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在正午故事发表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引起了网友和文化界的热议。图/东方IC
文/王家新
范雨素“一夜成名”后，各种评论也多了起来。但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宁愿相信普通读者，普通读者靠的是他们的本能和直觉，好就好，感动就感动，而那些所谓“专业人士”却在那里打太极，天知道他们在兜什么圈子。
我也本来不想就此说什么。但看了余秀华的反应后，我感到有些必要了。
王家新，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著有诗集《纪念》（1985）、《游动悬崖》（1997）、《王家新的诗》（2001）、《塔可夫斯基的树》（2013）等，翻译集《新年问候 : 茨维塔耶娃诗选》（2014）、《我的世纪，我的野兽 :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2016）、《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2016）等。
“文学性”不应是一把板斧，用来砍向范雨素这样的打工写作者。
关于范雨素，余对记者讲了四点：“一,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的远。二,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去处,不能比较。三,每个坚强的女人都很辛苦,不值得羡慕。四,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说实话，我有点惊讶，因为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余秀华说的话，也不应该是她做出的“姿态”。余后来在其微博上为自己做了辩护：“难道文学性不重要”吗？云云。文学性当然重要，谁也不会否定，但她忘了，范雨素并不是什么作家，如她自己声称她只靠苦力吃饭，不靠写文章谋生；那些受到感动的人也并没有把她的文章奉为文学经典。“文学性”不应是一把板斧，用来砍向她这样的打工写作者。
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看“文学性”，仅仅是指技巧和文字功夫吗？去读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吧。其实文学本身、写作本身即包含了它自己的伦理学（虽然它并不直接等同于生活中的那种）。或者说，除了灵魂的追问、精神的拓展和提升等等，“文学性”也是有着它的底线或“道德的最低限度”（阿多诺）的，这个“最低限度”即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尤其是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灵。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翻译家，曾在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图/onet kultura
我想也许正是出于这些，米沃什在《阅读安娜·卡米恩斯卡日记》中才如此说道：
“她不是一名卓越的诗人。而这才是关键：
一个善良的人不必懂那些艺术的把戏。”
多好！这才体现了一位大诗人不同寻常的眼光和气度！而我之所以对余秀华有点“惊讶”，是因为当初她恰好就被一些所谓的诗人以“艺术的把戏”贬低过，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正是看了那些反应，当时我曾这样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记者：
一，余有才华，有一种“偏执”、不羁的个性。她就那样写了，管你承认不承认。
二，我不想说出人们对余的那些称呼。她忍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屈辱、压抑和折磨，但这一切成就了她的诗。如果非要给个说法，可以说她的诗是一种“过剩时代的饥饿写作”。一旦“满足”了，也可能什么就没有了。
三，“诗歌怎样走向大众”？余的诗其实并不那么“大众”。她读了不少书，吸收了当代诗歌的很多技艺，但她很有个性，甚至有一种特殊的创造力。你完全可以说她不完美，但她的不完美却冲破了你的完美。
四，“余的诗有多好，多高？”我没有下定论的权力，但她那些痛苦的诗，不同寻常的诗，首先应该唤起的，是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对诗的尊重，等等。
但没想到，才刚过两年多，余秀华就以当年“不屑”于她的人的那种口吻和姿态讲话了（而且是对一个同类，甚至更弱、更无招架之功的同类）。我当然仍相信她的本质，但我在想：这是她一时的不恰当反应呢，还是折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界的一些痼疾？
余秀华。图/视觉中国
如果没有良知的刺痛、泪水的涌出，我们还有什么真实感人的文学可言吗？
当然，我无意要求于别人什么。这只是有点触痛了我，也引起了我的一些警觉。也许正因为如此，几天前，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后，我让他读范雨素，他妈妈听后也连说“好，对！”现在的孩子都太娇生惯养了。那么，我们希望他能从中读到些什么？仅仅是一个做家政的阿姨艰难求生的故事吗？
范雨素，湖北襄阳人，我的半个老乡（和我老家相距不远）。她让我想起了家乡鄂西北一带那些随便生、随便死的农村妇女。她那“养育了五个娃子的母亲”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她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写给母亲的：“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指参加土地维权并被拽脱了胳膊臼）……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请留意，这位打工者的写作是从“愧疚”开始的。在我们这个贫富悬殊、充满不公不义而又“娱乐至死”的时代，许多“文学”都显得洋洋自得，一派盛世风光，但还有这份“愧疚”吗？但是如果没有良知的刺痛、泪水的涌出，我们还有什么真实感人的文学可言吗？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在范文中，有一处对我来说还格外刺痛：在她童年时，村里人大都爱找茬欺负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来的钧（均）州移民，她母亲经常出面阻止。这对她触动很深，影响久远。而我读到这里不禁暗自惊心，因为我的外祖父就是由均州移民到襄阳一带，并因受尽屈辱最后在那里上吊自尽的（谁让他是外地人，又是地主出身呢）。
所以，我完全信任了她这样的叙述：“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没有任何夸张，更没有那种打磨得过于精致的文学性。这种朴拙的文字所传递的，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贵，也最缺乏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
