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人，已经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战斗了近两个月之久。
我们目睹了病毒的无情，也感受着人间的温情。在此次疫情中，人们最信任的人，当属钟南山。
每次在采访中我们看见这位老人神采奕奕，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可是偶尔看到他脸上难掩的巨大疲惫，实在让人心疼。
一个家庭的思想高度与培养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代的成长。
“一个人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东西，那么他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矫健的步伐，有力的双手，坚定的眼神，是钟南山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
钟世藩出生于1901年，从小是个孤儿，跟着叔父在厦门长大，过着风餐露宿的穷苦生活。
特殊的身世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做事脚踏实地。他一边给人打工，一边努力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入学时他们全班共有40人，但能在这艰难时世中坚持学习并毕业的，只有8个人，其中就有钟世藩。
1930年，钟世藩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又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国民政府建设了三家中央医院，其中贵州中央医院迁到广州，成立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任副院长。同年，受聘为岭南医学院儿科教授。
钟世藩总是忙到深夜，几乎不休息，他始终秉承着“所谓医者本分，就是治病救人”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卫生部长，命令钟世藩带全家撤往台湾。他果断拒绝，冒着生命危险全家留在广州。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平日里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可只要一开口，就有理有据。
1969年，钟世藩与钟南山父子二人，遇到一个生病的孩子，尿血很厉害。
钟南山一看，认为这是一个结核的病人。彼时，父亲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得的是结核？”
父亲后来告诉他，尿血的原因可能是很多方面造成的，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结核。
做任何事都要有证据，医者人命，没有十足的证据，不可轻下判断。
钟南山说：“父亲就是这样，他对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总是希望别人过得更好。”
在儿子钟南山的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一句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
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会唱英文儿歌给她听。长大后，父亲会带她一起去听音乐会。
钟世藩很喜欢中国的交响乐《梁祝》，他们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父女两人去听了。结束的时候，钟世藩对女儿说：“我太喜欢了，下次我一定还要来。”
钟世藩的这份慈爱，还体现在对待弱者的细枝末节中。当农村的小孩来找父亲看病时，他都是很仔细地给小孩看，不分贫困贵贱，有时候甚至都不收病人的钱。
父亲对待旁人的态度与做法，让钟南山与钟黔君受益匪浅。
1970年，69岁高龄的钟教授在身体病重的情况下，毅然编写《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一书，只为把自己几十年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留给后人。
他希望大多数的儿科医生，能够通过症状体征，大体判断病人得的是什么病症，对儿童进行简单的治疗。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钟世藩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用，写起书来很吃力。可他依旧每天去图书馆写作，往往是那个最早去，最晚出来的人。
老人家由于两个眼睛有复视，看东西经常重影。他常常捂着一个眼睛来写，如果累了就捂着另外一只眼睛写。
在写作的后期，他的眼球辐辏功能严重失调，身体的免疫力也逐渐降低，但仍然坚持带放大镜去图书馆查阅文献，核对和充实著作内容。
实在无法看清外文字母时，他就请图书馆内的年轻人帮助辨认。
钟南山见状，非常心疼，他对父亲说：“你年纪大了，不要写了。”
谁知年迈的钟世藩，一脸严肃地反驳道：“不写让我干什么，让我等死吗？”
这本书，最终写了40多万字，几十年的积累汇聚于《儿科疾病鉴别诊断》，这便是钟世藩要给儿科留的东西。
钟南山看完父亲的序言后，建议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自己的语录，有时候需要讲点政治。
钟世藩坚决不加：“这是医学著作，不是政治宣传。对医生而言，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本书得到了1500元稿费，钟世藩将其中的700元给了帮他抄书的温医生，自己又出钱买了40多本，送给亲戚朋友。
钟世藩对儿子说了一句话：“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留点什么东西，那他才算没有白活。”
