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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来看一则新闻。
无论是对于杀人者的家庭，还是对于死者的家庭来说，这都无疑是一幕令人痛心的惨剧。一位父亲，因为女儿在学校遭受欺凌，自己成为了“施暴者”；而欺负同学的男孩刘某宸，最终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毋庸置疑，何某璇的父亲将承受牢狱之灾，而她或许将拥有一个比现在更为悲惨的童年。事实上，不曾重视的家长、未加引导的老师，都可以看作是这起事件的
“帮凶”
。
这或许是个有些极端的例子，但这确实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一方面，儿童过于脆弱；另一方面，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正因如此，在儿童身上发生的悲剧，常常让我们觉得既痛心又无奈。
正因儿童问题的矛盾性与深刻性，它也成为了一个不断被讲述的电影主题。
悲惨童年常常是电影主角的标配。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悲惨童年”实在是太好用了。不知道如何设计角色的动机？——他有悲惨的童年。
不知道如何解释角色的行为？——他有悲惨的童年。
此处应该有泪点，但我实在想不出来了？——他有悲惨的童年。
那么，既然悲惨童年似乎已经成为某种陈词滥调，为什么它每次都能戳到观众的G点？
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电影分成两类来讨论：一种是成人对儿童造成的伤害，而这成人常常就是儿童自己的父母；另一种则是同龄人的欺凌，有时儿童本身要比成人要更加残酷。
豆瓣上曾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小组，它的名字叫作
“父母皆祸害”
。无数的豆瓣用户曾在上面控诉过父母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但它现在已经因为“不当言论”的理由而遭到封禁。
而无数的电影，也和这个小组中的讨论一样，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为人父母不需要经过考试？”
毋庸置疑，不合格的父母绝对是最重要的童年阴影来源之一。
父母对于儿童的伤害，在近期的院线片中就能找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在《何以为家》中，十二岁的男主角甚至直接在法庭上状告他的父母；《大侦探皮卡丘》的剧情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男主角蒂姆与父亲的关系仍可以算得上是不愉快的。
而在去年年末上映的《狗十三》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父权家庭统治、中国式教育的阴影之下，挣扎求生的少女。甚至就连李玩唯一的精神寄托——那只名为“爱因斯坦”的狗，都会失去、都会被替换、甚至还会再度失去……
不负责任的父母、不懂关怀的父母、打骂子女的父母、生活堕落的父母……在烂父母概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拥有一对好父母，实在是太难了。这也恰恰是这类影片最重要的动人之处：
控诉父母皆祸害的影片，实在太容易让人感同身受了。
不过，除了最基础的共情性之外，这些影片其实各自都有不同的方式，来赢得他们自己的观众。
《大侦探皮卡丘》中的处理方式，就是最为常见的、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式手法。
好莱坞总能极为敏感地捕捉到那些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它同时会用自己的经典叙事结构加以粉饰，最终达成对这些问题的伪解决。
在《皮卡丘》中，当父子深情相拥、儿子甚至决定与父亲住一段时间之后，观众们哭了，自然就把家庭问题也给忘了。
与之相比，《何以为家》和《狗十三》中的处理方式就更为决绝，我们能够切身地感受到父母对儿童造成的极大伤害。
当然，在《何以为家》的最后，当我们在花絮中看到男主角已然“得救”之后，我们仿佛也能够感受到某种“如释重负”的伪解决效果，毕竟还有千千万万的黎巴嫩儿童等待着被拯救。
用令人感同身受的情节唤醒我们的记忆，再让我们在银幕的柔光中释放自己的苦难，这或许就是这类影片一次次地打动我们的原因。
而另一些电影则告诉我们，同龄人有时甚至比成人要更加残忍。
而由于日本国内极为严重的校园欺凌现象，日本电影或许相对来说显得更有发言权。
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我们目睹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欺凌：强迫同学脱光衣服、要挟同学进行援交等等。事实上，甚至根本不需要如此极端的伤害，就足以在年幼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阴影。
或许有人要说，何某璇不过是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几下，事情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在成人眼里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笼罩了整个世界的黑暗。
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而尤其不相通的，是成人与孩子之间不同的感受。
在这类影片中，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自然是中岛哲也的那部《告白》。受害者母亲那令人震撼的复仇之举，无疑令人想起文章开头的那幕惨剧——当然，现实永远比电影更残酷。
《告白》
一位母亲在自己的女儿溺水身亡之后，经过详尽的调查，认定凶手是她的两个同学。于是，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自己计划周密、甚至有些大快人心的复仇计划。
但当我们看完这部“爽片”爽过之后，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位母亲对孩子们的复仇当然合情，但是否合理？而凶手又是否仅仅只是孩子？这些孩子自己的父母，又是否有责任呢？
如果说上一个章节中讨论的那些影片，试图探讨的是“家庭”与“亲情”的话；那么这类影片，解构的就是年龄的定义，乃至少年、儿童的概念。
早有研究表明，儿童及其年龄特征都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当代社会中建构出来的概念。
因此，这类影片带来的观影快感，或许可以更多地归结到理性的层面。无论是《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最后的凶案，还是《告白》结尾的复仇，或许都很难给我们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它们所做的，是让我们思考儿童是否都是天使，而罪恶是否真的有年龄上的限制。
谈到这里，我们或许就可以回答这篇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了——讲述悲惨童年的影片，究竟为何如此受欢迎？
从感性层面上来讲，这是由于问题的普适性与影像的治愈性；而从理性层面上来讲，则是因为议题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我至今仍能想起初中低年级时的班主任对我说过的话：
“你们小孩能有什么痛苦？”
只要这样的无知依然存在，关于悲惨童年的故事，便会一直被讲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