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冷峻?

◆ 我们当然应该抗拒被强迫的多愁善感-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估斯多葛主义。虽然女性学者需要转移在教室、会议上承担情绪劳动的负担-但是却不能卸下自己同情心的重负——虽然这么做看起来那么诱人。

 “当我等待我的第一轮学生评估结果时，一位女同事告诫我：对学生来说，你要么是母亲，要么就是坏女人——也就是说，你要么很友善、善于育人、对他们很有帮助，要么就傲慢、态度轻蔑、袖手旁观。”布朗大学英文系博士生菲茨帕特里克(Katie Fitzpatrick)最近在《高等教育纪事报》撰文，谈起她初入学院职场的感受，“尽管我最终收到了学生的很多中肯意见，但毫无疑问，他们反馈的核心多是关于我的个性。”

数年来的研究支持了这种感受。1999年，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学生们期望女教授比男教授更友善，不要对他们严词厉色”。最近，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M.Schmidt)的调查则显示，男教授更有可能被称为“天才”，而女教授被更多地以个性来评判。许多女教师说，学生们经常把她们当作辅导员或社工。女学者，像其他行业里的女性一样，就是用来处理情感类问题，成为一个团体里的“情感担当”的。

玛丽·麦卡锡

正因此，戴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1997年曾获普利策调查报道奖)的新书《咄咄逼人》(Tough Enough，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7)会对投身学术的女性极具吸引力。这本书考察了一众女性知识分子：犹太思想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摄影师黛安娜·阿伯斯(Diane Arbus)、作家琼·迪迪翁(Joan Didion)，虽然她们各自都术业有专攻，却可以被妥妥地归到一个类别里——在看待世事尤其是苦难时，她们似乎都养成了一种很酷的、无情的态度。玛丽·麦卡锡所说的“冷眼”，不仅仅是她个人对展示情感的厌恶，还支撑了一套道德立场和美学方法。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大概可以被称为“冷峻派”。

戴博拉·尼尔森

《咄咄逼人》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7

这样的态度自然会激起男同事的鄙视，他们认为这些女性“无味”“冰冷”“非人”。其中几位女性甚至在更广泛的人群里“臭名昭著”——因为她们在似乎最需要情绪的时刻，采取了不带情感色彩的口气。阿伦特批评以色列检察官在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使用了过度情绪化的语言；迪迪翁讽刺新左派自以为是的善意；桑塔格则在“9·11”事件后不到两周，谴责美国官员和媒体“道貌岸然、隐瞒现实的言辞”。

撇去公众的愤慨和男性的自负，尼尔森想知道的是，这些女性准备通过她们冷冰冰的态度达到什么目的呢？她书中的结论是，冷峻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伦理、美学和政治策略，也就是说，是女性知识分子们有意为之。像阿伦特和桑塔格这样的作家，作为战后独特知识传统的一员，她们一直认定，处理任何社会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待在现实的冷酷痛苦之中。

玛丽·麦卡锡

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奥斯威辛、广岛、难民营，都聚焦于创伤经验和同情表达。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则试图不带感情地处理这些事件。尽管她们身处各种不同的艺术和知识传统——神学、文学批评和摄影等等，但在表达极度情感的时候，她们都一致倾向于斯多葛主义，表现得坚忍、克制。

尼尔森证明，不诉诸情感的方法最有助于作家和思想家抵制社会强制的情感表达。在危机时期，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经常被要求放弃其批判性反思和判断，而转向对某一特定群体或事业的效忠表达。因此，左派会认为冷峻是抵制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有用策略，如桑塔格批评“9·11”事件后的修辞，避免强制表达爱国归属那样。与此同时，右派也同样会抵制要求辨认历史上受害阶层的呼吁。因此，实际上“不带感情”已经吸引了整个政治界的实践者；如果某些形式的归属已经使人尴尬，人们会很容易感受到与这种情绪拉开距离的价值。

