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琦(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筑与建造环境学院副教授,建筑、文化与技术研究组成员,博士,博士生导师);孙佳睿(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筑与建造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欢迎转载,须注明作者与来源(《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0年第6期)
【摘要】
目前,“包容性博物馆
”
概念在世界博物馆学界愈发引人关注。在英国,许多博物馆都在展览中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并实践这一概念,并且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本文回顾并总结了英国国家级与省郡级博物馆在展览中关于“包容性”的四种实践,分别为:信息层级化、临时展览、随展活动和索引博物馆。这些类型的实践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较为成熟与成功,可以为中国的博物馆包容性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博物馆;包容性;展览实践
自古至今,博物馆的概念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时间推移,博物馆由最初的收藏和展示等单一功能,逐渐变化为包括展示、保护、科研、教育以及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学界关于博物馆定位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
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所发布的博物馆定义一直以来均反映了博物馆的主流发展方向
。在
2019
年,基于对博物馆当前发展的再思考,国际博协提出了更新现有
2007
版博物馆概念的主张,并在其官网上公开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提案。基于征集到的大量提案(至提交提案的官方截止日期
2019
年
5
月,国际博协官网共收集
269
条提案
),国际博协在
2019
年
7
月
21
-
22
日的第
139
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中,提出了一个高度综合性的新概念,并于
2019
年
9
月
1
-
7
日,交由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国际博协大会投票决议。执行委员会建议的新概念为:
博物馆是民主化的、包罗广泛的、灵活多变的空间,是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批判性对话发生之地。它们正视并应对当前的冲突与挑战,为社会保管藏品与标本,为后代保留多样化的记忆,以及为全人类拥有接触到遗产的平等的权力与渠道提供保障。
博物馆是非盈利的。它们是可参与的和公开透明的,和不同的社会团体积极合作,与之且为之收集、保存、研究、解释、展览、以及提升对世界的理解,为人类尊严和社会公正,世界平等和地球福祉作出贡献。
虽然这一新概念在京都大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未能在表决中通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博物馆的包容性。这一点无论在诸如“社会、全人类、不同的社会团体”等具象范畴中,还是在诸如“包罗广泛的、灵活多变的、可参与的、公开透明的”等抽象字眼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对于“包容性”的理解,理应得到博物馆界的重视。
一、博物馆包容性之由来与发展
最初的博物馆并不具有包容性。博物馆一词的来历可以溯源到约公元前
300
年的古希腊文化,其英文——
Museum
源于希腊语中的缪斯——
Μουσεῖον
,即主管艺术与科学的九位女神。为她们而建的神庙被认为是最早的有关艺术与知识的殿堂。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王侯显贵,以及部分学者开始在宫殿或私宅中陈列各种珍品。这种被称为“奇趣屋”(
Cabinet of Curiosity
)
的小型私人收藏可以说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这其中最早和最典型的几个例子包括意大利那不勒斯药剂师费兰特
·
因佩拉托(
Ferrante Imperato
)在
1599
年出版的奇趣屋版画
Dell’ Historia Naturale
,以及丹麦学者奥利
·
沃姆(
Ole Worm
)出版于
1655
