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日本战后思想界的开创性人物，丸山真男的思想在中文学界极受重视并多有讨论。本文不再对丸山的某些看法或理论做细致的展开，而是试图管中窥豹，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聚焦二战后到六七十年代丸山知识地位的建立和衰落的过程，从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他的接受和误解当中，探究国际政治变化、自身时代变化之下日本知识人的思想趣味转向。在自媒体兴起的当下，传统知识权力的走向如何，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 ｜ 李凯航
（《读书》2024年11期新刊）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丸山真男在去上课的途中突然被四十名学生绑架到了银杏树林，随后又被转移至文学部阶梯教室批斗，其罪名是“妨碍大学斗争”。彼时的日本，学生们深受全球左翼激进主义思想的感染，爆发了反对校园贪污、提高学费等问题的“全共斗”运动。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安保斗争中，丸山就明确地不支持学生的暴力行为，此次亦然。因此，他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正如丸山自己回顾的一样，这些绑架他的学生，事实上也是熟读其作品之人。在现场，他们甚至还用“无责任体系”的逻辑反过来批判了丸山。听闻此话，丸山只能苦笑。
1969年校园斗争期间的景象
为何被称为“战后政治学”开创者、“知识人中的知识人”、“知识青年的精神导师”的丸山真男，会在六十年代迅速失去学生基础，甚至遭到绑架的对待呢？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思想变化的问题。如前所述，反对丸山的学生亦是熟悉其理论与思想之人。事实上，这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教育大众化、消费主义兴起紧密相关。以往的研究往往都聚焦于丸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忽视了它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读者群体理解与误解的情形。在《丸山真男的时代：大学·知识人·舆论界》一书中，作者竹内洋就明确表示：“我不想把丸山的言论作为其个人的（狭义上的）思想研究来分析，而是想在战后的大众知识人世界中，通过解读丸山的言论的知识社会学，或从社会史的方法来写战后日本论。”换言之，这是一本关于丸山言论的社会学著作。丸山如何影响与被影响，成为竹内研究的新思路。在他看来，这个研究视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论好坏，“战后日本的知识人已经将丸山的霸权与没落内在化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丸山真男就是研究战后思想，同时也是研究战后知识人与战后知识界”。
作为战后日本代表性知识人的丸山真男崛起于一九四六年撰写的名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但是，此文宛如一颗石头投入沉闷的战后舆论之湖面，其波纹是缓慢展开的。尽管位于旧帝国大学集聚的“本乡中心文化圈”的精英大学生们已经接触到了丸山的文章，但对于日本全国大多数人而言，丸山的名字仍然非常陌生。在一九五四年某杂志调查的“读者最期待的撰稿人”中就没有丸山。一九五二年，丸山出版了其奠定战后日本思想家地位的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但首印也就三千册，一年三个月后，才二次印刷。此后，此书也多次再版，但每次也就五百册左右。一直要等到六十至七十年代，此书才加印到每年两千到三千册。这些数据说明，丸山的读者基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累积形成的。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初版
在战败初期，知识人对日本法西斯的批判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来否定法西斯，另一种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法西斯是源自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勾结。但是丸山的《超国家》从天皇制的“精神结构”出发，批判近代日本将“伦理”与“权力”混淆，迥异于卡尔·施米特所谓的近代欧洲式的“中性国家”，因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法西斯主义。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别于前两者，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非常新鲜，故哲学家小松茂夫将其命名为“丸山学派”。对此，丸山自己也颇感意外（苅部直：《丸山真男》）。丸山之所以能够另辟蹊径，无疑是基于他对东西方思想史的融会贯通的理解。例如，在一篇关于徂徕学的论文中，丸山在开篇就大段引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让读者感到十分惊讶。此外，他还将荻生徂徕比作马基雅维里，将儒教正统学派类比成中世纪的托马斯学派。