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
——对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
正值《逆行人生》这部电影上映之日，我的新书《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正好也同期出版。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分为如下五个部分：第一是对新书进行简要介绍；其次是介绍我们调查的背景和缘起，第三是对调查历程和方法做一个回顾，重头戏是研究发现和未来展望。
一、新书简介
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是同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从整个目录来看，这本书一共分八章。与以往其他调查不同，它涵盖了理解数字递送工人的六个视角，文献上的回顾是本书很重要的特色。这本书接续了以往的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数字工人数字劳动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分为对青年工人的群体画像、工作状况、工作诉求、观念心态、职业发展、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在调查报告基础上，我们试图做出社会和政策层面的思考：智能革命下数字递送工人的未来命运如何？在政策上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也是这本新书关注的重要内容，更是当前社会特别关注的主题。
二、背景缘起
随着平台经济崛起，外卖快递作为中国便利生活的典型场景，日益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疫情期间，外卖快递员群体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为城市维持正常运行做出了重大贡献，构成了城市最闪亮的“生命线”。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外卖快递业从业人员作为新职业群体规模剧增，但他们却是城市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生活、工作、劳动、心态、情感、职业发展前景已经引起全社会巨大关注，电影《逆行人生》的上映，更直接鲜活地将问题呈现到全社会面前，外卖快递员群体需要全社会基于了解的尊重!
自2018年以来，本调查先后得到共青团上海市委、同济大学校团委、同济大学国政学院的大力支持，23名同济大学本科和硕士同学以社会实践形式参与并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希望让外卖快递员群体发声，将所有调查资料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三、调查历程
我们的调查过程总体上历时五年，从2018年到2023年。我们面向十家外卖快递公司的员工（包括饿了么、美团、中通、顺丰、圆通、韵达等）发放了1559份电子问卷，做了两轮深度访谈记录，第一轮73份，第二轮22份，共95份，整理了近9万字的访谈材料。
近年经济下行，平台经济提供了大量下岗失业群体再就业工作机会，因为平台经济的就业门槛低、市场化程度高、社会开放度高。根据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头部企业年报显示，近1000万网约配送员通过其平台获得收入，“三通一达”“顺丰”等头部企业的快递员数量达到近500万的规模。上海从事灵活就业的人数为288万，其中从事网约送餐、快递物流等新平台经济的人数超过60万。这是学界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尤其是哲学、社会学相关领域学者不应一味批判。
四、研究发现
从理论上看，书中用了“数字递送工人”一词，英文是delivery labor。一方面，外卖快递骑手确实是工人，是体力劳动者，从事外卖、快递行业。外卖和快递虽然稍有不同，但都需要配送，不只是配送货物，还有各种各样新形式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服务、公益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等，因而“工人”一词在中国的语境下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身份地位、职业状况以及工作性质。另一方面，把他们定义为新职业群体，是因为他们具有新时代的技术特色，最主要的是区别于传统的劳动关系，很多员工和平台企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务合同关系，这给城市增加了很多治理和管理方面的新因素。
通过我们的调研数据，可以为上海数字递送工人做一个简单的画像：89%为男性青年，77%未接受过高等教育，56%日均工作十小时以上，42%收入低于5000块钱，78%工作时长在三年以下，15%愿意继续从事外卖快递工作。这里可以把他们真实的生活总结为：他们生活不规律，缺少一份社会保障，希望提升工资。“尊重”是访谈记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想呼吁全社会给予外卖快递小哥基于理解的尊重，有了尊重之后才会有相应的政策和社会支持。总体来说，可以简单用三个词概括数字递送工人状况：边缘群体、过客心态、未来迷茫。这种状况其实由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旧问题和数字平台新经济的独特融合而产生的，面临着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困境。
五、未来展望
新问题和老问题的叠加，使得外卖快递骑手的未来职业发展蒙上不确定的色彩，同时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做调查的目的不是写论文、搞创新，而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而我们不能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群体。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数字算法里，而是在生活困境里。数字算法毕竟是由人操作的，人工智能也是离不开人的。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低教育程度、职业发展困境、社会政治心态三者捆绑在一起，使得这一群体面临着多重压力。这里我想强调五点有关促进外卖快递骑手职业健康发展的思考:
一、发挥工会作用，规范劳资关系，建立过劳提示机制。
二、积极推动异地联保，重点加强交通和医疗保障。
三、发挥工会作用，落实申诉机制，提高商家入驻标准。
四、鼓励多方联动推动社区嵌入式集中居住。
五、发挥党群服务中心作用，构建骑手友好型社区。
