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世纪老舍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将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事本”研究、“文本”研究和“人本”研究。“事本”研究注重考证析疑，恢复史实原貌，在钩沉史籍、佚文、佚信等方面屡有新发现；“文本”研究则立足老舍作品，在文本扩展、论述深切和宏观概括等方面深耕细作，翻新旧论，贡献新识，成果可观；“人本”研究主要考察老舍的精神世界，学者纵横结合，多点审视，深及老舍精神世界的多个方面。这些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老舍和他的作品、重估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和价值。与此同时，新世纪老舍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队伍断层、缺少跨学科贯通等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老舍研究需要“老人”和“新锐”持续努力，系统研究，这样才能取得更多突破和进展。
关键词:
新世纪 老舍 “事本”研究 “文本”研究 “人本”研究
作者
石兴泽，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聊城252059）。
来源：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P69—P78
老舍研究走到新世纪已经有70年历史。经过几代学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相关研究已涉及老舍创作和生平的方方面面，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很多话题得到深度开掘。与之相应，已有的成就也垫高了继续研究的起点，学界的持续开掘一方面不断激活研究者的思维，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增加了难度。因此，
与其他作家研究相比，新世纪老舍研究起点高、难度大，但前期研究形成的选点布局态势、开启的研究话题、有待深入的环节和巨大预留空间却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突破创新的便利。
近20年老舍研究呈现出扎实稳健、自觉理性等特点，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掘进。为便于把握，并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新世纪老舍研究的整体风貌，本文将从“事本”“文本”和“人本”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笔者以为，老舍研究可概括为“做过什么事”“写过什么书”和“他是怎样人”三大板块。与此对应的研究可简称为“事本”研究、“文本”研究和“人本”研究。这三方面内容既有交叉也各有侧重，齐头并进却有差异。
一、“事本”研究
“事本”研究着眼于“事”，“事”包罗甚广，举凡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与何人交往都属于“事”。“事本”研究就是对老舍的生活行迹进行搜集、钩沉、考索和辨析，泛称史料研究。新世纪前的老舍“三本”研究中，成绩较显著的是“事本”研究。那时候距离老舍去世时间较近，同代人、后代人、知情者都健在并活跃着，史料搜集整理有一定便利，加上史料建设者和老舍家人的辛苦努力，他们将老舍的生活经历梳理得明澈清晰，将其所作所为考证得细致翔实，并且出版了老舍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传记以及众多回忆和考证文章。但限于资料建设者的时间和精力、史料资源的开放程度和搜寻资料的技术条件等原因，他们完成了那个时代史料建设者的任务，也留下很多有待开发的空白。有些资料被湮没尚未发现，有些资料初步发现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坐实，有些资料需要挤干水分过滤杂质辨别真伪，老舍著作甚至包括《老舍全集》在内的版本问题也有待于考证辨析，老舍一些生命节点上还有若干明显的史料断档没有得到填充。这些都给新世纪老舍“事本”研究提供了很大空间。
进入新世纪后，老一代资料研究者继续搜寻屡有新发现，一些青年学人也进入史料建设者队伍。