年的奇趣屋版画。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稀奇精致的藏品只有社会精英阶层才有机会欣赏。
但在
17
-
19
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兴起在英国得到了见证。
1677
年,英国收藏家埃利亚斯
·
阿什莫尔(
Elias Ashmole
)向牛津大学捐赠了他的藏品,形成了世界上第一所公共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
。
1753
年,汉斯
·
斯隆爵士(
Sir Hans Sloane
)的藏品由英国议会购买,并随后形成了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的典藏基础之一
。然而,这些大型公共博物馆早期的开放仅仅面向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难以惠及普通民众,甚至博物馆一度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高低,区分有知识涵养者与愚昧无知者的工具
。直到
1851
年,阿尔伯特亲王(
Albert, Prince Consort
)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了面向公民开放的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博物馆的大众科普功能才逐渐展开
。之后,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于
1881
年在伦敦南肯兴顿区开馆,并开始真正欢迎工人阶层参观
。自此博物馆不再是特权阶级的象牙塔。
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博物馆界对于包容性的思考与实践进一步推进。随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民主人权运动的展开,“新博物馆学”(
New Museology
)概念被提出。这一概念主张博物馆应对现代社会的变化作出反应,提倡对以展品为中心、崇尚精英主义、以文化正统与真理代表自居、桎梏于特定建筑内、与社会脱节的“传统博物馆学”进行反思
。新博物馆学涉及博物馆建设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因此其概念与定义一直比较松散。在
2010
年,迈雷斯和德斯瓦利斯(
Mairesse and Desvallées
)给出了一个较为精炼的定义:“新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领域,与古典的,以藏品为核心的博物馆模式相比,它鼓励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方式”
。
然而,这种强调新旧对比的笼统概念并不能在实践中给予更多指导。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西方博物馆界试图赋予“新博物馆学”更为具体的内容。例如,史密斯(
Smith
)提出新博物馆学应该在保护领域、展览认知领域和学术领域进行反思
;斯塔姆(
Stam
)提出新博物馆学应该在“价值观、意义、掌控、诠释、官方性和真实性,以及馆内权力分配与展藏内容再分配”等方面提出改变,同时也应该对博物馆与大众、社区、多样化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再定义
;桑德尔(
Sandell
)提出博物馆应该积极反对社会中的歧视与不公平现象
;而罗斯(
Ross
)强调博物馆专业应该将自己的定位从游戏规则“立法者”转向更加贴近民众要求的“诠释者”
。随着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新博物馆学在实践和理论上均愈发体现出包容性的特色。与“新博物馆学”相比,“包容性”一词所意指的含义较为具体,容易开展实践,因此,“包容性”逐步代替“新博物馆学”成为研究的热点。
但也应注意到,“包容”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词汇,并不具有特别强的专属性,“包容性博物馆”的实践也就因此多表现出与公众相关的内容。例如:萨尔加多和马尔蒂拉(
Salgado and Marttila
)认为“包容性博物馆应该强调合作与参与,进而改进展览并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加里贝和米居斯(
Garibay and Migus
)将包容性和多样性放在一起讨论,认为需要将原本被博物馆遗弃在外的人们笼含在对话、活动与实践之中
[
[xvi]
]
;布尔钦与卡雷兰格鲁(
Burcinand Karayılanoğlu
)强调包容性博物馆应该将博物馆使用者视为能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多样且开放性贡献的人群,而不是单纯的观众
;马列福尔(
Maleuvre
)则提出社会包容性博物馆的实践核心在于民主性,这不仅体现在博物馆展览的设计与形成应该广泛征询民众意见,而且展览内容也应该与公众的需求紧密相关
