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流量、没经验的新作者，他们的书该怎么做？

成立于2016年的乐府文化到现在为十多名作者出版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创始人涂涂说，最初他没有想到自己要面对这么多“处女作”。但是看看他们这些年出的书，就感觉他们会去做新作者的第一本书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

还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做主编时，涂涂可以看到当年出版的所有好书，但他仍然想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之后他开始不断去寻找有趣的人，不断对他们说“写一本书吧”。和这些作者共同去出版一本新书，让他感觉自己不在只是书的搬运工，而同为创造者。

涂涂自认为是一名冲动型的做书选手，很多书稿，他没有读完就决定要出，直觉告诉他这是好的写作，那书就应该被出版，再往下推才是考虑它的市场和读者。

如此说来他自己也认为有些玄学的感觉，但是十几本书出下来，他们也摸索出了一条为新作者出书的路径。首先他认为先要定义何为“新作者”，在他看来，有流量但是没出过书的人不算新作者，出他们的书只是把流量在不同渠道里转换一下，而新作者一定要有“新的东西”能打动自己。

虽然一直在坚持推出新人新作，但乐府并没把这种“新”作为一种有意识有体系的系列在做，每次都是专注书本身，如实呈现是最好的包装。也因为如此，每本书给人感觉都不一样，有些书出来以后甚至会被同行说，这根本不像你们出的书。不用一种风格去框定书——即便这种风格是大而模糊的或者符合品牌形象的——是对新作者和作品的尊重。

乐府文化到底是如何为新作者的第一本书进行策划包装制作的，涂涂在做書学院详细地讲过一次课，我们将课程内容编辑成了一篇文章，简单总结了一些经验。了解更多详细完整的内容，你也可以购买这门新上线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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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者的第一本书怎么做？

作者：涂涂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叫乐府文化。

我们现在是第四年，第四年出到了四十多本书，我发现我们有超过十个作者，是在我们这里出了他的第一本书。

我觉得做每一本书，它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会把我做的这几本书的过程，从头到尾原本地来复盘给大家，或许这个经验，也可能是教训，是可以分享的。

如果各位同行以后也要做一个新的作者，一本新的书，可能会有一闪念，原来以前有人这么干过，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探索的可能性。

我们这两年做的新书，它们方向各不相同，对我来说，这是我所看到的当代写作者，和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关系，是一种映照。

我出版的那些“第一本书”

《与病对话》

胡冰霜/乐府文化/2019-03

《与病对话》这本，因为疫情，这个书突然就火了起来，但这个书其实是2019年做的。

这本书写成大概有五六年，一直得不到出版机会。当时我读到书稿的第一篇，就决定要出这本书，这个书当时出版，我对它的判断，是个能卖一万本的书，但这是完全出于直觉的判断，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我们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合作，北京联合说这个书是一个新人写的，又是跟医学相关，还是一个没听过的医生，所有的点都是减分项，他们都不想出这个书。

但是这是我们刚刚开始的合作，要表达一点诚意，所以最后他们商量说，我们印五千本好不好？那我们就印了五千本，结果五千本卖得非常快，到2019年底的时候，这个书已经印到了两万本了，但是到这个数之后就不太动了，然后2020年因为赶上疫情，它就忽然一下又起来了，因为这个书跟我们这个时代有非常强的关系，它是讲病的书，但不是治病的书。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乔阳/乐府文化/2020 - 07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是一本关于雪山的书，这个作者也是没有人听过，甚至她不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之前我听过她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奇特，我就一直想是不是有可能找她写一本书。

然后在2019年底，她找到了我，她跟我说，想写一本书，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来找你商量一下。我们讨论了一天，非常高强度地讨论，三个月之后，她就给我交了书稿，我看到那个书稿之后就惊呆了，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天生的写作者，从一开始对这本书的预设全错了。

我之前听到她的故事，是因为她是第一个抵达梅里雪山的汉族人，然后在那里做了一个客栈，后来成了户外旅游者的朝圣之地。后来她又在那里生活了20年，做各种关于民族植物学，民族人类学的调查，这些东西我都很感兴趣，他们虽然很边缘，但是会唤起一个小众的人群的共鸣。