他们凭借辛勤的劳作、明敏的慧眼和细密的考索在史海深处打捞残章断简，使老舍研究的史料建设取得一些值得瞩目的收获。无论是模糊事实的澄清还是“事本”链的充实补苴，也无论是逸文轶事的发现还是既有事实的疑难考证，都有值得瞩目的成果。新世纪老舍研究论文约1800篇，资料考释发掘类文章占相当比重。这是一项持续不断、历久弥新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搜寻殆尽、无新资料可考的情况下，学界每年都有新发现、新收获，而且有些发现涉及老舍生活经历的重要方面，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对老舍形象的认识。如曾广灿的《一封内容丰富的老舍佚简：〈致友人书〉》（《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史承钧的《新发现老舍佚文、佚信及其他》（《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刘涛的《老舍抗战佚文考》（《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解志熙的《〈几个小意见〉及其他：老舍的一篇佚文和抗战文艺的几则史料》（《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李斌的《新发现的老舍京剧剧本〈忠贤会〉》（《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段从学辑录的《老舍佚作六篇》（《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徐慧文的《老舍演讲佚文〈灵的文学与佛教〉续考与补正》（《东岳论丛》2016年第9期）、张桂兴的《老舍致赵清阁书简四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以及收入《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暨第八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金传胜的《老舍佚文考略》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收藏家徐国卫推出的“老舍点戏”、赵武平根据英文译稿回译的《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后16章，无疑是老舍研究领域史料建设的大事件。这些佚文轶事的屡屡发现，意味着老舍“事本”研究仍存在巨大发掘空间。
老舍与基督教的关系及他在齐鲁大学任职等问题集中了较多学者的目光。自曾广灿发现老舍译文、朝戈金借助于史料确定老舍入教受洗以后，老舍与基督教的关系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屡有学者潜心打捞，着力还原老舍受洗前后的历史现实，为深入研究提供了诸多新鲜材料。佟洵梳理缸瓦市教堂、宝广林（乐山）和老舍三者关系，提出老舍积极参加“教会自立运动”，“从英国伦敦会手中夺回了缸瓦市教堂和教会的管理权，在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教堂谱写了一曲鲜为人知的爱国乐章”；吴永平将老舍置于20世纪20年代初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背景下，着力“展示老舍与基督教的真实关系及所曾受到的影响”；汤晨光则运用“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论证了老舍加入基督教的原因及教会对他的职业生涯的影响”，其用语虽然谨慎，但力求坐实“老舍加入伦敦会是由该会的性质及以宝广林为代表的缸瓦市教堂的工作方针决定的。老舍参与改伦敦会缸瓦市教堂为中华教堂并无爱国的意义”。刘涛潜心史海发现老舍诸多佚文，其中《以善胜恶》关乎老舍的基督教信仰。刘涛认为，该文“非常集中地展示了老舍的社会观和宗教观，突出显示了老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热烈的救世情怀，使我们看到了老舍作为基督徒的另一面，为理解老舍的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扇窗口”。
虽然学界对老舍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已有多年，相关文章众多，但直接表现老舍基督教信仰的文献很少，《以善胜恶》的发现为研究老舍的基督教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几年后，凤媛走进这一研究领域，其“以宝广林20世纪20年代的宗教思想为切入点”，考论早期老舍与宝广林之间的关系，对老舍接受宝广林影响、加入基督教等进行了扎实的考证和梳理，其知识考古精神和方法赢得了学界认可。
