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传播与媒介技术的社会理论、新媒介技术的社会使用与文化分析、新媒体与创意产业、视觉文化。主要著作有《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
本文为"北大新闻学茶座"第50次活动(2015年12月27日)的主要内容整理，本次讨论由程曼丽教授主持，本文已收入《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精编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因讨论比较深入、篇幅颇长，本公号将此讨论分为上、中、下三篇，连续三日推送，以飨读者。
最后一种是生活方式类节目。我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央视的《交换空间》。这不是一个太娱乐化的、服务类节目。在当前的电视节目中比较常见的，如刚才说到过的养生节目、猜谜猜产品价格的节目等等，是和服务类节目有关的。一开始是给大家提供生活中的小窍门，包括《夕阳红》，包括饮食节目都是服务类的节目。
为什么我把它称为政治伦理的日常实践呢？因为它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转型、政府角色转型相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化，即不要太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之相关联的是媒体宣传机构也要提供给人民群众一些日常的服务，提供信息、建议等——这是政府、宣传机构对民众的服务。这种政治伦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日常实践。很多这类的节目，像《交换空间》——从央视著名栏目《为您服务》周末版衍生出来的，《为您服务》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在媒体方面的体现和延伸。到了市场化的时代里，所谓社会生活方式类节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务，还有咨询和商品营销的一个结合。因为它要服务，所以一定要介绍各种商品——在这个语境下，它的信息一定是和具体的商品联系在一起的。像养生节目，它请的老中医，这些人在他们的医疗机构里面是永远挂不上号的人——因为他们出现在电视上，变成了大家都争着挂号的人，媒体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广告的机制。比如，节目里面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装修、服装、商品信息一定是和某种特定的品牌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包括“315”，也是与很多品牌的公关是有关联的，包括曝光什么，不曝光什么，对媒体的购买也是有关联的。
我在《生活空间》里所观察到的东西可能会比前面的真人秀里面更复杂。我发现它尽管在央视的平台，但也不是很热门的节目，是《为您服务》的延伸。节目里面是一个杂糅的关系，把很多诉求都要集中糅合在一起。其实，收视率不一定很低，只不过炒作、曝光度并不高。这是一个家装的节目，由公司提供20000元装修预算，两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拿出一件屋子来重新改装，由设计师帮助设计。这在如今住房商品化语境下是老百姓喜闻乐见、都关心的话题——自己有房子装修的关心，没有房子想象未来的房子怎么装修。节目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节目中体现出很多中国特色：一方面用真人秀的方式，两个家庭，而且是互换装修——一个家庭给另外一个家庭去装修。所以，这里体现出竞争、竞赛和一些不可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整个节目体现出来的都是一些互助性的观念和信息——两个家庭基本上对设计师的意见都非常配合，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对方实现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凸显自己对这个装修的设计的想法。虽有竞争的设计，但是弱化了，更多强调互助。包括家庭伦理也是。中国语境下，很多家庭实际上是核心家庭——大家庭。在大家庭的描述中会看到许多要求屋子的装修要满足老年人、年轻人不同的美学品味，希望设计师能帮助综合一下。更多的是强调家庭对这个房子的拥有和使用，而非个人主义的、房子是夫妻俩的或者个人化的财产。
我的结论是，这个节目实际上融合了国家政治伦理，包括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对市场的迎合，对新的市场机制的回应。所以在这里面创造出来的反而是一个两者之间的结合，新自由主义它可能更多的追求自我负责的个体——就是说这些事情竞争你要自己负责，比如装修市场的乱象一些问题，你要有火眼金睛，去判断，你要不懂得话你要去学习，不要被骗了。然后，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说——“我需要去保护我的民众”——这个装修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陷阱，还有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可能经济上还很拮据，我需要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综合融合的东西。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更突出的是前者。我没有发现对个体的指责，或者是个体对自我的一个不满、完善。这里面完全是其乐融融的装修者去听设计者的建议，基本上由设计师引导着去装修，所以这里面的竞争根本不是家庭之间的竞争，是设计师来给大家介绍新的装修理念，包括帮助家庭完成他们的梦想。
随着市场社会的形成，新自由主义的观念通过资本的方式对媒体的运作和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益转移和渗透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价值生产层面，反映了它是如何与时代精神相互回应的。还有问题是，中国语境化的独特性——这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话语层面实际上还是有博弈和产生新型想象空间的可能。
问：我觉得现在有类真人秀，不是建立在对个体对象审视上，而是更多强调团队合作，如《极限挑战》，老一代明星和“小鲜肉”冲突，为了安抚“小鲜肉”，老明星们集体合作挑战规则让“小鲜肉”赢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不是可以看做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殊性——接纳却并非完全开放地拥抱新自由主义？
吴：对，这里面存在所谓东亚伦理和纯粹新自由主义之间张力，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问题，还有空间的问题——西方的价值和东方价值不能完全互换。你说的让我想到粉丝的建构。我们原来觉得真人秀在粉丝参与上更加开放，可能会导致行为、言论更加无底线，或者生产者会想象节目越出格，越另类，越戏剧化地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可能会越容易引发市场轰动。但在新技术带来的普通人和粉丝能充分参与的状况下，反而会发现真实情况是民众的价值观更加正面、更加维护社区、传统价值观、维护道义，与生产者想象相反。人们反而会发现，没有底线的是商品生产者，而消费者真正地介入反馈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问：在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后，有没有产生类似于美国《1996年电信法案》导致公共领域、电视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