但是，这种冷峻是否真的有助于处理问题、呈现思想、支持到自己想要支持的那一方呢？尼尔森引用了阿伦特《论革命》(1963)中的一段，其中反对各种政治情绪。“人心”是一个“黑暗之地”，阿伦特说，所以最好不要放到政治领域：“无论一个动机多么发自肺腑，一旦被提出来并暴露在公众的视线内，它就成了怀疑的对象，而非洞察力。”对于阿伦特来说，态度冷峻地处理事件，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政治立场。然而，这种“无情”同样也可能大错特错。要知道错得有多离谱，可以看看阿伦特《反思“小石城”事件》这篇文章。

在这篇1957年的文章里，阿伦特批评了NAACP(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校园隔离的斗争，她认为这是一个被误导的政治目标，因为他们的追求不够“谨慎、温和”。她认可在公共服务领域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但她接下来的推理令人困惑——她认为学校不完全是一个公共机构，因为学校关涉到孩子，因此同时处在家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领域里；她还暗示说，非裔美国父母由于认定校园融合是体现社会进步的模式，而忽视了更严重、迫切的歧视形式。

在后来的一篇序言中，为了捍卫自己对NAACP的批评，阿伦特写道：“被迫害的少数从来就不能判断事项的优先顺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愿意为社会机会而不是为基本人权或政治权利而斗争。”在这里，她那有名的冷峻论调变成了傲慢和侮辱。她并没有因为(她自己也承认的)对这个话题的无知，表现出适度的同情或谦卑，而是保持冷漠、轻蔑的语气，在其他著作中更甚。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对问题成因有何真正致力或同情，这让她的冷峻风格变得更加不合宜。

汉娜·阿伦特

冷峻作为一种道德姿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有否对事实做出正确判断。如果真的把言辞尖利误认为是感受力敏锐，那就不会抱持什么好的意图和对的见解。简言之，这是非常危险的求知方法。尼尔森写道：“当冷峻策略成功的时候，它的描述是‘清醒’‘清晰’‘精确’‘克制’‘一针见血’的。但当它失败时，冷峻就转变成冷淡、笨拙、侵略甚至残酷。”阿伦特的《反思“小石城”事件》就是冷峻遭遇大败的一个例子。

阿伯斯、阿伦特、迪迪翁、麦卡锡、桑塔格、韦伊都敦促人们对那些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姿态保持警惕——如安抚、宽慰、分散注意力，或者自视为关怀体贴、有同情心、受苦受难的烈士。尼尔森认为，我们应该将“冷峻”也添加到这个诱人的幻想列表中。它会提供虚假的感觉——似乎我们不像歇斯底里的其他人那样，我们能够理性、准确、不带感情地认知。

在这六位思想家中，尼尔森认为只有迪迪翁才显著地修正了她与情感的关系。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她写就的回忆录《奇想之年》(2005)和《蓝夜》(2011)里，迪迪翁不得不开始使用那些自怜的词语。迪迪翁曾批评别人只是停留在自己的痛苦里，还呼吁人们发展一种自力更生的“道德韧性”。但是她逐渐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正当的。她意识到，这样做是自欺欺人。正如尼尔森所写：“迪迪翁已经发现，在她坚韧、冷峻、未受蛊惑的道德主义里，她已经从痛苦的感觉中畏缩，把自己投射到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的伪装之下；她投入的是‘伪装成斯多葛主义的情感的自我放纵’。”

这本书敦促我们质疑“冷峻”这一道德姿态的价值和局限。我们当然应该抗拒被强迫的多愁善感，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估斯多葛主义。虽然女性学者需要转移在教室、会议上承担情绪劳动的负担，但是却不能卸下自己同情心的重负———虽然这么做看起来那么诱人。

第二性的压力始终存在，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正面迎战的方法：已经有学者在处理情绪情感，想把它带进政治哲学。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一直强调情感在伦理学、政治学中的重要性。在《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正义很重要》(2013)一书中，她继续探索政治情感在维持“体面”的自由社会中的作用。这大概是“女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冷峻”这一叙事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