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们还能为自己而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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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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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还能为自己而活吗？

文｜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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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时代，普通人的常识感从何而来？

1996 年，《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在美国出版，引发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评价道：“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该领域。”

该书的作者叫阎云翔，这只是他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反观中国社会的开端。2005 年，他凭借《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 - 1999）》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说：“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 1989 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了那里。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

普通人如何生活？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怎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样”？从初涉人类学开始，到如今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始终对有血有肉的个体，以及这些个体具体而多变的生活本身，保持密切关注。

从逃荒者到北大校园

“我有能力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1971 年夏，为了逃避饥饿，17 岁的阎云翔告别父母弟妹，捏着 2 毛钱的站台票，从老家山东德州地区的临邑县登上一列开往东北的列车，开始了逃亡者的生活。因为无票乘车，他沿途被收容了两次，收容所里不仅要干活，新人还要挨着尿桶睡，但阎云翔挺高兴，“因为红高粱饭可以随便吃，走到哪里不是吃饭啊”。

他想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一个叫下岬村的地方留下定居。村民们为是否收留一个外省青年发生了激烈争吵，但最终还是收留了他。从 17 岁到 24 岁，阎云翔在这里度过七年的青春时光，考过民办教员、代课老师，应征过兵，但因为“出身不好”，哪怕表现再出色，所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都和他绝缘。

1977 年恢复高考，他没有立刻复习，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去参加考试，更不相信会被录取。直到听说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考分合格也上了大学，这才受到鼓舞。在村里，不干农活意味着不能挣工分，秋后分不到口粮，下一年就要挨饿，阎云翔心一横，整整六个月，没下地干活，专心复习。他不断对自己说：没关系，肯定能考得上。

东北下岬村。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都以这里为田野调查地点。

整个村子找不到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也没人能告诉他大学专业是什么意思。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填报了文学专业，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十志愿是双城县师范学校，“天上地下都有了，可以离开村子了”。

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后，村里人对他说：你小子可是命运大转变。阎云翔当时只知道考上大学意味着不用再干繁重的农活，并不理解命运转变的真实含义。如今，回望在下岬村的七年，阎云翔才发觉，这段经历最宝贵的赐予，是使他有了“普通人的常识感”，“这对从事社会研究的人非常重要”。

1978 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种新观念和新思想通过文学作品的译介涌入高校。在北大，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书，食堂里、路灯下、熄灯后的宿舍里，到处都有打着手电筒看书的学生，阎云翔也是其中之一。“像一块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最终产生了一种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变”。将近四十年后，重忆起那段日子，他脑海里隐约浮现的，是从罗曼·罗兰的小说中读到的画面，约翰·克利斯朵夫独自一人站在山顶，面对整个世界。

《礼物的流动》

作者：阎云翔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2 月出版

他日后到美国，观察到美国人喜爱独自一人登山远足，享受站在山顶俯瞰的感觉，才恍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很等级化的，我越登越高，整个世界在我脚下；而美国人登山，则是攀上山顶后，证明我有能力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正是这个多年后才悟到的差别，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挥之不去的画面暗合，让阎云翔之后一直对西方古典个体主义兴味浓厚。

从哈佛重返村庄

“学术研究仅仅是智力游戏吗？”

“文学总是和社会生活隔了一层，和我感兴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更远。”本科毕业后，阎云翔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民俗学和神话学，留校工作一年半以后，1986 年，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

在哈佛，阎云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上，因为英文水平有限，上课听不懂，只能不断掐大腿来让自己别睡着；思维方式上，他第一次从中国传统式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转向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此外，他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了解美国校园关心哪些事。刚来哈佛时，他在校园里看见学生游行，就兴高采烈地加入，举着别人发给他的粉色气球。事后他才知道，这场游行关于同性恋权利。“这样的事也值得示威游行？”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有更重大、更基本的关于自由、公平和权利的议题，而身份政治尚未纳入讨论。阎云翔“提早”见证了未来。

来哈佛第二年，阎云翔选修了一位土耳其教授的阅读课，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九本专著。啃完这些大部头之后，他发现自己虽然还是读不懂，却能读懂别人了。阅读课结束，教授对他说：你终于能听懂我和你讲的话了。话是听懂了，但阎云翔依然困惑，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通过构建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模型，囊括全世界各个文化模式的核心结构。“如果一个学者的研究，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到最终的目的都是智力游戏的话，那它真正的意义何在？”阎云翔反问教授。

东北下岬村。上世纪 70 年代阎云翔在这里做了七年农民，1989 年他重回村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

作为 5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阎云翔承认自己“先天无法摆脱”学术研究应当有其现实意义的影响，不可能是纯粹的智力游戏，“我的学术研究不是直接地用于社会改造或变迁，应该是在智力层面做好分析，对于从事应用性工作的人有所启发或发掘出新的意义，这就是价值”。