吴：中国加入WTO主要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所以，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法律的修改等都是以市场至上、资本自由流动的理念框架作为标准进行调整。90年代初，媒体领域明显的市场化倾向是由政策引导。但是在中国媒体的政策转型中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没有在法律层面非常明确地提出政策转换，也就是它既保留了中国媒体名义上的事业单位身份，又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如剥离某些媒体的一些产业、环节来推进市场化。因此，很难说有如立法等一个明确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从中国整个政策的推动和从时间脉络上看，政策的取向是媒体市场化。
问：中国的政府及其所制定的政策在媒体市场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其所发挥的作用？如何看待政策中的矛盾现象？
吴：中国的媒体政策有很明显的悖论就是在名义上，媒体是被严格控制或者说是严格监管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没有很明确的媒体政策——缺乏公开阐释的、逻辑清晰的媒体政策。英国广播公司原来是私营企业，要公有化组成BBC。在政策出台之前，一定有很清晰的阐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公有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人们能够知道这么做的原因，然后再看这么做之后是不是实现了理念预期，有很明确的逻辑去衡量。但中国的情况是，媒体是所有的产业、行业中最尴尬的，缺乏清晰定位——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私营企业，还是商业企业？尽管宪法里面事实上明确定位为公共事业，但它又以企业和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都可以干。反而不如在市场化的语境下，有一个法律会制定的边界，会有传播法案等对媒体运作行为进行规范。而中国停留在非常主观、随意、人为监管的层面。同样的事是否被监管存在偶然性，监管的原因不是普遍化的，因为没有普遍化的规则，所以造成实际效果是都认为媒体管理非常严，但真正运行的实际效果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完后如果产生消极后果再想办法补救。但补救也没有形成普遍化、规范化的操作。比如，《超女》、《非诚勿扰》被审查了。很尴尬的是，最开始都受到了广电总局的表扬——因为市场搞得很好，很受欢迎。但后来，社会舆论反弹了——有人投诉产生争议，然后就出台规范性的文件。但这些规定都是非常具体的、没办法普遍化。我觉得现在的困惑就在这儿。现在到了需要围绕媒体想象或者媒体政策进行讨论的时候了。
问：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是会导致政府的介入和规制，还是会走向更加极端？这种状况下，当下的情感节目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吴：这没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我们要看到，像现在这种状态是没有政策，不予介入，当然就会在经济规律指导下，走向那个方向。但人类社会毕竟不是自动运行的，市场受到社会的限制，会遭到社会的反弹。这种社会反弹最好是通理性的政策讨论、舆论的整合来完成，有一个政策方向指导理性地去做。但反过来想：我们制度没有变，媒体是为公共服务的，领导知道了会来管理干预。社会不同阶层也可能用其自身不同的方式抵抗、博弈。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文化资源，即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注重社群主义的文化现在还有抵抗性，在重新凝结或者在重新聚集方面会显现。
程曼丽：非常感谢吴靖老师，茶座时间不长，但是非常有启发性，为2015年的茶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吴靖老师今天所讲内容不仅有一些实例、一些案例的分析，而且给我们方法论层面提供了一些启示。我说的方法论不是你刚才所说的方法的范式，而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启示。
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学生，所以我希望能多讲几句。首先，当下好像有一个时尚，就是追新。比如，新媒体出来了，就一窝蜂去谈新媒体。我们一直在追，永远追不上，追得还很累，还没有任何成效。茶座一开始吴老师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传统媒体以前也是“新媒体”，都经历由新到旧的发展，传统媒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已经涵化为一种社会文化。文化本身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对我们时代甚至未来时代都存在影响。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的转向这一块，而不应该是一遇到新的东西马上就追过去。这不应该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思维和行为。北大新闻研究会和今天的茶座就是要给大家这样一种意识，号召大家要有历史的视角，要有辩证的视角，要对真问题去进行关注，去进行研究。
另外，大家这么多年听吴靖老师讲课，看她的研究，会发现她有自己的逻辑体系，非常细致、严谨、系统化的思考：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到在新自由主义观念指导下放松管制所引发的变化，包括社会结构变化、人与人关系变化，组织与个人、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文化市场的变化，节目形态的变化等是一体的、一条线路走下来的。我觉得她的视角和观察细致入微，可以延伸到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具有穿透力。当然，也让我们看到批判学派的反思批判精神所在。我认为这是方法论上的启示。
第三，我想建立了这样一个思维体系、方法论、思维框架，接下来就要去观察问题。这就需要意识问题。我们应从社会文化现象当中提出问题，然后尝试去分析、解决问题。这实际涉及我们研究宗旨：为什么研究。在这一框架下，会涉及一些问题，例如，电视制度和电视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谁决定谁，谁影响谁，谁又反作用于谁等。我们需要观察这些关系。再如，在市场的思维框架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垄断的问题，要从大背景、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去进行解读。还有就是吴老师刚刚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希望同学们去关注。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而且永远不会过时。
最后有个问题，我也非常有同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哪个阶段都会提出哪些政策？这些政策缺乏清晰的阐释时，就留下一些空间，谁介入？如果资本第一个介入，那么政策可能就变味了，实践也就变形了，政府再回过头来追加管理，由此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带有应急的色彩。我觉得在新的时期，新的转型社会中，这都对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记录与整理/ 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