;当然,更不应该忘记“可达性”,利斯尼(
Lisney
)认为包容性应该着重体现出对残障人士的关怀
。此外,“包容性博物馆”一词也常被“参与性博物馆”(
Participatory Museum
或
Engaging Museum
)一词所替换,西蒙(
Simon
)与布莱克(
Black
)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
基于众多学者在理论方面的大量努力,西方国家的政府组织也相继出台了有关“包容性博物馆”的政策与官方定义。以英国为例,英格兰提出“博物馆作为国家建设包容性社会战略的一部分,应该在消灭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发挥功效”
;苏格兰提出博物馆应该“将人民、场所和收藏联系起来创造公共价值”
;而威尔士地方政府则提出三个重点:博物馆应该聚焦社区、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以及为终生学习作出贡献”
。英国博物馆协会(
Museum Association
)也在
2016
年提出了明确的“包容性博物馆”定义:“我们的包容性概念认定:人们需要感觉到被联系,能参与。包容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使人能够感到有价值、被尊重以及得到支持的状态。在包容性方面的实践对于促进多样性倡议是必要的”
。
的确,关于“包容性”的讨论已经成为了当代西方博物馆界的热点之一,在各种平台上发表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虽然从广义上理解,“包容性”可以在博物馆的多种专业领域均有体现,例如:多样化的收藏、多元化的展陈、面向多类群体的知识传播、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实施多维度的管理机制,等等
。然而,当前西方社会对包容性博物馆的讨论重点依旧非常明晰,那就是将博物馆的主要工作重点由之前的以“物”——即展品和藏品为核心,改变为以“人”——即公众、雇员、社区以及整个社会为核心。而在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博物馆”核心理论中,与参观者相关的展览功能又是重中之重。在下文中,本文将在包容性展览的实践方面着重进行讨论。
二、博物馆展览的包容性
(一)“多样性”——包容性博物馆展览的实践基础
博物馆参观者群体的最大特征为多样性。因此,如何正确应对多样性参观者是进行包容性博物馆展览实践的根本基础。作为一个开放性场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时间管理以及不同的个人理念都会在博物馆中共存。这种多样性会影响到参观者在馆内的活动状态。理论学者曾提出过多种针对参观者的分类,其中又以福克(
Falk
)所提出的观点影响力较大。在福克看来,博物馆参观者可以大致分为五个类型:
探索者(
Explorers
)
——
对博物馆充满好奇,积极探索博物馆内细节的参观者;
经历寻求者(
Experience Seekers
)
——
旅游打卡者,仅为填补人生经历而来的参观者;
协助者(
Facilitators
)
——
为协助其他类型参观者而来,比如陪伴孩子的家长、旅行团的导游、或带队参观的老师等;
专业人士
/
爱好者(
Professional/Hobbyists
)
——
为进行某项研究或参加特定活动而来的参观者;
精神朝圣者(
Spiritual Pilgrims
)
——
将博物馆看做精神圣地,全身心沉浸于博物馆氛围中的灵魂参观者。
因此,将参观者一概而论在博物馆中并不可取。吉布森(
Gibson
)提出的“可供性理论”(
Affordance Theory)
可以为“如何满足不同参观者的需求”提供一个浅显易懂的解释。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环境的可供性是指能够提供给动物的、或好或坏的内容……是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互惠性
。这种关系与生态位的概念相符。在生态学中,一个大型栖息地中存在着数不清的生态位。而每一个生态位都被一个最适应其环境条件的物种所占据。吉布森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提出了可供性概念,并将其引申到教育理论中去,即在教育中要注意受众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因材施教。而在博物馆展览中,这一理论恰恰体现出对包容性的重视。博物馆的展厅就像一个综合性“栖息地”,是否在能这个“栖息地”中为多样化的参观人群供给足够多的“生态位”,就是博物馆展览可否实现包容性的关键。
(二)博物馆展览的四种包容性实践
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各类博物馆在包容性方面的实践数不胜数。本文仅在英国博物馆范畴内,基于作者的观察与总结,针对展览实践案例进行探讨。为了能在博物馆展览中给多样化的参观者提供足够宽泛的“可供性”,英国的大中型博物馆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实践活动。
1.
