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甘地的凶手在道义上声望斐然仅仅是全球性的男子气概危机许多表现中的一种。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强势男人的重新关注甚至在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都占据了主流。今年一月份，加拿大作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因其“西方已对男子气概丧失信仰”的论调以及对由女性所拥护的“置人于死地的平等主义教条”的谴责而被纽约时报称颂为“现代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愿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然而，有现象表明，
自“9.11”事件以来西方的公共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男子气概的狂热追求；这种现象也似乎预示了有着连环猥亵行径，并吹嘘自己私处尺寸和核弹按钮的现总统。
“9.11”恐怖袭击后的几个星期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佩吉·努南写道：“从‘9.11’的废墟中诞生了具备男子汉气概的美德”。对于彼得森的的“硬汉”之谈十分推崇的努南如今也对“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推动事态进展并且能够力挽狂澜的男人”，比如让她渴望“撕开他的衬衫以显露其胸口的超人S标志的”小布什。诸如此类的情感迸发帮助小布什在任期之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潇洒有气概的领导者形象，尽管他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之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席卷英美的这场睾丸酮飙升中，许多久坐于办公桌前的记者都将自己想象成无所畏惧的战士。大卫·布鲁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拥护者，坚定地表示“我们将继续毁灭无辜的村庄，耸耸肩，然后继续战斗。”
随着阳刚美德逐渐兴起，西方对于女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攻击演变得几乎与海外那些拯救受难的穆斯林少女的战斗一样如火如荼。
在发表于2006年的《男子汉气概》一文中，来自哈佛的政治哲学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谴责了职场女性对于男人保护者角色的轻视。自诩为新帝国主义者的历史学者奈尔·弗格森发出了“女孩子们不再玩娃娃”的喟叹，并同时哀叹女性主义者迫使欧洲进入民主化倒退的进程。更为露骨的是，在芭芭拉·金索尔弗笔下，卡莎·波利特、苏珊·桑塔格和阿兰达蒂·罗伊等少数公开批评野蛮好战之风的女性“被固定在公共鞭刑杆上接受来自愚蠢无知言论的鞭打”。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在对于小布什政府的图文专访中将小布什评价为沉着冷静，并称赞其副手迪克·切尼是“坚硬的磐石”。
“9.11”袭击后盛行的大男子主义无疑是由本·拉登对美国国民男子气概的诋毁所引起的：
自由而勇敢者已变得“温和”而“软弱”。
越战羞耻也使得史泰龙和施瓦辛格等具有漫画中超级英雄男子气概的人物备受关注。在过去一直享有特权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女性、同性恋群体以及多元民族及宗教背景者的挑战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性别无政府时代：世纪末的性别与文化》（1990）描述了19世纪末许多男性因少数女性主义者取得的微小成就而产生的恐慌：“恐惧于（男性地位的）下降，渴望对于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国籍的界限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列辛格便已经对女性“日益增长且具有攻击性的力量”提出了警告，指出她们“像一支征战的军队一般攫取领地”。史列辛格作为强势自由主义最初的倡导者，对于”被阉割的“、拥有“对于受压迫者有着女性的关怀与幻想”美国男性恼羞成怒，并希望美国历史的“开拓者”都是“正儿八经的男人，并且对这一事实从不质疑。”
现代西方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男性形象塑造者们如今却被迫重新审视当今时局。同性恋者和女性在恋爱和婚姻的选择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女性期待在职场、家庭以及两性关系中创造更大的自我价值。
特朗普可能拥有最大的核弹按钮，可中国却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领域和最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上都独占鳌头。除此之外，科技与自动化的发展都让“推动事态发展并且力挽狂澜”的男人们慢慢退出时代的聚光灯下。在西方，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许多白人异性恋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视甚高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的健美运动爱好者、有阳刚气质的女性和变性人所围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信彼得森“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毁灭已经造成混乱”的论断。这种对男性陷入弱势状态的恐惧和焦虑已经引起当今最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歇斯底里。在英国，冷漠刻板的代表着帝国权利的冷漠刻板的英伦绅士们屈服于诸如鲍里斯·约翰逊这样言语失禁的脱欧者。在众多唱衰英式男子气概的声音里，右翼记者道格拉斯·穆雷强烈谴责 “总体来说毫无男子气概的意大利人，欧洲人和西方人”，并对于特朗普“让西方人记起自己身上伟大之处”给予了高度评价。确实，不论是以核武器打击威胁朝鲜，还是贬低残疾人和猥亵受害者，这位美国总统都向世人展示了某些现代历史上的赢家会不择手段地去宣扬自己的权威感。
然而，西方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浮华展现，以及对于极右分子所称的“阿绿”（由cuckold一词而来，原义为绿帽子，这里指不敌视女权主义的男性）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疯狂厌恶并非仅是对前述粗野的懦弱者所作出的回应。
这种对于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维护在现代历史上重复出现，
这种循环极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的政治与文化。
本·拉登认为穆斯林“已经被剥夺自身的男子气概”，并且可以通过清楚美国权力的生殖符号来得以恢复。以哈里发的名义斩首、强奸无辜的人质，戴着黑头巾的年轻伊斯兰国士兵们明显和犯下大屠杀罪行并宣称自己有维京战士血统的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伊格一样有着病态的男子气概。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告诉国内的女性异见者们“我们不会杀了你。我们只会朝你的阴道开一枪。”印度的种族优越论领导者们似乎着迷于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民族来证明“我们已经不是无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领导人在1998年的核试验之后所说的那样。
有关男子气概的削弱、文明的衰落的消极认知将戈德森、施勒辛格与本·拉登、特朗普，以及许多其他大男子主义的顽固保守派联系起来。他们喜欢将女性气质描述为“温柔”、“被动”，将男性气质描述为“强势”、“主动”；他们无比怀念可以理直气壮、毫无顾虑地身为男人的时代。无论是印度教的沙文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还是白人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于自身形象的建构都依赖于将女性边缘化。这就好比对于男性力量的幻想只有在和同女性弱势的地方相比时才能得到最明显的突出。这些怒气冲冲的男人将女人等同于阳痿，并为自己成为“阿绿”而惊慌失措，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于英美且似乎无计可施的男子气概危机。
这场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发展？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危机随着十九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变革而发端：农业和农村社会被动荡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界定，是通过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严格组织起来的。在当下这场危机似乎是全球性的，因为在西欧和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网络已经覆盖了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因为它们正在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