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文学遭受过一次灾难性的灭绝。
我这一代作家，像刘心武、贾平凹等起步都是在“
文革
”时期。在那个年代，这个灾难性的灭绝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主要的特征就是
不允许作家有自我，文学不能充分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性，甚至都不能提人性，把文学完全当成政治的工具
，当成政治战车上的一颗螺丝钉，因此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文学。
大家可以想象吗？作家没有了自我，创作没有了个性，你不能深刻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多元性。那么你还有什么文学可说呢？只能是宣传品。而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整个民族进行政治反思的时候，文学也进行了一次反思：文学要回归，回到真文学的起点上。
那么这个起点是什么呢？即作家要有自我。
作家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这个世界，得出我要写什么，我要爱什么，我要恨什么，我要去创作什么的结论。
写作班学员的手绘脑图
文学就是人学，人学要充分地去表现人性的各种复杂性，要真正的写出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怎么活着，他们为什么在活着，到底活的过程中在争取什么。
回到这个起点之后，中国的文学开始了一个辉煌时期：1985年到1995年。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坛上能称得上顶梁柱的中年以上的作家，都是85年以后冒出来的当年的青年作家。他们可以说支撑了中国当代文学大半个天下，也仍然是今天当代文学教材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在那个十年里，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回归。
你能想象吗？完全听命于政治，以失去自我为荣，这是难以想象的痛苦。当时为了找到自我、服从自己的心灵来写作，我用三年写了《泥日》。我当时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编剧，但我三年不给中央电视台写一个字，把精力全部用来写小说。
2018创意写作国际论坛现场
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自我？如果我没有自我，我将被历史淘汰，被文学的世界淘汰。陆天明为什么要搞文学，怎么搞陆天明的文学，这一点对我来说关乎生死。
为了回归心灵，我习惯于写作不写提纲，就让思绪自己涌上来，完全不受外界的指使，听从我心灵的召唤，写了一页又一页。
后来一个收破烂的老汉，知道楼上住了一个作家，把一袋一框的废稿纸拿去卖。
那一代作家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几乎所有的作家，包括教文学的老师们、研究文学理论的专家们、评论家们都认为中国的文学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跨越，面前展开的就是康庄大道，中国从此又恢复了真文学的地位。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95年以后，中国的文学突然走下坡路了，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85年到95年之间的文学辉煌到什么程度，刘心武的一篇短篇小说《班主任》可以轰动全国，让无数教学的老师激动不已、奉为圣经。那种火爆程度完全不亚于前不久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议程度。这就是85年到95年的现实——灵魂爆发。
应和着中国灵魂的爆发来讲创意创新，那才是真正的创意创新。
但是到95年以后，形势急剧变化，文学突然从国人的生活中间被边缘化。当年中国文学杂志发行量可以达到四十万，文学杂志遍地开花。而现在每年开作协会议，最多的呼吁就是乞求政府给补贴，许多的作家是自费出书。
我本来也并没想通其中的缘由。我们继续写自己的东西，表达我自己的情感，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道路。直到我的第一部电视剧《苍天在上》的问世。我曾经一度看不起电视剧创作，认为比小说高明的是诗歌，比小说稍微高明一点的是电影，最不入流的是电视剧，只是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无意中进入了电视剧圈。
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以及后来的创作道路呢？当时中央倡导拍摄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我所在的中央台也适时响应。谁来写呢？那时我已经有了一部《泥日》、写过几部话剧，于是这个重担就落到了我肩上。
但是领导同时也很担心我写的“不好看”。因为我的文学是严肃、厚重、深刻的，《泥日》进入北京第一届文学艺术大奖，二十多个评委有十多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结果出乎意料——《苍天在上》的播出，掀起了电视剧界前所未有的狂潮，最高一集的收视率达39%，我甚至凭借这个剧找到了我失散多年的朋友。
为什么这部电视剧会这么火？不是理论家承认我，不是老师们承认我，是人民承认了我。
我想了一个大家的故事，砸中了人民心中之痛，替国人说话、呐喊，国人认为你是他们的人，所以他给了你应有的反馈。
而95年以后，文学圈、理论圈反对文学批评现实，反对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和人民的生活挂钩。
我忽然明白了，我原来走的第一次回归，没有走到底，我们只拥有自我还不够。世界文学史上，
所有真正成为他们民族文学历程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家，都是拥有一个大我，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我。《
百年孤独
》
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引起了文学狂潮，但是学《
百年孤独》就学魔幻，没学到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再现，就只是学的皮毛。
95年以后，老百姓不愿意买小说、不愿意看小说了，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不再关注他们，在我们小说里他找不到怎么活着才更好的答案，找不到我们在创作中如何跟他们共命运，为他们呐喊、为他们伸张了。
我们不关心他们，我们有什么权力要求他们关注我们，有什么权力要他们买我们的书、看我们的书，为我们的作品激动呢？
而中国恰恰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老百姓、国家的问题成堆，
而我们作家躲在一边，开始欣赏一点点小我的小情小感，所以文学被冷落很正常。
这是我在《苍天在上》以后所得到的结论。我们要回归，要重新回到新的基础上，要提人民写作。
《我不是药神》在电影艺术上，仅仅能称为一部合格的电影，但为什么能引起轰动？因为它扎中了人民心中之痛。
文学艺术不只是作家的圣地，也是人民的圣地。
没有把人民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不可能做好文学艺术。
我们当代作家、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老师们一定要鼓吹我们把文学的眼睛、文学的手、文学的笔放在当代人民的生活中去。
不是说中国文学只有这条路，但是特别需要有人走这条路。
从中国的经历来看，当你们选择走这条道路，稍稍有些成就，人民就会给你们丰厚的回报。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个危险不是说我们没有高楼、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而是我们精神沉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金钱正在充分的腐蚀我们这个民族。一些一般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不断发生在我们土地上，最显著的就是假疫苗的事情。
文学只是挽救这个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知识分子要主动承担起这个使命和责任。
文学需要第二次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