无人配送技术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是社会能否承受、如何应对？从职业发展转型来看，现在已经从“送货”向“送服务”转变，饿了么平台的口号就是“城市服务供应商”。在高龄社会下，外卖快递骑手已经成为社会微治理的重要力量，把这股力量用好需要真正发挥党群服务中心的作用。我认为还需要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下沉到社区，把联系机制真正建立起来。此外，我们中央强调要更新就业理论，中国在就业培训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因而构建未来职业培训与国家就业投资政策体系，能够让外卖快递骑手在面对失业或者就业替代的时候有一个出路。
理性与焦灼
全世界的数字化浪潮正在席卷开来，城市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骑手经济改变服务模式的同时，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城市繁荣画面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骑手群体在城市化中的现实境遇。天任团队《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一书基于扎实而全面的系统调研，以经验性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基础。描绘当下的骑手城市宛如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不断满足民众的即时需求，持续加快城市运行节奏，展现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鲜明特征。这也是我今天所想要分享和表达的主要观点。
一、理性的我飞奔在写作之路上
其实，具有比喻意味的是，在研究的轨道上，我也是一名骑手，投递的是期刊或者出版社。所以“理性”的我飞奔在写作和研究的路上。天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深入的思考和作品，从研究层面来看，可以进一步展开以下议题：
（一）隐秘而宏大：算法如何塑造城市治理
算法平台重构了劳动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它也影响到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在数字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公共服务领域已经出现重塑城市治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同时，在算法治理中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在问责和多元价值之间如何调和取舍、在算法治理制度的框架下如何应对技术赋能和社会规制之间的张力，也有待进一步讨论。从治理工具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算法作为新兴治理技术如何重塑城市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
（二）社会-空间维度：平台经济如何塑造城市空间
当下诸多学者关注到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叠重合，从空间生产和网络社会理论的角度，可以深度剖析作为物理空间的多重复合属性，进而探讨平台经济如何重塑城市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平台所产生的共享经济重新定义了复合空间的功能和价值。再往前推进一步，把空间下沉到社区，快递员在特定空间中的实践是否挑战和改变了传统社区的生活概念。从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新的平台、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机制，能否以及如何实现社会空间的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
（三）网络化集体行动新范式：城市劳动者如何表达权利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关注以快递小哥为主体的数字劳工是否具有充分表达权利的意愿以及如何表达，在表达权利和社会参与过程中面临哪些结构性、制度性的约束；挖掘平台企业、数字劳工和政府部门在相关政策制定中的互动机制及其行动逻辑，探寻数字时代社会权益保护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创新路径，以实现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网络化的治理模式。
（四）社会公正新支点：城市治理创新如何促进数字包容
数字时代的不同社会群体的遭遇差异巨大，原因各异，特别是边缘群体在分享城市数字技术红利方面具有巨大的空间。社会公平和公正意味着社会包容，基于明确的公共价值导向，把城市治理创新与数字社会包容关联起来，从治理创新的角度来促进数字技术普惠性政策的覆盖与扩展，进而提升社会公正和文明品质。
二、逆行的尽头是单王：被支配的时代与未来？
从理性、逻辑和研究中跳脱出来，回归经验和现实本身，种种现状深刻折射出当代城市发展的深层矛盾和挑战，并由此引发更具反思性的思考和讨论。
（一）被支配的劳动：效率与公平的失衡
在城市发展高速运转的背后，大家都在不断追求更高的效率。外卖快递骑手追求效率是为了谋求生存，其工作效率受到算法的支配，当然不仅是数字算法，还有社会困境。算法精细而富有逻辑，可以实现对整个工作过程的精细化控制。这种高度理性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率，但韦伯的铁笼效应向我们发出警示：当人们不断追求效率的时候，自主性和创造性可能在逐步衰减。由此可能导致社会整体活力的衰减。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我们的共识。如同过去所讲的，我们既要考虑经济发展，也要考虑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自然的承载力。同样，我们在追求效率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社会环境和社会承载力。
（二）被边缘的群体：城市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新兴职业的出现是社会高速发展的体现，但是外卖快递骑手群体却往往被排斥在人们主流观念之外，所以在空间层面呈现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在社会层面呈现出群体性收入、福利以及生活质量的“差序格局”。这里引用“差序格局”一词可能不太严谨，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当边缘群体无法获得或无法充分获得社会公共资源，结构性排斥还会导致这一群体社会网络的萎缩，进一步限制他们获得资源机会能力和机会，从而增加社会冲突的潜在风险，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