任职齐鲁大学是老舍生活中的大事件，也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话题。对此，新世纪前诸多学者钩沉考证，发现了很多珍贵资料，但仍有疑团有待考释和填充。如老舍在齐鲁大学开设的课程及演讲情况，此前的考证复原了某些事实，近年来学界又有新的发现。汤志辉借助新史料指出，老舍曾热情指导该校的文学研究会，在旧学氛围浓重的环境中播撒新文学的种子，显示出新文学作家的性情本色；作为国学院教授，他曾经开设过“三礼研究”课。据课程要点介绍，该课程“择三礼要点，依次研究，并说明古今礼之演变”，讲授情况如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老舍作为新文学作家而讲授“三礼”，也可见出他当时在齐鲁大学任教的一个侧面。老舍任职齐鲁大学的举荐人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他学历不高，没有学位而被聘为齐鲁大学教授，是源于何人助力？吴永平认为老舍得助于布鲁斯的举荐，并对布鲁斯与齐鲁大学及老舍的关系做了细心梳理，考证结论也显得扎实有据。而汤晨光则提出，老舍任职齐鲁大学“有可能”与伦敦会、与宝广林有关系。他查阅了很多原始材料，考释的可信度较高，但有些事“查无实据”或者原本就无记载，质性结论也只能是推测。李耀曦的《老舍执教齐鲁大学的缘起与经过：老舍1930年复林济青佚信之解读》一文借助老舍佚信分析老舍到齐鲁大学前后的情况，提出举荐人“有可能”是曾担任齐鲁大学董事长的张伯苓，并从老舍回复林济青的信函中读出较为丰富的现代教育和文史学界的信息；他考证指出，抗战开始后老舍与齐鲁大学有过多次接触，齐大拟聘老舍为文学院院长，老舍接受聘书却没与齐鲁大学第三次结缘。这是鲜为人知的史实。此文资料翔实，视域开阔，分析周密，但对于张伯苓举荐老舍到齐鲁大学任职一事，作者也言明，“这仅是推断而已，尚无信史可资证明”。上述研究和发现充实了老舍在济南的行迹，对老舍研究走向深入具有推助作用。
考察新世纪“事本”研究绕不开张桂兴。
他长于老舍生平资料钩沉考索，精于辨析释疑，陆续推出老舍研究系列著作，涉及老舍“事本”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老舍全集》中挑出许多错讹和遗漏，写成厚重的《〈老舍全集〉补正》（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他的两卷本《老舍资料考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对许多表面看起来没问题的事实做了详细考证，纠正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错讹，矫正了很多学界此前信以为然的常识性误读。“年谱”是“事本”研究的重要形式，新世纪前已有多种《老舍年谱》出版，对老舍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梳理。他知难而进，撰写了内容更为丰富翔实的《老舍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在生平资料的完备、解读阐释的准确、考证辨析的细密以及新资料的吸收运用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此外，他积数十年治学经验写成的《试论20世纪老舍研究资料的成就》（《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论文也引人注目。前者全面考察20世纪学界在老舍生平资料发掘考证、传记资料系统整理、研究资料综合汇编、工具书编撰出版、散佚作品的收集与文本的编辑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提出了老舍研究在新世纪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后者对“事本”研究及学术写作中的“不端现象”进行批评，其端学风、守正气的批评精神赢得学术界赞赏。
二、“文本”研究
文本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主项。老舍之为老舍的意义和魅力均凝结在其作品文本里。
作家用创作表现自己，因而文本是认识老舍的切入口。
七十余年来，学界对老舍作品文本的研究在具体分析和宏观论述两方面均取得很大成绩，但在选题的广泛性和阐释论述的深刻性以及评价标准、理论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学界对于老舍作品的分析虽说突破了仅着眼于人物、情节、主题、语言的批评套路，延伸到作品的风格特点、文化内涵等方面，但无论开掘的深度还是扩展的广度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一般而言，研究者大都选择老舍的重要作品进行研究，很多看似不很重要但其实关乎老舍创作重要方面的文本被忽略或者很少有人问津。新世纪老舍研究延续了以往的研究格局，在方法理论创新、论述深度和概括高度、整体性把握、系统性分析以及解读的准确性等方面均有翻新和创获。
在此仅就文本扩展、论述深切和宏观把握三个方面做简要考察。