但是这本书稿交了之后，我发现所有这些事都不需要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文学写作，我立刻想到的是我很多年前参与做过的一本书，安妮·迪拉德的《听客溪的朝圣》。那对这本书的所有判断，以及后面要怎么做就全都改了。

我想把它作为“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重新发现自然文学”这样一个逻辑来做，因为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的自然文学传统就中断了，既没有继承古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没有形成那种西式的和自然的关系，那么这本书突然找到了一个链接，就有了一个新的做书的可能性。

《诗人十四个》

黄晓丹/乐府文化/2019 - 07

《诗人十四个》也是作者的第一本书，讲古典文学的，但它也不是纯粹讲古典文学。我曾经把这本书寄给过《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的主编王洪波，因为我觉得他会喜欢，但是他给我提了个意见，说她写的不对，古典文学不是这么讲的，我后来就反思这件事情，想了很久来跟他讨论，我说它不是一个写古典诗歌的书，它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

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黄晓丹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求学十几年，那么热爱古典文学，从中国一直读到加拿大，跟着叶嘉莹读完博士，又跟着方秀洁再读了一个博士，最后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古典文学对自己意义何在？它能不能回应自己在这个时代面临具体生活所发生的那些困境，能不能回应自己面对自我时的那些思考，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面向内在，面向自我的文学写作，不仅仅是在讲古典诗歌，但这个书其实去年的反响非常非常好，除了读书报的这个从学术层面的一个相对不赞同的评价之外。

2019年黄晓丹在一席做了一个演讲，演讲之后，虽然不能说她爆了，但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里面，她的认知度变得非常高。我觉得一方面她是纯文学写作，另外一方面，她也为在这个时代去重新理解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我觉得这个路径是非常重要的。

《36岁，人生半熟》

宽宽/乐府文化/2020 - 04

《36岁，人生半熟》是2020年我们出版的一本卖得很好的书。出了这本书之后，有很多同行朋友来跟我说，这本书不像是乐府出的。乐府出的第一本书叫《寂然的狂喜》，是叶芝诗歌的一个版画本，然后孙晓曦做的设计，那个设计非常先锋，很有设计感。但是这本不像，这本看着像市场上的那种励志书。

最后做成这个样子，确实有让它向市场妥协的考虑，但这个书本身不仅仅如此，它是一本强价值观输出的书。这个作者是我的邻居，我是从北京卖掉房子搬家去大理，她也是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到了大理，然后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而且她刚卖掉房子之后，那个房子就涨了200万，所以她写了一个爆款文，一个星期丢掉200万是一种什么感觉，换来500万点击量。

点击量不值钱，但这个爆款文，让很多人知道了，北京到大理这样一个人生选择。这本书，其实是在写那个人生选择的，用了一个爆款文开头，其实最后是做了这个选择之后，重新找到道路的一个过程。那她首先是要先破碎掉30多岁之前的那些人生经验，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一个打破过往的书。

何谓“新作者”？

我们还有一些，也是出处女作的书，而且还有一些没有列出来。那我把这些书都列在这里，首先我想说的是，关于所谓新作者的一个观念，我们会去做一个新作者的新书，是一个选择，但是对我来说，对一部分做书人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梦想，这样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买版权的人，不仅仅是书的搬运工，我们做书同样可以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最重要的是，只有我们身边的写作者，我们此刻的写作者，他们才能最切实对我们的时代发出呼应，发出属于我们的那个声音。当然所有的写作它是有共性的，是要表达那个永恒性的，所以我们要做经典的书，我们做国外的书，但与此同时也有独特的，属于我们当下的这个部分，这是我觉得去做一个新书的最大的乐趣所在。

