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新书，推荐这 12 本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施小炜

出品方：读客文化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4-10

时隔六年，村上春树又出了新的长篇。这次的长篇，不像之前的《刺杀骑士团长》和《1Q84》有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更接近他早期的风格，也就是说，是纯正而熟悉的“村上味儿”：孑然一身的不缺钱的男人、神秘又迷人到近乎刻板的女性、音乐与啤酒（这次换成了红茶）、少年时代青涩美好而后失落的恋爱、与现实略微有些不同的怪异事件。熟悉的元素悉数登场，你可以说村上不思进取，但在文学世界里，能找到这样一种不令人厌烦的熟悉感，倒也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本书来源自他继《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后的第三篇小说，但那是一篇从没有公开发行过单行本的小说，是他的“不满意之作”。几年后，村上把那篇小说扩写成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近40年后，他又将这篇小说重新扩写，成了如今的这本长篇。它的故事便开始于“世界尽头”，那个需要割去影子才能进入的小城，小城外金色的独角兽，以及小城内阅读“旧梦”的图书馆。

村上春树究竟是严肃文学作家还是通俗文学作家，这件事尚有争议，但经历过大量阅读的训练，自认审美一流的读者，通常会流露出对村上嗤之以鼻的态度，比如说他小情小调，来来回回都是那一套。但我觉得，有些作家固然是炸药，是高山，但像村上这样犹如城市小公园一样的，没有什么绝景奇观，但令人松弛舒适的作品，也是阅读生活里值得一去，且值得频频光顾的风景吧。

《日暮时分》

作者：【韩】黄晳暎

译者：徐丽红

出品方：磨铁·大鱼读品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年：2024-9

韩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对我而言无甚惊喜，也不做评价。反倒通过此次得奖，让韩国文学跃入大众视野。韩语文学在中国的出版，形成一种气势，也仅是近几年的事情，这方面大鱼读品做了大量工作。大部分韩江的中文译本正是通过它，到达中国读者之手。就我的阅读视域而言，对韩国文学终归是有偏见的。可能是我个人因素使然，偏见源于韩国电影，还是对这个民族本身就有负面评价，不得而知。但这是后话，韩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强势崛起，这是事实，得承认它，只是这种热潮是一时风气，还是铸留经典，就留待时间来评判吧。

黄晳暎这位韩国作家我此前闻所未闻。因之我自认对世界文学的阅读谱系还是较广，便很能说明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显然是少的。《日暮时分》不长，非厚实的中国式小说文本，借用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通过三重视角转换，讲述了韩国上下两代人命运交错的故事。一反面是曾经的恋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另一反面则是不同代际也有着不一样的命运。这种分野反映出的正是韩国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的巨变，特别是城乡变迁。作者借男主角朴敏宇建筑师的身份，揭示了城乡变迁对人的冲击，“故乡不在”给人生暮年带来的空虚之感。

这个故乡同样也是一种精神的原乡、心灵之根，当它在极速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消隐，甚至消失不见，人在世上便无法扎根。爱，或许是一个普世的答案，可以维系我们在尘世的痛苦挣扎。不过，黄晳暎显然对此持悲观态度，书中的年轻一代金敏宇和郑友姬虽然同居，但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爱，金敏宇最终选择了自杀。朴敏宇与金敏宇的母亲年少时相爱，这成了后者的一种念想，但念想解决不了现实困境。事业有成的朴敏宇终归要面对自己的结局：没有了故乡，不知何去何从；而故乡正是他“亲手”拆除的。

《梦女》

作者：【美】埃丝特·李

译者：张悠然

出品方：中信·无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24-7

读《梦女》的感受可以用诡异来形容，我对情节和语言云里雾里，又能很清晰地感知到那些明晃晃或暗戳戳的情绪——直到看到后两章豁然开朗：看似如此疯狂的迷恋，果然还是抵抗虚无的尝试。

