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本名为《邻人之妻》的书在美国出版，用作者盖伊·特立斯的话说，“写完《邻人之妻》，对我的作家生涯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
书还未在书店上架，特立斯的账上就收入了400万美元——著名杂志《时尚先生》为正式出版前的节选付了5万美元，平装本和外国版本又提前付了100万美元。在这本书的原稿送到杂志社以供节选时，几家电影制片厂看到了流出来的盗版稿件，开始竞争改编版权，最后由联美公司以250万美元得标——创造了当时改编版权的最贵纪录。待正式上市后，《邻人之妻》果然爆炸性地走红，连续三个月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
盖伊·特立斯
《邻人之妻》如此轰动，是因为特立斯在书中详细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现象、色情文化的兴起，甚至包括一些前卫的性爱实验。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之处，就是特立斯为了写作此书，亲自去了纽约的按摩院、洛杉矶的裸体主义社区，也随之深入地参与了一些性爱实验。
不过，围绕《邻人之妻》如何写就的种种细节和新闻，过度吸引人眼球，反而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大家似乎并不关心特立斯写了什么、为什么写，而只是猎奇地窥探他在这一写作及调研过程中的私生活，他与书中人物的亲密关系，妻子楠对他的种种“调查性出轨”行为的反应等等。特立斯也很清醒，他知道，买这本书的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估计要失望了，假如他们买书的动机是期待这本书有“下流内容”的话。这本书可比他们想象中朴素的多。
传统的书评人惊讶于作者居然如此大胆，敢于细致观察对人们来说最私密的情感和性生活。评论家们大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这本书进行讨伐，《时代》称这本书“惨不忍睹”，《纽约时报》说“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还有评论家说作者“该冲个冷水澡清醒一下”。这股掺杂各种狐疑和揣测的议论浪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特立斯的个人生活。
盖伊·特立斯和妻子楠
可是，对特立斯来说，衡量那些讨伐者口中的“道德”——美国人的性行为和性观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无数男男女女之中发生的变化，恰恰就是他最感兴趣，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写就本书的主要原因。
特立斯的家乡——新泽西州南部的一个维多利亚式社区——从“二战”前直到三四十年代，都被严苛刻板的道德氛围所围绕，美国还有很多类似的小镇。特立斯还记得在青少年时期，教区神父会在礼拜日弥撒上警告教民，如果光顾放映禁播电影的剧院，会受到神的惩罚；在教区学校，嬷嬷劝告他和同学们每晚仰睡，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这是一种神圣的姿势，也让人不可能自慰。等到战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突如其来地，男性杂志可以公开出售，色情小说也不再非法，好莱坞电影中开始出现裸体，这些变化，不仅在大城市中很明显，在特立斯的家乡那样保守的地方也开始出现。
此时，随着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对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和夫妻生活失望不已。而对女人们来说，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
也正是在这时，“欢愉”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
在特立斯的笔下，休·海夫纳，这个在《邻人之妻》中第一个出场的关键人物、《花花公子》的创始人，就敏感地捕捉到了无数美国人，尤其是中年男人们隐蔽的情感需求和对新型人际关系的渴望。他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把“性的欢愉”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