（三）被切分的生活：技术支配下的城市文化
巨大的城市如同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拼图，每个骑手都是其中一个鲜活的节点，但是又被切分到一个又一个片段中，深刻映射了当代城市生活从时间的碎片化到事项的碎片化，再到关系的碎片化的特征。在加速化的算法过程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是松散而脆弱的。当社会松散和脆弱特征凸显时，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会更加突出，消解城市的公共性和凝聚力，冲刷和松动人们依赖的比较稳定的社会锚点。对劳动价值认知的扭曲也在冲击着整体的社会价值观。
三、骑手即城市
外卖快递骑手的生存现状是当下城市真实面貌的写照，也折射出城市发展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的故事不是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故事，而同样也是我们的故事，是城市发展模式、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外卖快递骑手群体不只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写实，更是整个城市发展轨迹的缩影，也是城市发展品质的试金石。无论如何，如何共创一个更具人性化、更公平、更有尊严、更有温度以及更加繁荣的城市未来，不仅是当下城市发展的重大议题，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大议题，更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议题！
变革时代一定是最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时代
很多人把“信息时代”作为区别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社会形态，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或许再一次面临“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贵的研究机遇。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大量涌现可以视为经济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颠覆，由此造成就业形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新就业群体的广泛存在。这一“巨变”对于我们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城市治理和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在历史巨变的强大推力下，原来的制度安排如何进行适应性变迁？国家、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个体和平台的关系、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葛天任副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历时数年，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实证材料，为我们描画了外卖快递员这一新就业群体的画像。《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一书的推出，对这一群体的准确把握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相对比较可靠的资料，我认为这是很有功德的事情。
一、外卖快递骑手的生活现状
在外卖快递骑手的基本生存状况、生存逻辑、生存机理的基础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新事物、新现象的研究角度，这与其本身所面临的算法控制或生活系统控制相关，同时也跟政策体系、政策优化、保障机制优化相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长期以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因素中，历史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如今，我们或许来到了一个“技术时代”，即技术因素或将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最关键的因素。因此，我们或许到了一个必须深入思考技术因素对人类政治、社会、治理甚至人的存在的深远影响的时刻，所以今天这个命题可能只是个开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对外卖快递新就业群体做了一些基础性研究，我们的总结和发现恰好也可以同天任教授的研究做一个呼应。
（一）城市生活的他乡人
在做了数据分析之后，我们把外卖快递骑手称之为城市生活的他乡人。从外卖快递骑手的来源来看，来自农村的比例接85%左右，主要是来自于安徽、河南还有四川的农村。从数据反馈来看，他们的收入跟社会的平均工资相比不算很低，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长较长，工作量较大。工作八小时到十小时的人群占一半左右，每派一件的收入大概在1.2-1.5元之间，月工资达到9000块钱基本需要做到全年无休，日送件量普遍要达到100-300件。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每天享受到的便捷、廉价的快递上门服务，背后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跑腿”群体争分夺秒的艰辛劳动。
（二）制度保障的遗忘者
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是“前平台”时期的产物。在整个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包括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工伤认定、医疗保险等，对外卖快递骑手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平台倾向于以“外包”这种形式来雇佣外卖快递骑手，不承认平台与他们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他们的社会保障，包括子女上学等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这对我们的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三）城市生活的边缘人
