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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山西7虎再被“打包处理”

政事儿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5-28 10:31

正文

5月25日,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主持召开十一届省委24次常委会议,审定《省委常委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工作安排》。

这次会议上,听取了《关于金道铭等7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其教训警示》报告,指出,“全面彻底肃清金道铭等7人的流毒影响,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加强政治巡视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省委常委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

会议还要求,有关党组织要认真开展彻底肃清流毒警示教育。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这是公开报道中山西首次提出肃清“金道铭等7人流毒影响”。

《山西日报》未公布7人的全部姓名,但2014年2月至8月间,山西省共有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是其中的“首虎”,被查的时间是2014年2月27日,也由此揭开了山西反腐的序幕。



6月19日,山西原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落马;8月23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聂春玉被查;8月29日,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双双接受调查。

到去年12月为止,除任润厚病亡外,山西6虎均已宣判:金道铭、杜善学被判无期徒刑;聂春玉领刑15年;令政策为12年6个月;白云为12年;陈川平为6年6个月。

“政事儿”注意到,十八大后的反腐历程中,部分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后,他们曾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会开展肃清其恶劣影响的工作。而在官方表述中,有三个词出现较为常见:流毒、遗毒、余毒。

《辞海》中,对“流毒”的解释为“流传的毒害”;“遗毒”的解释为“喻指过去遗留下来的有害的思想﹑风气等”;“余毒”为“残留的毒害”。

其中,在公开报道中被提及最多的,当属“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2014年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3天后,10月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

这是首次提出对郭伯雄徐才厚的“肃清”工作。之后的历次军队会议上,范长龙、许其亮等军委领导,多次提到“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最近一次是本月24日,习近平视察海军机关时,强调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确保人民海军忠于党、舰行万里不迷航。”

除了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作为曾在四川省、政法系统、石油系统深耕多年的“大老虎”,对他恶劣影响的肃清工作,三地的表述各有不同。



其中,公安部的表述为“流毒”。

2014年12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被查,拉开了清理周永康在公安系统流毒的序幕。去年10月至12月间,公安部多次表态“全面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在四川省和中石油,对此的提法是“恶劣影响”。

2015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表示,要“彻底肃清周永康长期插手四川事务造成的恶劣影响”,推动形成良好政治生态。

2015年9月,中石油对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反馈中称,要要旗帜鲜明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深刻吸取教训,“坚决肃清周永康等人的恶劣影响,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去年5月中石油发布消息称,为彻底肃清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造成的影响,集团公司党组印发《通报》,对相关腐败案涉及人员责任追究情况予以通报。

令计划落马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档案局也分别进行了肃清影响工作,但表述有所不同。

2015年7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栗战书在国家档案局发表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开展“肃清令计划余毒影响的清理工作”,以令计划严重违纪案件为反面教材,吸取深刻教训,站稳政治立场,分清大是大非。

2016年12月29日,中央统战部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再次提到“肃清令计划造成的恶劣政治影响”。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余毒”被提及最多的,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


苏荣曾在甘肃、青海、江西三省任省委书记。检方曾指控,苏荣担任这三省省委书记期间,受贿金额达1.1亿余元。



其中,他在江西任省委书记的时间最长,为7年。苏荣落马后,江西曾多次提到“肃清苏荣案政治余毒”。

去年12月,中纪委网站公布了江西省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对涉苏荣案件43名省管干部已基本处理到位,移送司法机关9人”。

重庆市今年2月收到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反馈,其中提到,“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

今年4月重庆的整改通报中,2次提到“清除‘薄、王’思想遗毒”。

通报中称:重庆要进一步深化“薄、王”思想遗毒清除工作,坚决做到政治上清醒认识、思想上全面清理、社会影响上彻底清除;用好“薄、王”这个反面典型,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在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黄兴国和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的定性,都是“流毒”。

今年1月,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传达中纪委《关于给予黄兴国开除党籍处分的通知》,提到要“标本兼治、肃清流毒”。

本月19日,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为民在做客中纪委网站在线访谈时,提到黄兴国作为天津“一把手”时,天津官场拜码头、拉山头等风气盛,“如今流毒依然在”。

3月25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委巡视组向天津市公安局反馈情况时,提到其“肃清武长顺流毒和影响不彻底,政治生态未修复。”



同时,巡视组也肯定了市公安局党委“在肃清武长顺流毒影响,不断强化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4天后,3月29日,武长顺站到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他被指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6宗罪,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

“政事儿”注意到,在肃清“毒害”之外,还有一些省份或部委,对落马的省部级官员,进行了“肃清恶劣影响”工作。

其中,国家安监总局则召开会议,“旗帜鲜明地与杨栋梁划清界限、肃清其恶劣影响”;河北省“坚决与周本顺划清界线、肃清其恶劣影响”;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表示,“坚决肃清王珉的恶劣影响,坚决抵制圈子文化,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许腾飞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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