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是一种柔性、随形、绕着走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处事之规。
你看将水放进任何形状的器皿里，那它就是那种器皿的形状，可见，水的适应能力极强。
在兵法里，有一种用兵谋略就是“以正合以奇胜”，水哲学说的就是这个奇、剑走偏锋的奇，但是当涓涓细流汇聚成大江大河时，便是白浪滔天、移山倒海、就像古代兵法上的以水攻城之计，任你坚城固若金汤，任你兵马无数，洪水一放，惊若奔雷、势若万骑、有吞吐天地之壮。
法家和儒家讲究的是山哲学，提倡本家士子门徒坚毅果敢、不屈不挠、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讲究如高山耸立般“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品行节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迎难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胆略豪气；讲的就是一个硬气、一份阳刚之气，临危不失大节，讲的是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
信奉法家儒家学说者一般性格坚毅、爱动真碰硬、愈是困难艰险，愈是迎难而上，比如：晚清改革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临终所言“无有远者，无以图将来，无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有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完人曾国藩也曾在给咸丰皇帝上奏章的时候写到“屡败屡战”，因此而得皇帝器重，遂能勘平战乱，还天下以安宁。正是法如山般岿然不动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而使民众无所适从，遂君临四海之天子，古之刑法良臣亦不会为天子一人而曲法。
山水之关系是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关系。
怀山襄陵，意思是水坏绕山之四周，不断冲刷侵蚀，经年日久，山会越来越小，如果水大漫过山时，山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道理是有事实依据可以证明的，比如：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选总统、制宪法，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如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十讲》中指出的，有了一部带有民主性质或色彩的宪法，并不一定就有了民主政治，关键是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实行宪法的诚意。宪法公布不久，国民党即先后制定和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动员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种种自由权利剥夺殆尽。
所以说：水太多、汇聚成江河便会怀山襄陵，因此任何下位法都不能违反或背离上位法的原则和规定，不得因之减损国家根本大法和上位法赋予国民之权利，使之成为束之高阁的纸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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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材，扫描下图二维码，关注作者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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