具体来说，做一个新书会特别困难，我是老板，我的编辑们更会体会到做一本新书的困难，各位同行如果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那做一本新书，推荐一个新作者，具体的各个层面的困难都特别实际，但是，可能做书的有意思的部分，就在于我们如何去突破，或者说去和这些困难和解，去找到出版一本书的最后的具体路径。

我想先定义一下，我所理解的新的作者，首先他是一个新人，但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得是作者，他能唤起你，你认为他真的写了一本让你动心的书。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书，确实是这个人写的第一本书，但我不把他理解成新作者，因为他有流量。我们找这个人，让他来写一本书，其实是要把他的流量转化到出版领域里面来，这个不在我的讨论之列。

我觉得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个新的作者，他对我们的一个唤起，就是我刚才说的写作，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稍微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直往下列的，可能他是设计了一个新的主题，他有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他用一种新的表达，他有一个新的观念，所有这些我觉得都可以，不管是哪一个，其实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它触发了我作为编辑的直觉，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新的东西继续放大。我之前读戈特利布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编辑就是一个把自己的热情，传播给其他人的过程。

每当我做一本，我不太那么有热情的书的时候，结果就不太好，但是我们的编辑生涯里面，一定会做一些不那么有热情的书，没有关系。我们要把我们最有热情的那个部分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就够了。这个热情在哪里？我觉得是在我们遇到一个新作者，我们看到的那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为一本书找定位

我们出的《秋园》，这本书其实是15年前在天涯的闲闲书话开始连载的，当时是有所谓的民间出版的一个小小的潮流，很多出版公司都会去天涯找作者，最红的可能是当年明月，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在新京报工作，磨铁刚刚做成也没有多久，沈浩波找各个媒体去采访当年明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本用鼻子都能看出来的好书，其实就是直觉，那对当时的出版界来说，当年明月就是一个绝对的新人，但沈浩波的直觉是这是一本好书。

杨本芬/乐府文化/2019 - 06

那我看到《秋园》的稿子的时候，体验也是这样的，它是个好书，我只看了一篇，看完就被强烈打动了，过去几年有不少这样的素人写作，比较出名的有比如摩西奶奶、姜淑梅奶奶等等，都是对苦难的回忆，一开始我看到的书稿感觉也是对苦难的回忆，但是读完之后我就觉得不是，我觉得它是写作，就是一个老人，在6、70岁以后开始写作，这件事情当然有非常大的社会价值、意义，但是反过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不是从社会意义这个角度去理解它，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很强的写作文本。

它当然不是一个可以放在经典文学的范畴里面去讨论的写作文本，因为这位写作者杨本芬，她读的书不够多，所以她的写作没有那么强的技术，确实不够，但是她的直觉非常好，就是我看到这个文本之后会发现这是一个天生的会用汉语写作的人，她受困于她的人生经验，当了一辈子的工人，所以没有读那么多的书，没有获得过过去几百年人类的文学写作的技术的洗礼，所以她不懂那些，但是她对汉语有直觉，她就这么简单地写，就把它写得非常动人，所以我认为它是文学。

那基于这种文学上的认同，我觉得我要出这本书，在这个认同之上，我也会去想其他的所谓的加分项和减分项，减分项的话，她是新人，新人是不好推的，然后她讲的是她母亲的故事，她母亲的故事就意味着这是一个20世纪上半叶的故事，所以这本书的题材相对的古老，跟此刻的世界要发生链接其实是有困难的。

我也会想加分项，首先她已经80岁了，一位80岁的老人出了一本长篇的处女作，这件事情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点，还有后来《人物》杂志采访杨本芬的时候用的那个标题，她说外婆在厨房写作，然后把那个细节强调出来，她在厨房里面写出了16斤稿纸，这些细节具有传播的可能性。

所以从传播角度来讲，加分项和减分项都会有，但最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一个好的文本，它打动了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出它。