外卖快递骑手对城市的融入、认同和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据访谈记录显示，很多外卖快递骑手工作完晚上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最重要是“养家糊口”，有的甚至认为“能活着就行”。实际上，我们各级政府已经推出了不少针对骑手群体的资源、服务和空间，但是在这种高强度劳动之下，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感受城市提供的包容与温度，即便基层政府给他们提供机会、设计项目、供给空间，但是他们不一定有时间、有精力去了解参与。
二、研究外卖快递骑手的不同的视角
面对这种新的群体、新的现象，学术界如何审视、观察、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对此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和看法。
（一）人文主义视角：自由与不自由的审视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外卖快递小哥生动地诠释了卢梭这句话。他们没有选择成为产业链上的工人，反而选择成为外卖快递员，他们说这样更加的自由。反过来讲，他们真的更加自由吗？我认为人文主义的思考是非常根本的，外卖快递骑手没有感受到施加到他们身上的直接控制，但时间、路线、派单、评价等控制更加隐蔽和精确。这映射出人们自由状态的变化，自由的背后还包括劳动尊严的问题，曾有快递小哥告诉我，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为包裹遮风避雨，而自己淋成了落汤鸡。在这里，人和物、劳动和商品的地位和价值发生了“颠倒”。这些议题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展开审视，这样的审视对外卖快递骑手以及整个现代人的存在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本质是一种经济关系
根据全国总调查显示，外卖快递骑手全国有8400多万人，灵活就业群体达到两亿多人，这说明人的工作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劳动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工厂工人、产业工人还是灵活就业人员，本质上他们都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时间）来换取生活物资的工人，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经济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汲取，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真正变化的是劳动组织形式、技术控制方式，过去相对外显的劳动时间的交换、控制和提取机制，变成了一种更加隐蔽化的技术控制、算法控制，使得人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但是其背后仍然是付出与回报、控制与反控制、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三）社会科学视角：最终还原为政治问题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外卖快递骑手劳动形式的变化可以还原到政治学之中，比如他们的组织问题、参与问题、职工民主的问题以及协商权益保护的问题等。亚里士多德曾经讲：“政治学是人类最高的学问。”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就是关乎人的存在和人的关系，所以技术问题归根到底也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技术变革带来控制与反控制形式的变化，不同的群体之间关系的变化，关系到人如何安放自己的生命，因此技术变革必然会跟政治相关联。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其中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更加均衡有效地去实现国家和政府创设之初的使命。
三、学术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
从比较宏观抽象的人文角度，下探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再下探到政治学、政策学、公共治理、社会治理的角度等，对外卖快递骑手的群体现象开展有学科意识的研究可能才刚刚起步，未来需要学术界做更多工作。《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一书是一块敲门砖和垫脚石，它不仅给我们学术界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意识，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素材。无论是想象力也好，理性分析也好，人文关怀也罢，我认为对这一群体的学术研究之门才刚刚打开，需要所有同行彼此鼓励并不断努力。也期待学术界就此继续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跨学科的交流合作，期待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学术界能够产出更有创造力、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
公共事务学院学生、为美好赋能实践团成员
外卖快递骑手的层次分类与需求层次
在暑期，上海交通大学为美好赋能社会实践团在上海一些地方开展了调研，我所在的课题组探究的是外卖骑手的党群服务工作。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讲：“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要使对于他们的帮助有针对性地落到实处。”所以在整个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受是要对外卖快递骑手进行分层分类。
一、外部视角下的外卖快递骑手
从外部视角下研究外卖快递骑手，需要区分和外卖员相类似的职业。2020年2月25日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文，正式发布了网约配送员等16个新职业信息，这对快递员之间的不同做出了一个区分。对于兼职外卖快递骑手的人员来说，成为外卖快递骑手让他们多了一种收入来源。对于专职外卖快递骑手来说，外卖骑手的职业内容构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全部，也是他们全部劳动性收入的来源。
