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开发区近日出台出台容错政策，明确“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看似为科创企业送上救命稻草，实则暴露了国资创投的深层矛盾。
这种政策对科创企业培育的作用，既是强心剂，也是试金石；而真正的创新，本质上是一场无法被计划的冒险游戏。
传统国有资本以“保值增值”为铁律，早期科创项目的高风险性与之天然冲突。
国资创投的“不敢投”本质是风险厌恶的体现，根源在于传统考核机制将“保值增值”奉为圭臬。
广州、深圳等地允许种子项目100%亏损的容错政策，实质是通过制度设计将风险容忍从口号变为可量化标准，倒逼国资管理机构从规避风险转向管理风险。
例如，广州开发区明确种子直投单项目可全损，深圳天使母基金设置差异化容亏率，均是对“失败即问责”体制的颠覆。
这种改革直接触及国资考核的深层矛盾——当国有资产流失的政治压力遭遇科创投资高风险的市场规律时，唯有通过制度性容错，才能释放国资的风险投资基因。
中国金融体系长期存在风险定价失灵的问题，银行信贷偏好抵押物，资本市场追逐短期收益，导致硬科技企业陷入“死亡之谷”。
容错政策的价值在于，通过政府信用为市场传递风险定价的锚点：
当国资敢以100%亏损的代价押注早期项目，社会资本才会跟进形成风险共担的生态链。
例如，重庆对高成长性企业发放科技创新券，杭州萧山将容错程序制度化，均是通过政策杠杆撬动市场信心。这种“政策先行—市场跟进”的模式，本质上是用行政手段修复市场机制的缺陷。
广州开发区的《实施细则》强调“受托管理机构尽职尽责”的前提，杭州萧山明确“弄虚作假不适用容错”，扬州划定七种容错情形的边界，均试图在激励与约束间寻找平衡。
某省调研显示，77%的受访机构认为纪检部门对容错机制认同度低，64%反映程序复杂。若监管跟不上，政策很可能沦为权力寻租的温床。
政策规定“单项目亏损由风险准备金弥补”，看似保护了国资，实则将风险转嫁给后续年度的奖励资金。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本质是拆东墙补西墙，反而可能加剧资金链的脆弱性。
如果国资机构为完成投资指标而盲目撒钱，或企业利用政策漏洞虚构项目，容错机制可能异化为资源错配的推手。
这就要求政策必须配套动态评估体系。例如成都高新区按基金类型设置20%-80%的容亏梯度，北京东城区将“正常投资风险”排除在追责范围外，以精细化规则防范系统性风险。
另外，要求“按全生命周期考核”固然合理，但科技创新的周期往往长达十年以上。
广州开发区规定种子项目最长投资10年，看似超前，实则仍受制于国资保值增值的隐形红线。
某险资机构就此坦言：“客户偏好短期收益，政策再好也难落地。”
英伟达的GPU本为游戏开发，却意外成为AI算力基石；真空管的发明者未曾预见计算机时代的到来。
这些案例揭示创新的本质：它是技术“踏脚石”在自由碰撞中的涌现，而非线性规划的产物。
中国各地力推的“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培育路径，虽能提高企业存活率，却可能将创新局限在既有技术轨道内，错失颠覆性突破的机会。
地方政府能做的是构建“宽容失败”的生态，而非指定创新方向。真正的创新需要无目的性的试错空间。
比如，德国高科技战略通过专项计划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却不干预技术路线；美国DARPA以“高风险高回报”模式支持前沿探索，容忍90%的失败率。
反观中国部分地方政策，仍存在“既要容错又要KPI”的矛盾。
例如某地要求瞪羚企业三年营收翻番，导致企业为达标而放弃长周期研发。
又如，某地“专精特新”企业为满足专利指标，大量申请低价值实用新型专利，反而挤占核心研发资源。
容错的根本不是怎么容，而是容什么？
容错不能错容。
好的机制关键在于要使用好，实现既不钻制度的空子，又能形成好的导向。
地方出台容错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容错的深刻内涵和要义，对那些无谓的错误、低级的错误、不该发生的错误、可以避免的错误，不应容也不能容。
否则，容错就会变成了错容，
容错不错容才是真容错、容真错。
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科创政策长期受“卡脖子”焦虑驱动，容易陷入技术追赶的路径依赖。
但真正的创新生态，不是靠政策宽容失败，而是让失败本身成为常态化的市场筛选机制。
创新的本质是野性的、不可驯化的，政策能做的，只是为这场冒险提供一张“安全网”，而非设计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