这个书在15年前写成的时候，作者的女儿也把书稿给很多出版社看过，但最终都不能出，几个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她是新人，然后主题写她的母亲，离现在时间比较久远，还有就是会牵扯到文革一段的历史，也会比较敏感。但是我把这个书拿到出版社去送审的时候，最后非常顺利，我都感到有点意外，但想一想的话，我觉得跟我和编辑做的一个工作有关系，就是给出版社送审之前，这本书已经做好了定位，核心是我们把它理解成“三代中国女性在过去100年的奋斗史”，当它变成一个女性的奋斗史以后，一定程度，它对历史的那种对抗和控诉减弱了，所以它从一个对抗性的写作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正能量的写作。

后来再和杨本芬奶奶见面时，她跟我讲了很多，这种写作对她来说既不是正能量，也不是负能量，她说就是自己眼睛一闭上，它就像电影一样，在我面前一一流过，那就是我所经历的，以及我的父母所经历的，所有我熟悉的人经历的所有的人生就在我面前，我就只好把它写下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会说出来的话，这是一种出于写作本能的写作。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具体的运作上面，我们会有很多细节上的考量，比如说我们写腰封文案的时候。

1914年，世界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秋园来过，挣扎过 ，绝望过，幸福过。今天，她80岁的女儿，把普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文案，把她和过去100年中国女性的觉醒之路做一个正面和直接的链接，这点首先是我的编辑提出来的。我在看这个书稿，决定要出它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我想到了她是一个优秀的写作，以及她对她母亲，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的一个回应，我想的是这个层面。但我的编辑更有女性主义的视角，她读完这个书，她首先提出来的是这个落点，她觉得这本书在写三代女性的关系，我们就顺着这条路往下想，后来发现她说的是对的。当然这本书是有传统的家国情怀的部分，也有普通人的命运的部分，但是他们家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几代都是由女性来承继这个对人生的梦想，而且恰好又都是在女性身上来实现这种对生活的承担，以及对梦想的表达，所以这是个很特别的事情，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追求，但是它是这本书隐藏的一条线索，那我们就把这个隐线变成了明线，而把一个世纪以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变成隐线。

后来我去看豆瓣上的评论，我会发现绝大部分确确实实就是符合我们之前定位的这两类评论，大概一半左右会把评论集中在女性的角度，然后有少于一半大概40%左右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活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但前面也会加上女性版，就是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从定位到传播整个过程，可以作为一本新书的相对成功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最早唤起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是促使你来做决定要做它的，当你做了决定之后，后面就是信任你的直觉，继续往下推，在直觉之上，你要去寻找它和市场，和当下阅读生活的一个链接点。

那么在直觉之外的部分，还是有技术层面的，我希望我能够在讲直觉的时候，也能把技术层面说出来，但是说的不会那么的有条理，我们的书本身就不太有条理。我们出了40本书，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出什么书的？那我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出什么书的，我们第一本书是叶芝诗集的版画，它可以被理解成艺术书；第二本《中国故事》是民间文学，可以理解成儿童书，后面我们出北京一个诗人，他对植物做了20年的摄影，那么我把它理解成一个诗歌的书；还有古典文学的，有种地的，有医生的，放在一起，你不知道我在出什么书，我一般就说我是做文学书的，但是没有一个大作家，没有大作家也算文学书吗？我也不好说。

[瑞士] 拉尔斯·穆勒/乐府文化/2018-06

我曾经出过一本德国唱片公司ECM的唱片封套集，那是一本关于设计的书，但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美学的书。ECM做了50年的唱片，我们一般说它是做新音乐或者做爵士乐的唱片公司，但ECM老板艾歇尔不承认，最后因为他做的爵士乐和大多数人不一样，那最后我们就说他是做ECM音乐的，就是他把自己的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我的野心是这样，就是我希望20年之后，出版业的同行说到乐府的时候，他会把乐府看成一个形容词，因为我们的书确实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概括它，但是你可以说，他做的好像确实挺像乐府的，就包括我刚才说36岁那本书，同样说那个书不像乐府的书，但是后来他们对我表示谅解，他说即便是乐府，你出一本书能卖钱也是应该的，总得让自己活下去，吸引编辑的东西，会不会吸引读者，他吸引读者的路径到底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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