二、平台视角下的外卖快递骑手
从平台角度出发，根据外卖平台和员工之间不同的用工模式，主要可以将外卖快递骑手分为以下三种：传统模式、专送模式和众包模式。
传统模式：主要是外卖平台市场化早期的自营骑手和劳动派遣骑手。自营骑手是和平台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劳务派遣骑手是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第三方公司将这些骑手派到外卖平台进行配送服务。这两种传统模式下的骑手由于历史或法律原因在现在的用户模式中占比很小。
专送模式：外卖平台为了减少用人成本，因而招募第三方代理商，把配送的业务外包给这些代理商，由他们自行招聘骑手并签订合同。外卖平台通过规避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所带来的责任或风险，只保留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进而坐稳净资产运营的互联网平台需求的地位。但是，成本和风险落到代理商手中之后并不会停止，反而后者又开始将全部或者部分的业务再次分包或者转包给其他更多的公司或者个人，最后形成了一个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
众包模式：其诞生的逻辑在于外卖平台想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即提高配送的时效性，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招募更多的骑手来降低人均的配送时间。如果外卖快递骑手都是自营或者代理商骑手的话，外卖平台面临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外卖平台跟众包服务公司开展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来跟骑手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把原有外卖平台可能会承受的成本和风险转嫁到承包服务公司身上。对于众包骑手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众包和全职众包，前者是兼职性，后者是专职性，要求更加严格。
三、党群工作中的外卖快递骑手
外卖快递骑手党群工作的难题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外卖快递骑手流动性很高，入职离职频繁，对于流动党员的管理和动态的追踪比较困难。第二，是党员骑手不亮身份。原因主要是党员的数量少，基层党组织体系覆盖建设有待全面，党员外卖快递骑手觉得亮明身份之后可能会接受更多的监督等。第三，平台和街道的联动不充分。外卖快递骑手的工作地点不固定，工作时间不固定，并且居住的地方广泛而分散，这需要创新党建的形式和党建的内容，比如“小哥来吧”服务站。
四、外卖快递骑手的需求层次
根据访谈记录，我们逐步构建起外卖快递骑手群体的需要层次。第一，是工作的需要，虽然“小哥来吧”并不能解决党建工作的所有问题，但是它作为一个有效的媒介推动外卖快递骑手最低的需要层次，比如吃饭、休息、急救等。第二，社会关系的需要，一个外卖快递骑手每月至少有28天保单才能拿到全勤表，这导致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同质。第三，被需要的需要，比如他们本身的职业荣誉感和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最后是成长的需要，首先切实增强获得感，其次显著提升融入感，最后是逐步树立荣誉感。
党建工作视角下的外卖快递骑手
一、映射社会缩影的外卖快递骑手
从服务层次来看，很多的党群中心设置了“小哥来吧”，但是里面却没有那么多骑手。外卖快递骑手宁愿躺在车上，也不愿意到“小哥来吧”里面，这种现象是当前社会主流心态的展示。从学术角度来看，不同的人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外卖快递骑手获得的自由，相对而言略微有一点消极，他们希望有不被别人干涉的自由，但并不需要获得自我的解放或者实现自我价值。这背后反应的不仅是小哥的特性，还是社会的特性。
二、外卖骑手在社会造就的制度性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卖快递骑手、小商铺、企业和平台公司之间的联系塑造了一种社会联结的基础性体制和机制，这种体制和机制已经形成了并且牢不可破。当美团和饿了么竞赛的时候，吃一份外卖大概五毛钱，双方比价的背后本质上是资本所制造出来的制度性景观。现在，几个外卖平台基本稳定，相对而言这种景观也被确立起来。整个城市用餐的服务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从农村或者其他行业涌向城市外卖行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即便有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但是并没有出现重大的生活秩序的解体，这是国家强劲的国家能力在发挥作用。
三、外卖骑手与他人矛盾的实质是渴望尊严
通过对外卖快递骑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最在乎的是尊严，尊严的背后是一种全面的孤独。在数字时代，很多事情会面临制度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再拉长，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传统的管理技术，其实是我们所认可的、共享的规范在逐步地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本身不仅是一个重要变量，还是潜藏在社会结构和个体心中的重要变量和因素。“小哥来吧”小哥不来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价值观导向所引起的，他们认为在“小哥来吧”里白吃白喝不是他们想要的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外卖快递骑手来说，不仅要关注他们的服务，还要关注他们如何融入城市、如何参与社会治理。
四、外卖骑手将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对象
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强调要对三新群体开展党建工作，外卖小哥也是党建引领的重要对象之一。外卖领域一般来说年轻人比较多，党员比例相对于电竞主播来说也不低。在党建工作中发挥外卖快递小哥的作用，需要让外卖快递骑手发自内心地认同社会身份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之上国家进一步塑造外卖小哥的政治身份以及相匹配的仪式和活动。面对迷茫而不焦虑的外卖快递骑手，要认识到他们的迷茫是时代迷茫的一般化展现，转变传统的保障思维、补助思维、供给思维，给与他们真正的理解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