这种比较非常有利于读者理解异文化的对象。事实上，丸山选择日本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完全是“意外”。他原本打算学德国文学，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才改为了法学部。他从小的生活非常西化。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文和英文，他还非常喜欢西方的电影、音乐、侦探小说、曲棍球等等。就连在最恐怖的法西斯时代，他还偷偷摸摸地去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参加“唯物论研究会”被特高警察抓捕、审问、殴打。在法学部的学生时代，丸山就已经非常反感社会舆论中充斥的那种皇国主义色彩的“日本精神论”。对丸山而言，“日本精神”这种东西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在个人审美上也令人厌恶。某日，他在一位国粹主义朋友家里听到满屋子的日本歌曲后表示不满，“全是些老掉牙的东西”，“你家里没有爵士乐的唱片吗？”那种为了证明“万世一系”的“日本思想史”是丸山绝不愿意接触的领域。然而，在自由派导师南原繁的指引下，丸山改变了。其理由正是，要“科学地”研究日本传统思想才能打败上述那种“日本精神论”。出于这样的目的，丸山在写近世日本思想史的论文中，引用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外文著作，读起来非常不像研究日本的论文。事实上，这是一种以近代欧洲思想史的框架来分析日本的方法。然而，这一点，对于从明治以来就有志于“欧化”的日本知识人来说，可谓魅力十足。（当然，丸山式的理念先行的方法论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如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认为丸山将中日两国的中世做对比分析是败笔，而德国政治史专家山口定也指责丸山忽视了德国近代史中受到法国文化冲击的一面。然而，这些批评往往都是从某个特定的专业领域对丸山论文的某些细节部分的勘误，而若要对丸山进行整体性的批评，往往需要和他一样，对于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这一点并非易事。）
1937年，作为法学部助教的丸山真男与导师南原繁合影
丸山独特的文风还有赖于其特殊的身份——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正如竹内洋所指出的，日本的“法学部”其实与欧美大学中的“Law School”有很大差异。除了专业的法学知识以外，它往往还会开设一些政治思想史、外交史等现在看来是属于文学部的课程。就专业壁垒而言，丸山式的研究在坚实的实证主义风格的文学部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甚至还会被人嘲讽，“是不是不写黑格尔就评不上副教授”？丸山自己也感觉到政治思想史处在法学部的边缘。然而，身处“法学部的边缘”的好处正在于此：既关怀社会现实，也执着于学术主义的理想。换言之，这样的法学部具有一种泛政治化的学术主义传统。因此，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法学部从来都是政治活跃分子的孵化器，不论这些人属于体制派还是反体制派。鹤见俊辅就曾指出，很多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审判时才发现法庭上的具有右翼思想色彩的法官是他在东京帝大法学部的同学。战后丸山的出发点，也是试图以这种政治化的学术思想来启蒙大众。
除了上述“东西方文化的中介者”“法学部教授的特殊地位”，战后丸山学术声望的崛起与他作为萨特意义上的“普遍型知识人”的态度亦密切相关。用丸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一切都有所知晓，对一物都尽其所知”。他在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等领域都有着高深的造诣。由此，他可以纵横各个领域，用精准的概念去捕捉思想史的线索或者社会现象的意义。例如，他用巴洛克音乐中的“通奏低音”去把握日本思想史的草蛇灰线，用“低水平民主主义”（通过拉低他人的生活水平达到平等主义）来形容大众社会的特征等，都是简明却具有说服力的。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战争体验运用到思想史的解释体系之中。例如，在《超国家》中，丸山就发明了“超国家”“无责任体系”“压迫转移”“伦理/权力”等经典政治学概念，引发了同时代人的广泛共鸣。用政治评论家藤原弘达的话来说，读丸山就像“全身触电被麻痹了”一样。因为在战争末期，丸山自己作为二等兵被动员至前线，他才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本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严重隔阂。当时帝国大学入学率不足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一，而东京帝大的毕业生又可谓是这百分之一中的精英。他们往往只是对书本上的西洋知识滚瓜烂熟，但对于日本的社会实情不甚了然。对此，丸山写道：“从观念上来看，知识人生活的世界是相当近代的，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规定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相距甚远，与国民生活本身的近代化程度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然而，对于生活在知识社会、了解这种社会氛围的人来说，最近犹如神灵附体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只会被看作是突发现象……这其实恰恰相反，因为这些人所居住的知识社会是特别的社会，所以一般的国民阶层处于完全与之隔绝的环境和社会意识之中。随着交流的发达，无论是否愿意，‘大众’的动向不可避免地变得具有政治意义，所以在这种潜在的社会意识中，军部法西斯主义只要点一把火，就能熊熊地烧起来。”