“梦女”在网络上大致指向幻想自己与二次元角色/偶像发生强互动的女性，书里的主角也是这样一位幻想自己与偶像发生关系、并写下同人文的“梦女”。梦女在偶像（我们暂且称之为偶像）的舞蹈里瞥见黑暗中有一缕永恒的可能，便秉持着在破碎的世界里找到修理工的信念全身心爱着他。这份爱因为非现实而绝对安全，所以梦女明知不可能而继续为之，投注着所有热情，寄希望于二人完美联结的命定时刻。

这样的爱总会跌入现实，彼时失望和孤独变得更彻底，人仍然脆弱和空虚。和笔下的同人文不同，梦寐以求的那一天真的来临时，人反而显得更悲哀，但我们又都知道：谁都会在一些瞬间，拥有和梦女同样的决绝，开启同样“自我毁灭”的追寻。

《无尽与有限》

副标题：36岁当妈妈

作者：荞麦

出品方：明室Lucida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2024-10

认识荞麦，始于看她在微博上对读者来信的回复和日常生活的分享。远观她所展示的确有不少满足美好想象的部分：在婚姻家庭里拥有更多的自我，丈夫会主动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小孩可爱有奇思妙想，也许还有精英知识女性的文艺审美与穿搭风格。但换到她的角度，展示这些的同时，写一本也讲述自己生孩子前后的妥协、挫折、惶惑、迷惘、不足的书，需要勇气。这是公众形象背后更隐秘的部分，也印证着非虚构写作的难处：过多的自我披露对作者（甚至是小说作者）来说并不多么容易和安全，尽管它也能满足另一部分表达和经营的需要。

书中先写到她作为较高龄产妇的生育过程，种种生理不便、疼痛、受损。母性和母职信念没有随着生产自然到来，而是一双在乡野中被放养长大的新手父母，带着对新生命如何健康成长的理性思考，几乎可以说是实验地在育儿，伴随一系列兵荒马乱。印象深刻的是，她说许多女性朋友都曾经想为了自己而去往远方，后来的现实却是为了教育孩子。她也写到自己和妈妈之间未解的心结、与丈夫的吵架，对生活更有自主权的女人也无法跃过这一切。育儿也不只是事务性劳动，她认为是认识和处理一种权力关系，小孩子是真正的社会弱者。非常多这样的新观念和教育方式，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父辈，也可能异于我们身边很多可见的父母。有意思的是，这场育儿仍在进展中，留下了更多的期盼空间。

回到一个有主体意识的妈妈的故事本身，这本书讲的其实是人的复杂、爱的复杂，是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进程。当妈妈需要审慎，但可能也需要一种冲动，是文明和本能的结合，它不是女性主义四个字这样简单，也不止于学习和传播女性主义知识理论。这甚至和隔着屏幕观赏和想象一个理想化女性个体的婚育生活样本也是全然不同的，最终每个人自己的解法都在各自的实践和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回到阅读这样一本书，最需要的也是独立思考和分辨，然后浇灌生长更多自己的智性、感性、可能性吧。透过个体的有限，抵达集体处境的无尽。

《她们走上法庭》

作者：蔡寞琰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出版年：2024-10

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述“底层”女性通过法律伸张正当权利的书。她们“走上法庭”并非自愿，而是因作者蔡寞琰的努力。蔡寞琰身为律师，同样从“底层”走来，对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女性有着强烈的理解和共情。他让女性走到法律面前大声诉求，过程无疑是艰难的，反映出的正是普罗大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女性面对习俗与法律的无奈与挣扎。

书中每一个故事都触目惊心，在各种社会惯习和陋习间，女性遭受着显见的不公，她们自己不伸张，也没人为她们伸张。蔡寞琰以法律人的良知走进当事人的生活，不仅帮她们打官司，还用笔记录案件的细节，挖掘背后的社会成因和人性困境。特别让我惊讶的是书中人物所使用的各种“村言村语”，鲜活生动地展现出底层人民的形象。当然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身为男性为底层女性群体作出的艰苦努力。

