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很多电影都一票难求。不过，在这些热门的影片之外，还有一部关注度并不那么高的小成本电影，在这里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就是“北京故事”单元里面的《喜禾》。
《喜禾》是一个有关自闭症儿童的故事，虽然它在北影节上的单元是“北京故事”，但它其实并不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深圳。这和《喜禾》这部影片中核心情节的真实原型发生地一致：2012年9月，深圳曾经有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学校方清退一名自闭症的学生。
《喜禾》（2016）
《喜禾》的故事不复杂，在银行工作的妈妈田琳和空调移机员丈夫共同抚养患有轻微自闭症的孩子喜禾，希望通过将喜禾送入普通学校就读，来缓解喜禾的自闭症，让他学会与人交流。但许多不理解自闭的学生家长，却强烈反对喜禾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
于是，影片的核心矛盾就变成了，妈妈如何捍卫自闭症儿子的上学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自闭症。
妈妈田琳代表的是来自家人的视角；反对的学生家长们更多代表了大众们“不理解”的视角；而学校一些支持自闭症儿童上学的老师，则代表了接受自闭症并在做出努力的一类视角。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影片除了使用上面的一些视角以外，还加入了第四条线，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之为自闭症患者的命运。除了9岁的小男孩喜禾以外，片中还设定了另外两个自闭症患者。
一个是喜禾学校的高年级同学，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子翔，比起喜禾在课堂上失控的表现，子翔制造的是专属于青春期的那些麻烦。另一个，则是田琳的亲生哥哥田贵，他因为自闭症的异常举动和村民的愚昧，被常年锁在笼子里。
从这里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喜禾、子翔、田贵，三个角色，既代表了幼年、青年、成年三个阶段的自闭症患者，还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命运。与此对应的，影片的英文名刚好也叫“Destiny”。这三个被妈妈田琳串起来的自闭症患者，有着三种不同的命运。
而决定这种命运的，很多时候并不在患者自己。更多的，反而在于他们身边的环境，比如田琳在片中所去争取的那些东西。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自闭症，也叫儿童孤独症，英文名是Autistic Disorder。其实在近几年，自闭症的社会关注度和大众认知度已经远远好于早些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有关自闭症的负面新闻。
比如江苏镇江丹阳市，杀死了19岁的自闭症女儿的中学教师张强；又比如贵阳花溪的一位父亲，在自己外出打工的时候将自闭症儿子用镣铐锁在铁笼里。
这些，都是活在现实中的子翔和田贵们。相比起喜禾，他们远没有那么幸运。喜禾的角色，其实也是有着现实原型的，他大概是全中国的自闭症儿童中最有名的一位了。
我们可能会困惑《喜禾》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剧情片，从分类上来说，它确实应当属于剧情片，甚至还非常的情节剧化，有着一些略显套路化设定。当然，它们也很感人。影片里面的主要角色全部由演员出演，这也说明了它的确是剧情化的。
但《喜禾》里面的故事，却又都有着真实原型。影片从08年开始筹备，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里，拍摄团队做了大量扎实的体验和调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赋予了《喜禾》一定的纪实性。让《喜禾》成为了一部混杂了记录色彩的剧情电影。
不过，不论是作为一部剧情片还是一部纪录片，从镜头语言上来讲，《喜禾》的风格都有些老派。如果结合导演张唯此前的作品《打工老板》来看，这种“老派”的感觉就更加明显。
《打工老板》（2014）
《打工老板》曾经在去年北影节的“专场展映”单元上放映，讲述的是深圳一家玩具加工厂的经历。老板林大林在多年前也是开发区政策下的打工者之一，此后他拥有了自己的工厂，却受到经济浪潮和价格竞争的冲击。由于数月没有订单，他拖欠了工人半年的工资，不得不接下了美方价格极低的一个合同。
工厂为此连日赶工，工作压力让工人病倒，进工厂暗访的记者艾晶也要调查这个“黑心工厂”的真相。被媒体谴责为“无良老板”拖欠工资的林大林，私底下却又十分关心工人，同时他还要抵抗各方的压力，努力完成合同，甚至卖掉房子，抵押工厂来发工资。
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工人给工厂打工，老板给世界打工”，每一个阶层的人，在片中其实都在面临着现实的挤压，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将《喜禾》和《打工老板》结合起来，我们便能很容易看出导演张唯的作者性：他的影片都有着统一的主题，即对现实题材的关照；类似的表现手法，比如真实事件改编，再比如纪录和剧情混合；最后，影片的创作背景也都是在深圳。
《喜禾》（2016）
我们无法忽略这个城市化的特质。深圳，真的是中国城市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虽然深圳的城市化历史比较久，但是从被人们认知的深圳，以及经济政治意义上的深圳来讲，它是一个在政策下被建立起来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文化、在诞生之初就直接步入了现代化的城市。
我经常会写到世纪之交这段时期在中国电影中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意义，比如今年年初韩寒的《乘风破浪》中的90年代。而对于这一段时期来说，深圳地区受到的冲击和变化无疑是最大的，它也非常适合被作为讲述时代变迁和新事物演变这一类故事的背景。
《乘风破浪》（2017）
《打工老板》，就是时代变迁下密集型劳动企业被淘汰的一类代表，而《喜禾》中的自闭症，或许也就代表了亟待被更多人接受的新事物那一类。
不过，“事件”和“特殊题材”还不仅仅是张唯的特点。同《喜禾》一样，《打工老板》也是以事件为入口。
拖欠工资的“黑心老板”，自闭症儿童和家长的生存困境，其实都只是一个载体，在这个载体之外，张唯想要展示的其实还是整个外部的状态，来自不同层次的视角和态度，是“事件”之外的“环境”。就像深圳，以它的开放性和特殊性，成为了承载这些事件的环境一样。
《喜禾》（2016）
不管是在《喜禾》中，还是在《打工老板》里，占据不同立场的人，其实都没有被赋予完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我们既能看到《喜禾》中喜禾妈妈坚持让喜禾上普通学校的偏执给别人带来的困扰，也能看到其他学生家长反对态度的真切控诉。
同样的，在《打工老板》中，不管是为了要回拖欠工资而烧车的工人，还是迟迟发不出工资的林大林，都有他们能被观众理解之处。而这些不同立场，各执一词的人们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上面所说的“环境”。
这才是《喜禾》在自闭症之外想要讲述的东西，因为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讲，困境或许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这种特质。但对于他们身边的人来讲，整个环境对这一病症理解和认知的不足，才是更大的困境。
这部电影的存在也许不能改变和拯救糟糕的现实，但让更多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就是电影人的良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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