“二战”期间，丸山真男在朝鲜
但丸山并未指责日本知识人都负有法西斯主义的责任，而是将其一分为二。第一类是“疑似知识人或亚知识人”，包括“小工厂主、城镇工厂的厂主、建筑承包商、零售店主、木匠、小地主或上层自耕农、学校教师（特别是小学和青年学校教师）、乡政府官员和干事、其他普通下层官员、僧人和祭司”。第二类是“真正的知识人”，包括“城市工薪阶层，所谓的文化工作者、记者、其他自由派知识人和学生”。在丸山看来，法西斯主义的责任属于第一类知识人。通过这样的分析方法，丸山免除了自己的责任，创造出其启蒙对象。战后，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国迅速复活了旧有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而丸山开始与左翼势力接近，甚至强调“必须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普遍推行比现在所认为的‘健全’的要‘左’得多的政策”。就理论而言，丸山也曾表示，原本对马克思主义那种“‘宏大叙事’有天生的怀疑”，但它“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历史发展的思考方式，我也做不到完全舍弃”。事实上，丸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天皇制精神结构这两种全体性的思想体系视为有力的竞争对手。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除了美国的压制，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匈牙利和波兰的民众起义以及“六全协”的冲击等也是导致左翼瓦解的原因。丸山也开始与日共保持距离。原本战后日本政治的谱系是，德田球一等数百名共产党员作为唯一的反对势力坚持不转向，获得了英雄般的殊荣。彼时，一个进步青年的地位取决于他对共产党的态度。“进步”即是支持共产党。然而，在日本共产党的神话破灭后，左翼的正统性备受质疑。就在这个时候，丸山以其独特的理论分析给那些倾向于反体制的年轻人信心和自豪感，“鲜明地展示了代替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可能性”。换言之，在没有共产党这个媒介的情况下，丸山开创了一个直接掌握进步青年的道路。
战后美军释放日共领导人
丸山因此在大学、新闻媒体以及社会运动三种性质迥异的平台上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霸权地位事实上获益于三者“聚集增殖”的效果。当然，这三种平台并非适用于所有人，更不用说能够将平台自由地切换。事实上，学术以普遍的正当性为志向，以复杂的词汇和语法为基础，从而将说话者隐藏在话语的背后。话语容易丧失具体性，与文脉分离。然而，在这种学术主义的知识中，丸山又通过引入隐喻等媒体式的手法，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在漏洞很多的媒体中，丸山又钉上了严密性的楔子。按照竹内洋的话来说，丸山是通过统合“学术、舆论、政治”三大领域，成为“整合多个中心的系统的唯一一个至高参照”。
然而，丸山未曾想到的一个“敌人”，是一九五五年以后大众消费型社会的兴起。正如官方喊出的口号“已经不是战后了”一样，这是一个告别“战后”的起点：政治上左右两派社会党统一，而与此相对的是，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两党联合形成了长达三十八年的“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经济上全面恢复至战前水平，并且开启了高速成长的新时期。工人运动也开始从政治转向了经济诉求，劳动节游行示威的口号从“反对工会御用化”改为了“涨工资”。这个时期的知识人备感失落。热衷于社会运动的清水几太郎就写道：“我们好像一直在做向池塘里扔小石子一样的事情。扔进去的时候，虽然引起一阵涟漪，但涟漪很快就会消失，连石头也会消失在水中……我的身心已经变得疲惫不堪。”而三好将夫则写道：“我们的新任务本质上不只是拆解天皇或集体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建立自由的个人主义式的主体性。但我们有意与西方竞争，却又不幸注定成为‘终极的消费主义式的空洞’，只是以购买行为来肯定和重新确保个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迎来了一九六〇年的安保斗争运动。就客观结果而言，安保运动失败了。但各方的反应却大相径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九日凌晨，《安保条约》自动生效之时，守在广场上的清水几太郎遗憾地哭了出来，而丸山只是看了一眼手表，说了一句“啊，时间到了”。事实上，丸山认为自己非常成功，“从根本上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在大众社会中普遍存在，但过去一个月的情况表明，在战后十五年间，国民中抵抗强权的健康的民主主义意识已经扎根于日常生活”。这样的判断与当时同样是反对派的学生群体大相径庭。简单地说，是丸山把反安保斗争的争论点从修改《安保条约》转移到了捍卫议会主义的问题上，从而感觉到了胜利。而他这种解释，对要“撕碎安保条约”的激进派学生而言，毋宁说是一种背叛。1960年6月，抗议者包围日本国会议事堂（来源：wikipedia.org）