信息层级化
展览信息层级化指的是将展览中所包含的不同深度的知识信息在展览陈述中由浅入深的分层级表现出来,以满足不同背景观众的观展目的。叙事层级化的核心是“首念”(
Big Idea
),即参观者在观展后能够得到的最主要信息。在展览设计过程中,“首念”是以“包含主题、行动以及结果的一句话”的形式出现,“它不是一个主题,也不是一个预设的意向;正相反,它是一个有关展览内容与故事线的具体陈述”
。例如,在大英博物馆中,很多展厅或特展都拥有自己的首念。特展——“庞贝与赫库兰尼姆的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in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的首念是:“那些庞贝古城中的石膏人像都是真人的躯体,他们曾经拥有和我们别无二致的生活”。而另一个有关中国秦俑的特展——“始皇帝:中国的陶俑大军”(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
)的首念是:“
2000
年前秦始皇改变了中国,如果你想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就必须去了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前者强调展览主题是围绕着那些被埋葬在火山灰中的殉难者的石膏像而展开的,而后者则诠释了当今中国源于始皇帝的一统天下,都十分简洁贴切。
此外,也有一些博物馆利用自己独有的空间氛围与布局来含蓄地表达首念。这主要集中在牛津的几个博物馆中。阿什莫林博物馆拥有围绕其中庭布置的多条透明玻璃走廊,在视觉上可以将展示不同文化的展厅联系起来。于是,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如同穿越时空一般同时欣赏到陈列在不同空间中的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中华文明,等等。这种将时空交织在一起的建筑空间手法暗喻了博物馆的首念:“兴盛于各大洲的古代文明从未孤立发展”。而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则用一个巨大的玻璃屋顶将整个展览空间笼罩,下面混杂陈列着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等不同标本,平等表达,并无先后之分。这一建成于
1860
年的空间传达了一个颇具历史感的首念:“在圣光普照下万物皆为上帝所造”。这是博物馆始创之初定下的,旨在反对在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虽错误,但作为历史遗产,它仍被精心保留了下来。
一个清晰明确的首念将为后续展览叙事的信息层级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本身也是展览中所表达的第一级重要信息,通常希望绝大多数参观者都可以领会,因此也应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展览中反复加以强调。在其下,展览可以继续分为二级信息、三级信息等。层级越高的信息,所包含的内容越简明扼要;层级越低的信息,所包含的内容越细致繁冗。由“首念”所发展出来的信息层级化系统可以在知识架构上有效照顾到不同参观者的需求。无论对方是匆忙的旅行打卡者,热心的科学爱好者,或来访的科研学者,都可以在信息层级架构中甄选所需要的信息,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参观体验。
2.
临时展览
临时展览是现代博物馆中除去永久展览之外最常见的一种展览组织形式。在当代博物馆设计中,临时展厅被看作是必要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博物馆应该向百货商场学习。这一方面指的是借鉴其陈列的创意,另一方面也是呼吁博物馆中的展览应常展常新,从而吸引当地的观众反复参观,成为回头客。对于商家而言,回头客是商业利润的坚实保障;而对于博物馆而言,仅仅盯着一次性消费的旅游者群体显然不够。作为一种昂贵的文化设施,它更应该服务于当地民众,在本地科普教育中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临时展览不啻为一道良策。
由于举办时间短、时效性强,临时展览应被视为实践最新展陈叙事与设计的平台,也是展藏师(
Curator
)
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舞台。这就意味着对于临时展览,不应是简单地引进了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展藏师要积极参与其中,围绕展品重新构建故事,从而使临时展览与永久展览能够配合叙事。例如,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会在每年举办多次临展,不但展藏师均在展览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每次临展都会成为博物馆整体展览陈列的有益补充。在过去
10
年中,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临展有以下几个:
2010
年,深渊(
The Deep)
;
2014
年,猛犸
——
冰河巨兽
(Mammoths: Ice Age Giants)
;
2015
年,珊瑚礁
——
大海中的秘密城市
(Coral Reef: the SecretCities of the Sea)
;
2017
-
2018
年,毒液
——
杀手与救治
(Venom: Killer and Cure)
;
2017
-
2018
年,鲸
——
波涛之下(
Whales: Beneath theSurface)
;
2018
-
2019
年,黑暗中的生命
(Life in the Dark)
。
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高质量临展一来催动了馆际间交流,使得外国珍贵展品可以登陆英伦;二来也可以激活馆内大量的藏品,使得库房中的诸多标本得以公示于众。当然,作为一座免费的博物馆,收费的临展也可为博物馆带来一定的收入。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举办高质量临展,博物馆可以吸引当地民众多次返馆参观,在博物馆与社会之间创造更多的包容性氛围。
3.