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几位导师中，社会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所讲述的人类学方法论和对于传统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理解，医药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对于伦理体系和道德体系的关怀，以及始终坚信“中国个案具有普世意义”的考古学教授张光直先生，都让阎云翔受益匪浅。

1987 年到 1988 年，阎云翔想以某个村落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社会的文化人格。为了给这篇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选地点，阎云翔跑了几个陌生的村子，却始终找不到感觉。1989 年，时隔 11 年，35 岁的阎云翔首次重返下岬村。此后的 28 年间，他 13 次回访下岬村，那里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学术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养料。

《礼物的流动》（1996）围绕村民们通过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讨论下岬村村民怎么做人，以及这样做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正是这本书，使阎云翔在美国人类学界崭露头角。《私人生活的变革》（2003）则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下岬村的嬗变，试图回答“在今天，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人”，以下岬村为研究对象，关注公共生活的衰落、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公德心的匮乏等现象。

“很不幸的是，我在这本书观察到的很多现象，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当时是普遍存在的，推至今天，这个趋势不幸依然存在。”十几年的时间虽然证实了自己当初的观察，阎云翔却有些沮丧。和三十年前的“列维-斯特劳斯之惑”一样，他知道，自己必须在理论和应用、观察者和经历者之间努力保持平衡。

正如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所写：“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云翔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

而在阎云翔自己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己都是不折不扣的边缘人。“从事人类学研究，边缘人正好给了我观察者的角度，我挺欣赏这个边缘化的位置。”他说。

对话阎云翔

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

无论是作为人类学学者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个体的时代观察，阎云翔一直试图从不同角度思考“做人”这个主题，特别是“做人的尊严问题”。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私人生活及其变迁，到转向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除了长期进行田野研究的黑龙江下岬村之外，媒体报道、网络舆论、亲身经历，都成为他观察和思考当下这个时代的重要资源。以“个体化”为主要学术视角，围绕最核心也最朴素的人类学的基本话题：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阎云翔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和思考。

《私人生活的变革》

作者：阎云翔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2 月

道德变迁

我们经历的是道德转型而非危机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的尊严问题”？其间主要有怎样的观察和发现？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变迁，到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阎云翔：我一向主张如何做人其实是人类学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如果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成为可能，以及社会的运转和维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人类学关心的便是在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个体的、社会的人是怎样形成的，就是所谓人的文化建构问题。用普通人的日常语言来讲，就是“做人”问题。我关注的，就是最核心的、最朴素的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

至于说我在研究中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这可能是顺理成章吧。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入手，到跳出个案的经验式研究，做抽象的观察和分析，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应该有这种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向宏观研究发展的变化过程。

我在 UCLA 负责教一年级博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集中阅读讨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我经常与学生分享的一点观察是：这三位大师研究的都是宏观问题，都有丰富的社会想象力；而当代的学术研究训练却在扼杀这种想象力。所以我告诉他们，你刚进学校时感兴趣的那些问题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学术训练有可能会让你忘记那些问题，进入非常技术化的思维模式。这是当代学术一个非常可悲的变化。

年轻学者应该努力得到特别好的学术训练，在方法论上和经验研究方面尽量做到无懈可击；同时千万不要丢失自己的想象力。初学者最初关注的问题，很可能是非常鲜活的、具有创造性的问题。比如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问题，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很关心。31年后，我仍然在做这个题目。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忘记。

新京报：就你的观察来看，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态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阎云翔：中国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多元化；但同时，人们习惯于单一的道德标准的文化习惯没有改变。凡是自己看不惯的，就轻易地判断为“道德沦丧”或“道德滑坡”，导致有些现象因人的价值观、社会阶层、阶级文化、立场而异。这些有争议的道德行为很可能随时间推移，变成可以接受的正面的道德行为，例如个体的性取向问题。而另外一些传统的文化习惯或者行为方式通过争议却变成负面的、不能接受的行为。

比如，虐待小动物在 30 年以前不是道德问题，小孩子无聊，抓一只小动物玩，没有人会把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因为动物保护主义和同理心的发展，新的道德价值观出现，虐待动物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家暴，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家暴。这在过去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某些地方，认为打老婆不但正常而且很有必要，是男性气概的表现之一。现在人们不会认为打老婆是正当的行为了。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作者：阎云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 1 月

新京报：作为长期关注中国伦理问题的人类学家，你如何看待近年来网络上的“道德批判”？如何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道德转型？

阎云翔：我觉得待人严、待己宽是人性特点之一。我们通常都是看别人的时候标准高，因此道德批评都是针对别人的，很少有人反思自己处在这种状况下会怎样做。“小乐乐事件”后，网上的讨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那 18 个路过的人，你会救小乐乐吗？——这是很正面的灵魂拷问式的反思，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上考虑，而不是单向度地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