范的生平我们都已了解。上学只上到初中，在北京打工时凑合嫁了一个酗酒、暴力的丈夫，但她没有像有些农村妇女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不知从何处弄来了一支笔”，她要讲述她的“苦巴巴”的故事了。
但她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在“要求同情”吗？不，她让我们感到的，却是苦难也不能泯灭和扭曲的人性之“善根”，是对生命的感恩，尤其对母亲的爱的感恩。她是这个社会最卑微的一员了，但她倒是对那个每晚化夜妆“伏地求食”的太太，对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对那些“维稳的年轻娃子们”都有着一份可怜和悲悯！
她的不在乎、坚韧和豁达，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母亲。她那旁观自己“拙劣一生”的自省和幽默，我得承认，为我们的“高蹈”所不及。她的文章不仅感人，甚至也让人“偷偷地乐”，虽然那包含了一种含泪的笑……
位于北京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院里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工友图书室，范雨素曾在这里听过一年文学课。图/视觉中国
范雨素的文字中有一种质直的、野生的、道听途说的民间味道。
余秀华在为自己对范的评价辩护时说：“文学性就是生命性，……只有好的文字才能感动别人。”那么，难道范的文字就没透出一种“生命性”？难道她用不好的文字就蒙骗了我们？
“还有人说范雨素写的比许多专业作家都好，他们眼睛老花我就不计较了。”读者中有人这样认为很正常，而且在我看来也的确如此！范不是作家协会的那些作家，文学方面也的确不如，但是“专业作家”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吗？当一切都打磨得过于光滑或包装得过于奢华，“专业作家”们就不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吗？
范的文字的确是“草根性”的。她的语言都是生活中磨砺出来的，或拣来的。她的行文中也夹杂着一些陈词滥调，但她却也能有效地化用一些套话（如“活着是硬道理”，等等）。总的来看，她的文字中有一种质直的、野生的、道听途说的民间味道。
2017年5月2日，余秀华回到北京，次日中午，专程前往北京东北五环外朝阳区金盏乡，希望拜访这里文学小组的工友们，但范雨素没有出现。图/视觉中国
至于范的“文学水准”究竟有多高，这要等我们读到她更多的东西才能判断。但就这篇文章来看，她知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还知道如何省略、如何把一些片断“装订”在一起从而显现出她的一生。最精彩的自然是大家都赞赏的那个结尾：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文章至此结束，在我看来，这甚至比叶芝所说的一首诗完成时的“咔嗒一声”更为完美！
尤其是一个“捧”字，其感人力量，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亚于“少陵野老吞声哭”（杜甫）的“吞”字。一个“捧”字，把这个世界最后一点残存的亮光颤微微地捧到了我们面前！
她是在“贩卖苦难”吗？而为她叫好的人都是在从事“道德绑架”吗？算了吧。对这类常见的论调或“不屑”的姿态，我都不想说什么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收藏的工友绘画作品《工伤故事》。图/视觉中国
对弱者的同情心，就是“文学性”的本源所在。
现在，我只想再谈谈余秀华的“谁有资格同情谁？谁又需要被同情？”这话看上去说得很洒脱，从某种角度看也有理。但是我们在面对屈原、杜甫的作品时能这样说吗？显然，离开“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就不会成为屈原；而没有深厚的同情心，杜甫也不可能成为杜甫。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这种生命之同情，构成了我们这个伟大传统最深厚的“文心”所在、本源所在。
当然，这种生命之同情，不单是像人们所说的“忧国忧民”那样简单和老套。即使在杜甫那里，不仅对苦难中的国家山川、黎民百姓，他对前贤友朋、花草虫鱼等万事万物都怀有一种休戚与共般的同情心。这才是从他生命中发出的“热”与“力”（顾随评语）。这种生命之同情，还面对着弱者，面对着“他者”，面对着动物。
余秀华的诗，最初打动我的，其实也正是那首《我养的狗，叫小巫》（“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而不是她那首被媒体炒作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在范雨素的文章中，也有这样一处“闲笔”：“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也就是这样一个“心疼”，一下子把我们这些读者和她这个人贴在了一起！
范雨素。
的确，我们都“没有资格”同情谁。我本人也很不喜欢那样的姿态。我的嗅觉同样苛刻。但我们这些爱书的人却可以“心疼”一本书吧。在艰难求生的人世，我们总可以伸出手臂来拥抱或搀扶一把那些比我们更弱的弱者吧。
而如果是一个作家和诗人，这种“同情心”就更重要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文学性”的本源所在！这不仅会使他跳出自我，进入一个更广大、真实的世界，他的爱、理解、同情、敬重和悲悯，也只会使他的文学世界变得更为深沉博大。对此，我们还需要举出例证来吗？
我说这些，不仅是对余秀华这位老乡，也是对我自己的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太把自己的身份和一时的功名当回事，也要对消费时代的那些“小资调调”和所谓的时尚保持警惕。
这也是我在谈蓝蓝时说到的：这位诗人好就好在“没有忘本”，她仍忠实于她最初的那一阵“瑟瑟发抖”，或者借用策兰的一句话说，她就一直处在她“自身存在的倾斜度、自身生物存在的倾斜度”下言说和写作。说到底，一个诗人最大的美德在今天仍是“忠实”于自己，而不是跟风走。
左：2015年4月在皮村工人小组上课，老师张慧瑜让农民工学员朗诵各自的作品，范雨素在朗诵中。右：作者的手稿。图/范雨素
最后，还是孩子。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但我和他母亲绝不希望日后他成为一个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总是要他多关心、体谅一些他人，别那么自我中心。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出了个范雨素，我们才如余秀华所讥讽的那样“找到个榜样”。
就在今年清明，我还陪儿子去“扫墓”——为这两年间夭折的一只兔子和一只小仓鼠，它们都安葬在小区花园一角。没有墓茔，青草也还没有长起来，我跟着孩子蹲在那里，而那些曾活蹦乱跳的躯体，早已在泥土里腐烂：“但我仍看到它们的眼睛／——那珍珠般殷切的黑眼睛，／过去是在铁笼子里，／现在是在初春的空气中／与我一一对视。”
一首小诗而己。但是，如果我们感不到这种生灵的“对视”，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所谓的诗人，我们也就完了。因为那不是别的，那正是我们的天赋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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