文本扩展突出表现在众多被忽视的文本进入研究视野。其中有些是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微弱者——因此，这类作品在发表当时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引起注意；也有些是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均值得关注却被喧嚣的时代声浪遮蔽，因适应新世纪语境被研究者打捞出来后推到前台，饶有兴趣地加以解读的作品。当然，选题难也是推助文本扩展较重要的因素——众多学人涉足老舍研究领域，因此他们有意识避开学界熟知的文本，到边缘视域寻找新的研读对象，于是一篇篇“不应该被忽略”的作品得到重视，一个个“值得重视”的文本被惊奇郑重地“发现”。选题扩至老舍文本世界的各个角落。且不说“早期三部小说”“抗战戏剧”“月牙儿三部曲”（《月牙儿》《阳光》和《微神》）以及《猫城记》《我这一辈子》《不成问题的问题》《上任》《残雾》《大地龙蛇》《剑北篇》等在老舍文本世界中确有意义者被推到前台聚光凝视，就连《丁》《也是三角》《记懒人》《热包子》《面子问题》《看谁先到重庆》等也被选中、放大和突出。任何文本都是作家创作链条的一个环节，每个文本都是观察作家心灵的窗户，任何一个都不可或缺。既然是“发现”，就要赋予意义，这是惯常的研究心理；而只要聚焦阐释，就会发现研读对象的突出价值，这是惯常的研究程式。重要与否有时不是绝对的。时代文化不断变迁，在某个节点看似无关紧要的文本或许就蕴含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此而言，文本扩展扩大了老舍研究格局，有助于认识老舍文本世界的整体风貌。
进一步说，有些研究也确实表现出见微知著的特点。譬如说，老舍的京剧文本向来不被重视，刘亚美选择他的抗战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二娘》《王家镇》进行分析，指出抗战时期老舍将传统忠君思想转化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战时观念，赋予了“忠”观念以现代性的“认同”含义，体现了他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创造性思考。吴永平则做了系列切口小、张力大、洞察深的文章。他选择《抓药》《小铃儿》《一块猪肝》等“小文本”精研细读，贡献了许多别有意趣的意见。如分析《抓药》，认为它“是一篇形式和寓意都很奇特的作品，在双线双关的结构形式下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内核：他对革命文学运动的真实态度，对当时发生的左翼文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的看法，对自己近期作品创作动机的表白及对于批评者的答复”。选题严，开掘宽，切口小，题旨大，既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知识和理论储备，同时也要看“小文本”是否有足够的艺术张力承受研究者的阐释。有些文章因论者缺少足够的知识理论积淀和强健的发掘研读能力，切口小开掘也有限，虽然补苴了遗漏，但对深化老舍研究的推助力却也有限。
论述深切是相对而言的，多指对重要文本的“再解读”。新世纪前，老舍的重要文本就已进入研究者视野，但限于解读者的认知能力等因素，对这些文本的内涵阐释和诗学评价不很到位，因此，新世纪研究者翻新“前研究”，进行重新阐释和评价；或者是“前研究”已经达到当时的高度，“再解读”在前人基础上思考，自然会有所“翻新”。所谓“翻新”，并不是说“前研究”稚弱，事实上“前研究”已经化作学术智慧积淀下来，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后来者的阅读思考。学术研究是延续积累的过程，继往开来是学术文化建设的常态，有些文本始终处于“再解读”状态，而任何解读都有即时性，注定要影响后者且被超越。考虑到新旧世纪之交老舍研究的实际状况，“阅读深切”“翻新”此前的研究、对文本进行重估和“再解读”既非虚妄武断，也非“厚今薄古”，皆因新世纪之前的老舍研究受其时的学术条件等因素影响，在取得学术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进。
“再解读”的对象主要是老舍代表作或准代表作。前者是公认的经典，即使拿到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当中来看，其经典地位也当之无愧；后者缺乏经典的“公信力”，但具有无可替代性，研究者将其推至前台聚光审视，往往能显示出与经典难分伯仲的价值，甚至在有些论者看来这类作品原本就是经典。经典自然具有“公信力”，但在审美实践中往往因人而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断魂枪》《茶馆》《离婚》《月牙儿》等以强劲的审美张力和艺术生命力而成为新世纪老舍研究的重头戏。粗略统计，研究文章篇数分别是：《茶馆》66篇、《骆驼祥子》50篇、《四世同堂》46篇、《离婚》32篇、《断魂枪》30篇、《月牙儿》21篇、《猫城记》19篇、《正红旗下》15篇。这些研究文章并非都体现出“阅读深切”的特点；相反，有些文章还没有达到“前研究”的水准，有关《茶馆》的文章中缺少学术水准者就不在少数。“翻新”此前的研究、体现新世纪“文本”研究的水准和特点的自然也很多——至少，这些文章在新理论运用和方法尝试、解读角度和内涵阐释等方面均有异乎“前研究”之处。