随展活动
2006
年,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了一部卖座的奇幻电影——《博物馆奇妙夜》。同年,电影中的主场景,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首次组织了面向家庭(
6~13
岁孩子)的“博物馆之夜”活动,并同样毫无悬念地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之后,很多博物馆均开始组织类似活动,并进一步推广到更多的活动类型。在英国,包括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科学博物馆(
Science Museum
)等在内的许多大型博物馆都是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的先锋。
随展活动是进一步扩大博物馆包容性的有效手段。博物馆建筑往往拥有宽广安全的内部空间,具备举办社会活动的硬件条件。在博物馆中举办各种活动,一来可以使其空间潜能得到释放,使之真正变成一个多功能机构;二来可以借助博物馆内的展陈创造出独特的活动氛围,使之成为特有的城市品牌;活动的举办也可以为博物馆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
依旧以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例,目前它所运营的活动有:
组织参观博物馆库房的“深入幕后(
Go Behind the Scenes)
”;
针对
7~11
岁孩子们的博物馆夜营活动——“夜间探索(
Explore aNight-time World)
”;
为成年人举行的夜营活动——“恐龙的呼噜(
Dino Snores for Grown-ups)
”;
为在家带孩子无暇抽身的家长举办的“带着宝宝听讲座(
Bring Your Own Baby: Nature Talks)
”;
面向健身爱好者的“博物馆瑜伽(
Yoga at the Museum
)”;
面向自然历史博物馆爱好者的“周二讲座——来上一针科学强心剂(
Get Your Dose of Science at Tuesday Talks)
”,等等
。
此外,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和很多其他大型博物馆一样,拥有举办宴会和音乐会的专业能力,会接办诸如公司年会,圣诞节聚餐,戴耳机的自然迪厅,摇滚音乐会,甚至时装发布会等活动。
另外一个目前正在伦敦博物馆圈中流行的有趣的活动是“伦敦的博物馆闭馆后(
London’s Museum Lates
)”。这一活动主要针对成年人,为大家在博物馆关门后提供特殊的参观体验。不同的博物馆举办的时间不同,或一周一次,或一月一次。活动内容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博物馆关门后为预约的参观者提供一个安静的、特殊的观展环境;另一类是借助博物馆关门后的安静环境举办各种互动性更强,使参观者感到更加融入的主题活动
。例如,伦敦科学博物馆在
2019
年
1
月
30
日为中国新年定制了“中国——闭馆后”活动。在笔者参与主持的一个展台上,以
15~20
分钟的
PPT
宣讲形式,辅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的寐龙化石模型和临河盗龙头骨化石模型,以及中国道虎沟的一块真昆虫化石,为观众简单介绍中国的古生物化石。活动始于晚
6
点
45
分,结束于
10
点,期间总共进行了
10
次讲解,受众总数约
200
人次,其中还包括活动特别嘉宾: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与科学博物馆主席玛丽
·
多琳
·
阿切尔女勋爵(
Dame Mary Doreen Archer
)等人。从活动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它所赋予观众的高互动性和激起的兴趣是普通参观无法比拟的。
随展活动与临时展览的组合使用可以带来更显著的包容性效果。由于临时展览观众群的参观意愿、耐心与注意力都会强于普通观众,因此,对于伴随临时展览而安排的各种活动,参观者会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欲望。以
2017
年在诺丁汉自然历史博物馆——沃伦顿大厅(
Wollaton Hall –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Nottingham
)举行的诺丁汉“中国龙——撼地巨人到飞羽精灵”(
Dinosaurs of China – Ground Shakers to Feathered Flyers
)特展为例,组织者在
4
个月的展期内,举办了
61
场专业讲解、
35
场公众参与活动、
10
次科学家古生物科普讲解,基本上做到了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随展举行。这其中包括针对盲人、老人、儿童、青年、轮椅使用者和其他残障人群、低收入人群、古生物专家、业余爱好者、国际留学生等不同人群的特别讲解,也包括恐龙音乐会、恐龙主题婚礼、恐龙夜营等等。虽然这种高强度的活动组织给博物馆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但也确实为展览带来了轰动性社会效应。
4.
索引博物馆
“索引博物馆”(
Index Museum
)的概念是由英国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