此外，对于普通市民而言，丸山也高估了自己的成就。按照大岳秀夫的看法，安保斗争其实是一种相当弱势的市民运动，“它不由专职的活动家主导，不依组织的命令行事，而是由在职的普通人展开的自发活动。市民运动是五十年代后期共产党同路知识人‘思想上的’自立（与共产党保持距离）转变为‘运动上’自立的结果”，而日本在六十年代的“富裕社会为政治上轻松的、局部的忠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不同于运动共同体的紧密关系，它是一种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弱关系”。大部分参与反对安保运动的市民在失败的第二天就若无其事地去看电影，去游乐场玩。丸山的知识人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弱关系”中逐渐衰落了下去。
此外，丸山还要面对更年轻一代知识人的挑战。吉本隆明就指责了丸山所谓的“民主”是“伪民主”，“是伪前卫思想的等级结构中喷发出的伪进步主义的变态产物”。而福田恒存则号召学生“与老师们断绝关系”。竹内洋认为，六十年代吉本与丸山的论战本质上是知识人代际更迭过程中的话语权争夺战。正如丸山在战败初期刻意地将自己定义为“新自由主义者”，以区别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等“旧自由主义者”一样，吉本隆明也否定了丸山的“新旧自由主义”的分类方式，将他们统统划为“战前派”，而自诩为“战后派”。
吉本隆明
此时期，吉本隆明之所以能成为学生的代言人，也是由于日本战后教育的大众化。丸山的精英主义立场在大众型社会运动中显得格格不入，这一点他与吉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丸山出生于著名记者的家庭，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成为法学部教授，而吉本只是出生于东京普通修船工人的家庭，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后来成为一名在野知识人。彼时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突破百分之十五，精英教育已然终结。因此，学生群体大多是和吉本隆明一样出生在普通家庭，靠着自己勤奋努力考入大学的人。他们抨击丸山是“知识贵族”，对吉本的底层立场怀有亲近的感情。
1954—2011年日本的大学入学率逐年变化趋势，第一个显著峰值出现在1964年，大学入学率达到了19.9%（来源：nenji-toukei.com）在专业的学问领域内，丸山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日本历史学界正在经历“精英史”向“民众史”的研究转向。前者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及其“对手”，例如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大冢久雄的“西欧经济史”、石母田正的“日本古代、中世史”等为代表；而后者则是以安丸良夫、色川大吉、鹿野政直、井上幸治的地域史（冲绳史）、女性史、部落史等为代表，他们挖掘出了江户时代的武装起义、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大正时代的“德莫克拉西”运动等以往被忽视的历史主题，解构了前者的精英主义叙述模式。正如近藤和彦所指出的一样，相对于毕业于帝国大学的丸山真男们而言，主导“民众史”转向的历史学者本身就是高等教育扩大化（大众化）的产物。他们不是精英出身，也没有自视为或被视为精英的接班人，比起以往的正统历史学中的权力者、伟人，他们更关心像他们自身一样存在的普通民众（《社会経済史学の課題と展望》）。色川大吉就批评丸山，“从西欧提取出市民社会这一优越的理念形态，从日本提取了部落共同体这一劣态，用前者之长比后者之短，是不对的”，应该“鼓励人们关注曾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日本部落共同体的本土力量”。就这样，丸山在政治与学问两方面受到了打击。但是，丸山霸权的真正衰落，毋宁说还是其逝世后“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全面解构。丸山所主张的“近代主义”“国民国家论”“市民主义”等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正如与那霸润所指出的那样：“明治以后的日本社会所带来的矛盾与压抑，并非以前讲座派（乃至市民社会派）所认为的‘近代化不彻底’，而是应该从‘近代’本身来重新把握。批判日本的坐标轴，应该从封建制度下研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马克斯·韦伯，转换为解构西洋近代社会权力构造的福柯。丸山真男以‘近代化’来解决问题的处方笺，不如说是动员了更多的人卷入近代统治的深渊。”就这样，丸山真男作为战后知识人的神话，在“祛魅”的后现代主义面前最终解体。
(《丸山真男的时代：大学·知识人·舆论界》，［日］竹内洋著，李凯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