《骆驼祥子》以强大的经典魅力吸引着研究者，“翻新”“新解”络绎不绝，是新世纪老舍文本研究的重要收获。邵宁宁提出，《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一个进城农民的故事，祥子的身份，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进城农民”“农民进城”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概括，多位研读者据此解读《骆驼祥子》并将其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如陈霞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撞击背景下解读现代农民进城的悲剧和困境，认为祥子的悲剧是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明没落的结果”，“其中隐含着步入世界经济大潮的中国农民在丧失了几千年来的保护机制——乡绅社会，独自面对物质困境、精神困境的无奈与茫然”。孟庆澍指出，《骆驼祥子》具有“反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小说借助于“恶”不可逆转地战胜“善”的故事说明，“罪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祥子因自由意志而成为强大的个体，也因滥用自由意志而犯罪”，祥子的堕落“承载老舍对人的复杂性、人本身的力量与局限的形而上思考”。张丽军的《“恋身”、“失身”、“洗身”与“毁身”——论祥子身体的自恋与毁灭》（《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江腊生的《〈骆驼祥子〉的还原性阐释》（《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等文章也都对这部作品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四世同堂》《断魂枪》《月牙儿》《正红旗下》等文本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扎实而有深度的论述屡见不鲜。《猫城记》是老舍文本中特殊的存在，广受关注但歧义较多。刘大先认为，《猫城记》包含了小说、剖析和传奇三方面的要素，用“幻寓小说”的形式“营构了一个恶托邦的形象。通过空间的位移、伦理上的批判和叙事上的戏拟，老舍表明了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中，他的文化焦虑和自己所采取的教育与立人的办法，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主张”。
老舍与但丁的关系历来受到重视，多数论述因论者与但丁隔膜而失之肤浅。葛涛详细考察老舍与但丁文学关系的始末，并结合时代背景细致分析但丁及其《神曲》对老舍文学观念和创作的深刻影响，解读精细且有一定深度。其所说的“老舍对但丁的接受史一方面体现了老舍的精神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个案，为后人留下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也耐人寻味。
在“文本”研究方面，能够体现其学术水准的是学界对老舍文学文本的整体性概括，涉及老舍的风格特点、创作个性、语言形式、文学史地位等方面。学界此前已经在这类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李长之、毕树棠、樊骏、赵园、宋永毅等学者高屋建瓴，对诸多问题作了带有定音性的阐释；而新世纪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新理论、新方法论述旧话题，努力翻新“旧成果”，显示出宏阔的学术志向。此外，新世纪学者青睐整体性研究，宏观考察类成果占较大比重，且在某些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如对老舍戏剧的研究，明确标识“戏剧研究”的文章不足200篇，其中综合考察老舍戏剧的艺术成就、创作追求、风格特点以及戏剧贡献、戏剧史地位的文章就有61篇，“次综合”如综论老舍抗战期间戏剧创作的文章也有11篇；《茶馆》外单个剧本的研究文章很少，《龙须沟》算得上重要文本，研究论文有4篇，《大地龙蛇》因集中体现了老舍的文化观念而受到重视，但也只有3篇研究文章。较多情况下，研究者经常将单个文本充作说明老舍“事本”“文本”和“人本”某方面的材料，而不是挖掘文本自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这种研究模式颇能说明老舍戏剧研究的情况，也反映了新世纪老舍“文本”研究的某些特点。虽然这些文章论述结论未必“大而得当”，把握乏力和失度者也不乏其例，但整体上看，确有不少研究者贡献了有高度和新意的意见。陈军的《论老舍戏剧与小说的文本沟通》（《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论老舍小说中的戏剧性元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王俊虎的《“生命体验与革命狂欢：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一》《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期）等均是老舍戏剧研究中的优秀之作。