《性别打结》

作者：【美】艾伦·约翰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见识城邦

译者：杨晓琼

出版年：2024-10

虽说读过不少关于父权制或女性主义的书，对相关议题已有或深或浅的理解，但读到《性别打结》仍然为之一震。我愿意将其看作了解父权制的最佳入门图书。说“入门”，并非指其浅显易懂，书中有很多概念、理论，同时又通过各种例证、比较，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揭示父权制的本质。该书出于男性学者之手，是另一处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作者身体力行地“把自己作为方法”，从“父权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男性视角出发，解构父权制度，拆解父权制遗产，从而解开性别之结。

“父权制是一个围绕着文化构建的性别类别所组织起来的不平等体制，我们无法避免参与其中。”作者指出，所有人无论何种性别，都是父权制的帮凶。“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参与着这个压迫性的体制，没人能够选择是否参与，只能选择自己如何参与。”当我们指责父权的时候，更要探问其背后的制度，如同“大他者”，“一个社会问题的垃圾倾倒场，一个永远无法被问责的替罪羊，尽管我们以为它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它无法回应我们，更无法真正采取任何行动”。

父权制的关键是支配与控制。“父权制的决定性要素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和痴迷于控制的特征”，背后的根源乃是恐惧，作者认为：现代父权制是由控制与恐惧之间的动态关系驱动的，男性通过控制寻求地位与安全，恐惧其他男性对他们施加控制，并将攫取更大的控制权当作唯一的出路。

因此生活在人为制造的“父权制”丛林中，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关键是，意识到日常行为背后习焉不察的“最小阻力路径”，违背它，去选择其他路径——“退出的第一步就是看清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如何影响了我们，我们如何参与其中，以及我们怎样做出不同的选择。”

《米兰讲稿》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译者：文铮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24-8-20

对于意大利全能型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似乎已经毋庸再度介绍。他那从文字到图像的旁征博引气势，再联想到他那体型和脑袋的形象气质，就是一座活生生的肉体图书馆；对不同题材或体裁的文字随时信手拈来，仿佛大肆吞书后还自备检索能力，能够随时调动任何文本。而后根据某一主题，幽默风趣地开始持续输出，各类著述仿佛搭积木般轻而易举。

《米兰讲稿》是翁贝托·埃科从2001年到2015年参加朋友发起的米兰艺术节的文字讲稿集，根据每年艺术节所定的主题进行主题式演讲。收录其中的十二篇讲稿，互相之间看似散乱无章，但至少都能从以往埃科所迷恋的主题中轻易发现这些内容的学术痕迹。无论是美丑的本质，还是阴谋与诱惑，抑或警句与谎言，再如开篇《在巨人的肩膀上》，埃科都在通过旁征博引的文本线索，梳理出我们如何看待事物发展的历史性视野，寻找某类现象在变动中的不变之处，为我们提供历史性的坐标感。

就像广为赞颂的开篇讲稿《在巨人的肩膀上》所呈现的那样，无论是弑神杀父的代际争夺，还是新旧事物的接受程度，抓住新旧事物的共同本质，提取新旧之间的逻辑关系，寻找二者之间的参照体系，便能建立起历史观念的坐标视野，帮助我们更好地看待新事物对我们的心理冲击，以及更好地培育我们自身的接受能力。再如关于美丑的讲稿，对这些基于情感接受方面的价值冲突，无论是绘画音乐服装乃至道德等，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和接纳程度，埃科提醒我们问题在于比例原则。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副标题：自由、政治与人性

作者：【日】蛭田圭

译者：孟凡礼

出品方：汉唐阳光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4-9

以赛亚·伯林和汉娜·阿伦特彼此之间互不顺眼，尽管二人几乎没有直接性的针锋相对，但更多的是伯林针对阿伦特的刻意性敌意。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不仅是思想流派的哲学鸿沟，也是现实政治的立场分歧，还有双方个性的情绪反应。