1987年，86岁的钟世藩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日所剩无几了。
只是离世前两天，他还在跟儿子探讨磁场是否对病毒毒性有作用。
闭上双眼前，钟世藩将儿子钟南山与女儿钟黔君叫到窗前，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钟南山的背后，离不开钟家的家风与家教，其中有父亲钟世藩的耳濡目染，也有母亲廖月琴的影响。
廖月琴是鼓浪屿名门贵族的后裔，钟南山的外公廖照熙，和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堂兄妹。
陈锦彩曾说：“鼓浪屿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拥有一种特质，在掌握自己专业的同时，还在音乐、体育、文学、外语等领域有所精通。”
廖月琴身上既有传统女孩的贤德，也有现代女孩的智慧。她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理专业。
后来她曾担任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还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
这位有着良好修养的母亲除了精通医术，热爱文学，还常常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孩子。
钟南山小时候，其实很顽皮，隔三差五就逃学。相比较于父亲的严厉，母亲廖月琴采取了鼓励的方式。
钟南山读五年级那年，有一次考试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妈妈知道了很高兴，她对儿子说：“南山，你还是行的啊！”
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在钟南山幼小的心灵里渐渐开始生根发芽，他对自己有了信心。
“那时我觉得妈妈一下子把我的亮点找了出来，我有了自尊心，觉得有人赞美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了。”
在母亲的身上，钟南山还学会了拥有共情心，帮助弱者。
在钟南山考上北京医学院后，他以前的一位同学考上了北大物理，因为没钱坐不起火车，找他借钱。
那时他家的条件也异常艰苦，但廖月琴还是东拼西凑了20元给了孩子，让他借给没钱坐火车的同学。
这件事，令钟南山无比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是怎么对待其他有困难的人的。”母亲离开五十多年了，钟南山对于旧日的点滴却记忆如新。
父母的一言一行，不管有意或者无意，都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好的家风成就了钟南山，让他成为了一个有担当的好医生。
50年代，科研资金非常短缺，钟世藩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省吃俭用买来几百只小白鼠，在家做起了实验。
那时有人来找他，邻居都会说：“闻到老鼠味最大的那家就是。”
父亲的医术远近闻名，看到病人被父亲治愈后的开心，钟南山记在心中，默默将医生作为自己以后的理想：
“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的一个热爱的原因。”
当年经历过非典时期的人们，不会忘记钟南山这个名字。
最初，这场灾难并没有引起众人的重视。有专家提出：罪魁祸首是衣原体，这是人类已知的，是可治疗的。
当时正在一线接诊治疗的钟南山，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用治疗衣原体的方法试了，都试过了，没有什么改善，所以我认为不是。”
有朋友对他进行劝阻：“与官方意见不同，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
而钟南山却反驳道：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
那年清明节，钟南山回乡祭祖，他在父亲钟世藩的坟前自言自语：“父亲，我要说出真相吗？”
最终在中外媒体聚集的发布会上，钟南山选择了说出真话：
“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什么叫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敢言敢医”四个大字，写在钟南山办公室最为醒目的位置。
那年钟南山67岁，这位老人一直在非典的最前线工作。
在情况最为艰难之时，他说：“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为了更好的治疗患者，钟南山坚持近距离观察每一个患者，甚至直接观察患者口腔。
2004年，钟南山由于身体透支得过于厉害，得了心肌梗塞，放过一个支架。自那之后，他愈发开始加强锻炼。
每个星期有两到三次的慢跑，单双杠，室内划船等运动项目，只为使身体能够始终保持强度，更好地投入到医学工作中去。
子女教育最大的差距不是金钱地位，而是家庭本身全方位的人生积累。
钟南山至今都忘不了多年前一个从偏僻山村，来治病的小女孩。
女孩来到医院后，钟南山与团队给她做了一个检查，发现肺里面有很多细的小点状的病变。病人没有什么症状，就给她用了一些药。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用药之后，女孩的病情发生了恶化。后来再经过一些检查，钟南山发现病人的痰里存在结核菌。
尽管这个小女孩后来经过一系列治疗身体恢复了，可是钟南山依旧心存愧疚，他表示自己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情。
钟南山已经84岁了，可他依旧在不停地学习。中国的病人太多，病种也太多，他最大的希望是年轻医生不要满足现状，要不断地探索。
“当医生本身就是如何对待人，只希望他们能够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