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奥义（杜课7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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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奥义

1998年12月13日，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正式出版。这本 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在此之前，西方人对1937年发生在中国南京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戮全然不知，此书揭开了历史鲜血淋漓的一页。

而在她的这本书中，最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一本来自一个德国纳粹——约翰·拉贝的日记，他的讲述，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的最有力证词。

69年前的今天，那个用生命践行人道主义精神的德国人，拉贝先生，去世了。 ‍ ‍ ‍ ‍ ‍ ‍ ‍ ‍ ‍ ‍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加入了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

拉贝于1908年来到中国。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还曾代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对德宣战。因此，拉贝数次遭到中国政府的驱逐，最后被迫回国休整。

被遣返回国的第二年，拉贝回到中国，以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做着掩护，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才在中国落定脚跟。

拉贝与大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都有着极为特别的关系。除了军界人员之外，他还经常接洽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要员，以及以纳粹党徒身份嵌入日本军界的间谍佐尔格。

也正是这些复杂的身份与经历，才使得拉贝的日记以及保护下来的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日本人在国际法庭辩称“一个纳粹党徒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该被公信...…”。

1937年冬天，大量的日本军队蜂拥至南京城内。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

1937年9月，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馆向所有驻外人员下达了最后通牒：日军将于9月21日对南京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但拉贝却不顾警告，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他说， “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已与我无法再分割，我必须留下”。

战争中，拉贝在广州路上的小别墅里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国难民。

无恶不作的日本士兵常常翻过别墅的院墙，大多数情况下，拉贝只需要亮出自己的纳粹袖标或者大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立刻变得很有礼貌，然后灰溜溜地逃走。

那是拉贝的高光时刻，他让无数人能在这个死亡了的城市里回味生命的余温，他也成了这个无比黑暗的城市里最后一盏亮着的明灯。

凭借着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逼迫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得以成功运抵，拯救了数十万人的性命。

除此之外，他还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

然而，就在挽留了无数人的这几个月里，拉贝的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

1937年圣诞节的这一天，几个中国人知道这个日子对西方人的重要意义，所以买来了整个南京城唯一的一颗圣诞树，还有一些圣诞玫瑰和蜡烛，认真的把房子装点了起来。

中国新年的那一天，拉贝的所有佣人和雇员都隆重的向他拜年，难民们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他三鞠躬。许多年轻的姑娘们感谢拉贝保护了她们，救了她们。可是拉贝心里仍隐隐作痛，因为一切 “还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中国人献给他一块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在日记里，拉贝写道， “在过去的两周中我不得不经历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能有这个，真是太好了。请你们相信我，我也在心中为你们大家祈祷……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拉贝对日军的不断施压、指责与控诉，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召回拉贝。

1938年4月拉贝抵达德国后立即四处公开演讲、作展览、放映马吉拍摄的纪录片。他还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此报告当时没有公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也被没收。

之后，拉贝被盖世太保逮捕，纳粹分子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

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执拗地抗争着，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英国逮捕。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后，他被暂时性释放。

然而，在英国之后，前苏联方面又再度把他丢进监狱。

在最后一次离开监狱之前，拉贝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了随时会终结生命的地步。

1946年6月，拉贝被同盟国无罪释放。 宋美龄找到了拉贝一家，希望拉贝能在东京审判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但被拉贝婉言拒绝。

鉴于在南京时救死扶伤、拯救万民的功德，拉贝得到了南京市民的捐助以及国民政府的每月接济，全家得以度过战后物质匮乏的难关。

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南京为止。

1950年1月5日拉贝于西柏林中风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家人保存。在当时，他的逝去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只写了一句话： “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 拉贝” 。

1996年年底，拉贝重新为世人所知，《拉贝日记》在尘封了60年后，终于向世界揭开了那段不为人知却献血淋漓的历史，拉贝也终于实现了对所有遇难者的诺言。

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迁至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远成为了这片他倾注了爱和仁慈的土地的一部分。

拉贝的故事里，充满了富有张力的观念对抗，几乎可以视为这个矛盾世界的的象征。他是纳粹，却依然葆有正义心，他来自敌对的国度，却依然爱着中国人民，他置身于残酷无情的战争机器，却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的四周满是魔鬼，却依然信仰着仁慈的上帝。

读了拉贝的故事，我们大概 不再能确定政治是人的第一属性，不再能确定敌我的划分只基于国家阵营，不再能确定深渊中的人类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基督徒常说，基督在万有之上，超乎万有。1914年，胡适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曾引用了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胡适将该句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而哲学家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越经常、越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哲学家，但我们应当相信， 在一切利益之上，犹有道德，在一切政治之上，犹有良知，在一切国族之上，犹有人性，在一切理论之上，犹有真理，在一切知识之上，犹有常识，在一切表征之上，犹有真相，在一切怀疑之上，犹有信仰。

我们也应当相信，尘世中，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价值的信仰者，人类世界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人性世界。

当一切不确定的东西都不可信任时，我们还可以信任普适价值（universal value），亦即信任那些超越宗教、国家、民族，源自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

当一切珍贵的东西都失去庇护时，我们还要坚守人类而有之的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思想自由的权利。

而 当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我们还可以信仰真和善、公平和正义、仁慈和怜悯。

这才是拉贝故事里的真义。

参考资料：

[1]黄慧英：《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行为及思想变化简析》[EB/OL]

[2]中国网：《还原被电影涂抹过的真实拉贝》[EB/OL]

[3]彭小有：《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25万平民了德国纳粹党》[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