当然，道德批判本身也是一种正面的社会现象，至少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很多事件具有道德上的负面含义。比如，对外地人的歧视，很多人将其归纳为“道德沦丧”的现象之一。对外地人的歧视是和熟人社会直接相关的，在任何一个熟人社会，都会有对外来者某种意义上的歧视。如果往前追溯人类历史，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异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那是人的社会，而是半人半兽的。

这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相当普遍。我们将对外地人的歧视视作不道德，这本身是比较正面的道德反思。如果这么看，我们这些年出现的，并不仅仅是所谓“道德沦丧”的单方面发展，还有很多新出现的更加健康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所以我坚持说，这是一种比较剧烈的、痛苦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问题。

时代观察

大众媒体带给人的是不现实的花花世界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年轻人与父母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哪些观察和发现？

阎云翔：在中国文化中，代际关系是特别核心的社会关系，也是社会转型特别重要的风向标，借此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趋向。例如，我在201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讲80后一代的离婚问题。我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离婚个案是父母介入甚至包办而造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包办婚姻，变成父母包办离婚？为什么年轻人能接受、容忍父母处理自己的离婚问题？

如果在私人生活中，把这么重要的私人生活问题交给别人来处理，那么在公共生活中，是不是会把自己重要的权利，让渡给更有能力和权威的机构来处理？如此思考，你就会发现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其实不仅相通而且相互作用，代际关系变化的内涵远远超出家庭生活的范围。

《家人父子》

作者：赵园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7 月

新京报：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中，流行着“丧”的说法，最近两年媒体盛行“逃离北上广”，“感觉身体被掏空”等类似的表达。和过去相比，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这么容易失望和沮丧？

阎云翔：很多学者将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渠道的减少，这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和上世纪 80 年代比，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遍地是机会、人人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而迅速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趋势，就逐渐缓慢下来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流动机会貌似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几乎完全开放并非社会生活的常态，只有在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原有结构被颠覆时才可能出现，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或者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但是，大众媒体展现给我们的却永远是人人可以实现梦想的花花世界。非现实的世界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达到那个世界的路又如此之远，从那里得来的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希望往往无法实现，以至于对很多人来讲越来越不可能。这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望甚至绝望。

新京报：成功焦虑、年龄焦虑在当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青年和中年人当中。似乎人们追求的所谓“成功”或“意义”的标准，窄化为房子、车子、票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焦虑从何而来？

阎云翔：如果我们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平等观念顶替等级观念，我们可能会有另外的看法：我作为个体，我的存在应该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我把我的存在当做目的，那么我的存在可能、也可以和其他人的存在采取不一样的形式。我们现在的人活得那么难，压力这么大，是因为我们总在攀比。人家有的，我都得有。人家有的这些东西，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目的，关心的是这些把自己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我们在不断地攀比和竞争；如果别人家有两辆车，我只有一辆车，我就不幸福，我必须加倍努力，为第二辆车而奋斗。如此循环往复，生活压力只会不断增加。

这就涉及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在过去，和 80 后、90 后相比，50 后、60 后的付出比回报和压力都多得多。但对个人的压力造成的结果而言，可能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感受得那么强烈。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传统中国，个体视为一个由祖先形成的集体而活，人生的目的便是光宗耀祖。1949 年后，这个集体变成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更加抽象、但内涵性更丰富的存在；这样使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多的意义。其结果是：他们的回报是延迟的回报，虽然现在得不到，但是以后仍有希望。这使得人们不那么重视当时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

相比之下，现代人也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现代人的“为别人活”中的“别人”是高度个体化的别人，就是攀比的对象。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完全被窄化为物质，而不是祖先或理想那种抽象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现在的为别人活，是通过个体化的方式，要求的是即刻的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而不是延缓的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没有人把希望放在将来，因为将来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如果达不到即时的满足，我们就非常沮丧。

《论个体主义》

作者：[法] 路易·迪蒙

译林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

新京报：从长远来看，随着个体化转型不断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而活”是否可能？

阎云翔：达到近代西方那种古典个体主义的“为个体而活”，视个体为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我觉得不太可能。中西方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别。我们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就是通过和其他人的关系来界定的，没有了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了自我。换言之，我们不太可能将个体视为目的本身。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恰恰建立在个体为宇宙之核心的观念之上，反对将个体视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我们便落入左右为难的纠结状态，即我所说的中国式个体化。如果你碰巧处在这个纠结状态，这一两代人的感受会很强烈。但是我相信，这种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纠结状态是暂时的。我们会摸索出一条路，找到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同时又能应对新的、不可阻挡的全球性的个体化变化趋势挑战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仍然是关系定义中的个体，又为个体的存在发展出足够的空间，在个体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

（完）

本文整理自 2017 年 5 月 20 日

《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4版

作者：张畅；编辑：张畅，柏琳，孔雪，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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