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获奖集体之一
中国国旗插上南极内陆最高点（右四为武汉大学张胜凯教授）。
5月1日，
“中国极地测绘第一人”鄂栋臣
的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庞小平、周春霞、艾松涛、杨元德等几位教授，还有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此次赴京领奖代表、“90后”博士生褚馨德等，带着奖章来看望鄂栋臣的遗孀王紫云老人。见到这枚奖章，王紫云高兴地说：“鄂老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
2004年，艾松涛（左）和导师鄂栋臣参与建立中国首个北极考察站——黄河站，并建成中国首个北极卫星跟踪站。
1984年，武汉测绘学院（武汉大学信息学部前身）教师鄂栋臣，在“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陆”的号召下，首次踏上南极之旅，在这片冰雪荒原人工测量绘制出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有人问他，不怕身体受不了吗？鄂栋臣说：
“我去南极考察是‘争气’去的，为国家争一口气。”
1983年，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第一次参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由于我国当时在南极没有设科考站，投票发言环节，我国代表被“请”到会场外面喝咖啡。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他，所以他才不顾危险，多次前往极地科考。”王紫云老人告诉记者。
为“争”这口气，鄂栋臣一生六赴南极、四探北极
，参与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站、北极黄河站考察等重大极地科考项目，创立了中国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
为“争”这口气，三代人赓续奋斗。
从建立东西南极测绘基准开始，团队测绘出覆盖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地图，命名了359个中国南极地名，构建了支撑中国极地考察管理的共享服务平台。40年如一日，三代武大人奔赴南北极，运用测绘遥感技术为我国极地科考提供支撑和保障。
极地科考，常要面对生死考验。40年前，45岁的鄂栋臣入选中国首支南极科考队时，已经有了3个孩子。家属要签队员赴南极的知情书，王紫云手抖得厉害，无法完整写下自己的名字。鄂栋臣一边安慰妻子，一边坚定地说：“（去南极）就是死了，我也光荣。”
鄂栋臣向王紫云讲过一段科考经历。他第一次赴南极科考时，发现船上带了一些黑色塑料袋。船长说，那是准备的装尸袋。
“当时大家都铁定了一条心，就是死也要让五星红旗在极地飘扬。”
武大极地测绘人不怕死。
2005年1月18日，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穿越1200多公里冰原，成功挺进南极内陆科考“必争之点”之一——被称为“生命禁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
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登顶南极最高点Dome-A。
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胜凯是当时全队冲击“高点”导路引航的“眼睛”，他的任务包括测定最高点的精确位置、测绘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地形图等。
一路上，队伍饱经狂风暴雪和高原缺氧的洗礼。沿途还有上千条深不可测的冰裂缝，每一步都充满未知和危险。张胜凯至今记得，当时队伍宿营，雪地车停在了几条冰裂缝中。他出去勘测时踩空了，一只脚陷了下去。好在缝隙不大，他反应快，一下子扑到冰面上，手死死撑住，这才化险为夷。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原书记魏文良曾多次担任极地考察总领队。他对记者说，来自武汉大学的科考队员在风雪极地展现出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他记忆深刻。“中国的极地科考人不会忘记他们，极地的风雪也不会忘记他们。”
“忘我”有时比“舍我”更难。在极地，“清空自我”的要求磨砺着这群拥有各种光环的知识青年。
今年2月，中国第五座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填补了我国在南极西南扇区建站的空白。在建站工地上，除了进行南极海平面变化监测、冰川变化监测，34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张保军还参与了两个停机坪的施工。他翻砂和水泥，手持电钻在钢结构的1000多根檩条上钻孔拧螺丝，一天下来，手肿得筷子都拿不稳。他笑着说，自己在秦岭站当了40多天“工地小工”。
南极现场的施工人员有限，且建站工期紧、任务重，站上所有考察队员都被动员参与了现场施工。这也是几乎所有参加过极地科考的武大师生的共同经历。
鄂栋臣曾这样回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建站时的情景：“修码头时我是搬运工，建房子时又当建筑工。每天干活十几二十个小时，累得站着都能睡着。”
“国家的极地科考事业不分工人、技术员、科学家，只认年轻人。”
张保军说，他们是科考队员，更是祖国在南极的螺丝钉。小工、司乘、搬运，在这里每一种工作都了不起，都能磨砺青年的心性，能磨出对爱国和奉献内涵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