三、“人本”研究
作家研究终归是人的研究。“人本”研究主要考察老舍的精神世界。
新世纪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涉及老舍思想感情、文化心理、民族观念、家国情怀、宗教意识、社会理想、人文精神、性格特征、生死抉择等很多重要方面。但有些话题如老舍的宗教思想、满族情结、生死选择等还远没有展开，即便是展开较充分者也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新世纪研究者或者纵向梳理横向考察，或者分期论述选点切入，或者正面审视试图整体把握，或者侧面剖析进行专题研究，或者将老舍与古今中外作家进行对比，分析他精神世界某方面的特点。新世纪以来，学界从多个视角切入，对老舍“人本”研究进行多点透视，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
人是复杂的生命个体，老舍的社会文化身份和性格心理变动不居，研究者对老舍的分析概括也经常变化，即使同一研究者在不同研究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研究者或从社会层面分析老舍的思想感情，或从民族层面分析他的旗人底蕴，或从文化层面分析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心理矛盾，或从精神层面分析其性格意识，或从生命层面分析其生死取向……能够逼近老舍精神世界深层者屡见不鲜。就整体的审美定位而言，在“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之外，新世纪学界出现了多种对于老舍的新评价，出现诸如“城市贫民作家”（王富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饱含阅历和充满智慧的大师级作家”（杨义）、个性气质“沉郁”的作家（吴小美）、“文化巨子”（关纪新）、“平民作家”（石兴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王卫平）、 “杰出的平民作家”（夏宇继）、“人民的老舍”（孙洁）等。这些定性认知体现了新世纪老舍研究日益深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人本”研究面对的是复杂而庞大的课题。
从成果形式上看，虽然有樊骏的《认识老舍》那般立意高伟、见解宏阔的雄文以及其他研究者颇有分量的论文，但主要还是篇幅长、容量大的著作。
新世纪之前学界已出版各种老舍研究著作——包括资料汇编、年谱、传记、专著等数十种。撰写者大都从事老舍研究多年，熟悉老舍研究历史和现状，且具有全面把握和综合概括能力，算得上老舍研究“专家”。新世纪以降，他们超越具体现象，致力于整体性、大问题的思考，继续领跑老舍研究。如吴小美教授先后推出《老舍小说十九讲》《老舍文论四十四讲》《老舍散文三十八讲》以及与学生合著的《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等著作，“年至耄耋，笔耕不辍”。但随着新世纪年轮的推进，老一辈研究者逐渐淡出，大批青年学人带着新的理论和方法走进老舍研究队伍，推出诸多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都有新的切入和解读，新的架构和阐释，新的发现和评价。
著作可分专著和传记两种类型。
传记有文学传记和学术传记，文学传记语言生动，带有文学色彩，叙述和描写有时与事实有一定距离，对传主的解读带有主观性。此类传记在新世纪之前有朗云、苏雷著《写家春秋——老舍》（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进入新世纪之后则有蒋泥的《老舍之谜》（中国书店，2007年）、《老舍的沉浮人生》（东方出版社，2008年）。学术传记追求历史真实，忠实于传主，即便是细微处也力避夸张虚构，且多带“评传”字样——“传”是经“评”是纬，“评”字当先，需要学术研究的严格规整，事实叙述求真求实。因此，评传阐释的学术性不亚于学术著作。如关纪新的《老舍评传》（增补本），资料丰富翔实，视界开阔，分析深切到位，评析和纪实所显示的学术素养均远远超过某些学术专著。该书初版时，樊骏、杨义、孙玉石等学者纷纷称赞。增补本扩充了几万字，系作者“在相关认识递进上较为重要的一些内容”，与初版本相比更厚重。其他传记，如许正林的《老舍（1899—1966）》、关纪新的《老舍图传》、石兴泽和刘明的《老舍评传》、徐德明的《图本老舍传》、王红英与何婷的《老舍画传》、潘怡为的《老舍评传》等在纪实性和学术性的结合上，在老舍精神世界的阐释评价上均有独到之处。
新世纪老舍研究著作有两类：会议论文集和个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