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兰勇
红楼人物中，可以互谈《西厢记》的，唯有宝玉、黛玉二人。宝钗、黛玉也曾谈及西厢，但钗黛谈西厢，实际是禁谈西厢。二玉谈西厢，出于情，少年心事，借崔张之口得以传达。宝钗劝黛玉以女德女红为重，出于礼，在宝钗看来，女子读书是末事，西厢之类的邪书更不可读不可谈。什么是邪书？有违礼法的便是邪书。至于礼法本身的合理性，则不在宝钗考虑范围之内。
袭人要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凤姐等人交待，回家后其他人都要回避，住下的话，不要用别人的铺盖，这是出于礼。袭人已被暗许为宝玉之妾，已是贾家的人了，在外面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贾家的尊严；她是贾家的私有财产，被外人看一眼都了不得。袭人离开的第二天，晴雯生病，宝玉劝她不要声张，免得王夫人命她回家养息，宝玉悄悄请来了医生诊治。王夫人关心宝玉，宝玉则全为晴雯着想。谈到用药时，宝玉有一段妙论，概而言之，即：男人是老杨树，女儿是白海棠。宝玉的劝言妙喻都是出于情，与血缘亲疏、地位尊卑皆无关。宝玉对黛玉说过“疏不间亲”之类的话，但读者不可当真。以黛玉、宝钗论，黛玉在血缘上更亲，但跟探春、迎春比呢？探春虽是庶出，迎春虽是堂姐（亦庶出），但在血缘上都比黛玉更亲。而二玉之深情，是其他人都比不了的。
凤姐惯说场面话，但也并非没有真情。凤姐宝玉同去看望病重的秦可卿，宝玉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凤姐呢？“心中虽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见了众人这个样儿反添心病”，便一方面安慰秦可卿，一方面支开了宝玉。宝玉担心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就编造了扬州黛山林子洞耗子精的故事，引得黛玉翻身起来拧他的嘴。凤姐之于秦可卿，宝玉之于黛玉，虑事之周全，用情之深挚，令人动容。邢夫人的亲戚邢岫烟到贾府后，邢夫人无心周济，倒是凤姐对邢岫烟颇多怜惜之情，这亦是凤姐的可爱处。
翻看《管锥编》，发现中外在反对女性读书作诗方面是相似的。古人引李商隐的话：“妇人识字即乱情，尤不可作诗。”王灼批评李清照：“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法国某作家说：“宁愿妇人须髯绕颊，不愿其诗书满腹。”英国某作家说：“女手当持针，不得把笔；妇人舍针外，无得心应手之物。”（以上引自《管锥编》）关于女性读书，中外文人多持反对态度，原因何在呢？ 读书作诗就会乱情，乱情即悖于礼当。宝钗平时不作诗，也不教香菱作诗，宝钗每次作诗，几乎都是堂皇正大之词。宝钗诗几乎都是为应酬（礼）而作，这样说，不是在评价其艺术成就。黛玉的诗，大多是私下写的，就像女生日记，不许他人轻易翻阅。填柳絮词时，宝钗先构思，想想怎样写才能出类拔萃，这是一种竞争的心态。宝钗在写诗方面当然特别有见识，但写诗绝等同于比赛，以比赛争胜的心态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不是正路。黛玉当然知道古人写的柳絮诗词很多，但她无意与古人争胜，只是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宝钗胜在立意之高，黛玉则以情感真切动人。
人生处世，不可无礼，亦不可无情。礼太过，便流于虚伪或湘云说的“假清高”。出于真性情，方为真名士。像傅试派到贾家的两个婆子，只可视为愚。而贾赦之流的所作所为，多出于欲。愚与欲，都无所谓礼，更无所谓情。
《红楼梦》写人情世态的文字，在其他书中也能找到。《水浒传》就特别擅长写市井风情，如写王婆一段文字，令人如见如闻，惊心骇目。但红楼写至情至性的文字，则非施罗诸公所可梦到。红楼温暖人心的地方，也正在此。
在“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一节中，凤姐自比于斑衣戏彩的老莱子，引贾母发笑，多吃点东西。贾母说：“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一钟酒。”贾母类似的话在书中多见。贾母要娱乐，可以听女先生讲佳人才子故事，可以听凤姐讲笑话，佳人才子故事与凤姐的笑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徘徊于礼与非礼之间。“理治之书”沉闷无聊，贾母没有兴趣；主仆之间尊卑分明，仆人的语言也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只有像佳人才子这样徘徊于礼与非礼之间，甚至偶尔逸出礼法范围的故事，和凤姐（以及偶尔到贾府的刘姥姥等人）同样徘徊与礼与非礼之间的笑话，才能引起贾母的兴致。而佳人才子故事，贾母听个开头，便能猜出结局。因为这样的故事“千部共出一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千百年来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故事都是相似的，编的故事也是相似的。倒是凤姐比说书的女先生更高明，但二者性质却是一样的。
传统礼仪中不合人情处颇多，这是造成生活沉闷无趣的原因之一。鲁迅讲道德：“道德这事，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便，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传统礼仪主要不是为了自他两便，而是区分尊卑，这样就极易流于虚伪。比如我们常常自贬以抬高他人，但暗地里又要争面子。
小红为宝玉倒茶，秋纹知道后，“兜脸啐了一口”，骂她“没脸的下流东西”，“你也不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小红被凤姐差去办事，晴雯说她“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传统礼仪就是让人各安其位，是仆人就做仆人的事，是二等仆人不能做一等仆人的事。这种尊卑森严的礼法观念，严重阻碍了个人才华的发挥。小红的爬高枝，只是借机展现能力，争取与能力相符的地位而已。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一个把展现能力贬为不安本分爬高枝的社会，是不可能有进步的。
古人中有人有感于礼的虚伪，便提倡情。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记”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具有一种破坏的力量，可以打破尊卑之别，打破年龄差距，打破国籍限制。在汤显祖看来，情甚至可以打破生死之隔。古典文学中，写情的最佳之作不是《牡丹亭》，不是《西厢记》，也不是打破人鬼、物种区别的《聊斋志异》，而是《红楼梦》。
就写情而言，《红楼梦》堪称不朽。但我们仍不得不说，当礼法虚伪、禁锢人性时，我们与其一味张扬真情，独标性灵，不如去打破这礼法的束缚。在牢笼中蹁跹起舞，不如去撞破这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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