在自由观念方面，两人的分歧主要基于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哲学思潮的流派对峙。两人对峙的自由理论，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人的条件，进而影响到了他们对极权主义下的不自由和非人性的理解冲突。二人对于极权主义的观点分歧，在于极权罪恶的可怕之处究竟是质变还是量变。伯林主要基于俄国革命后的民族化阐释，而阿伦特则基于欧陆各国的国际化解释；伯林更侧重于观念因素如何影响极权压迫的内在逻辑，而阿伦特综合性地从政经文化等多重因素来追踪极权主义的起源；此外，对于失去家园的阿伦特而言，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更像是回过头向后看，而对于斡旋于战争外交与铁幕外交的伯林，更像是抬起头向前看，希望处理冷战对峙下的战后困境。

这种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又引发了现实世界的伦理冲突，集中体现在艾希曼审判这场全球论战之中。战后思想界对于犹太问题的现实处理，阿伦特倾向于回到事实本身就发掘历史真相，而伯林更希望基于现实世界的犹太问题来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一人希望能梳理经验，一人期待着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伯林自称直至1944年才知晓集中营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他自己在二战之中总是身处烽火之外，同样作为犹太人和知识分子的他，内心藏匿着良心不安的自我内疚，这就导致他在面对阿伦特通过自我经历所争取而来的评议特权时，会更侧重于高压政治下的道德困境的多元选择，而非阿伦特作为犹太人、幸存者和思想家等身份重叠下所拥有的道德审判权。

除去思想研究工作之外，两位知识分子在其他方面的人生抉择与社会事务也决定着他们在诸多事情方面的相异之处，尽管两人都试图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但较之于伯林身处的公务圈和决策层，阿伦特则通过社会活动和新闻事业来实现自己的现实抱负。这不仅导致他们在思想层面的认知不同，也导致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方法存在着不同。当然，还有个人气质与话语风格方面的不同，也加剧着两人之间误伤一般的话语冲突，比如伯林厌女般的不屑一顾，再如阿伦特崇尚的勇气生活。

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都是思想的创造者，都用自身的智识与勇气思考着不同版本的“什么样的社会或政体”“最能适应真正自由和人性的生活”的现实答卷。不管是思想流派的对峙，还是现实问题的殊途，他们都给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异质的思想资源，思考着人类世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殊途同归地激励和培育着后世的思想者们，哪怕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漫步，他们二人的思想遗产能像树杈之间偶尔闪过的微弱光线一样，都能帮助我们去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记者加缪》

副标题：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

作者：【法】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

译者：张冬锐

出品方：启真馆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10

作为记者的加缪，无论是对具体案件的追踪报道，还是对于媒体独立的生存探索，加缪都以一种无限接近理想主义的战斗姿态投身其中。作者梳理了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的几次重要报道和几场重要论战，故而这本书不仅书写了记者身份的加缪，也呈现了评论家身份的加缪；但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加缪投身媒体的理想主义式行动，为我们当下陷入种种泥淖的媒体、记者与编辑，重新召唤媒体人所应有的智识要求、道德生命、独立姿态和真相使命。

在阿尔及利亚的新闻阶段时，加缪试图通过尖锐而敏感的笔触，建构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意向性新闻”（它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还具有带来改变的决心），甚至认为论战是唤醒良知的一种方式。《阿尔及尔共和报》的使命是成为“民众聚集的论坛”，在创刊号上他便参与了多个栏目：从社会杂闻到文学批评，从法律专栏到新闻报道。加缪想凭借新闻记者的身份，实现“与现实对话”的文字梦想。

除去实地调查外，加缪不断搜集各类证词与数据，对相关法案法规进行详细研究，引入专家的法律论据，还借助自己的专栏文章构建与政府法庭平行的文字法庭。不仅如此，他还借助记者身份的书写训练，发展了自己对表达方式的品味，练习了对词语的选择，意识到仔细观察和切身感受真正发生之事的必要性。这些法律新闻的磨炼，最终也滋养了他后来的几部文学作品。

在巴黎时期，加缪观察了当时的各类都市报纸，力图从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氛围中突围而出，就像当年奥当案时，加缪持续调查与报道时所呈现的那样：当读者已经对“事件”感到厌倦时，坚持追踪它就是媒体的功劳；寻求的是证据而非轰动的证明。

1944年9月1日在《战斗报》社论中，加缪还认为记者首先应是一个被认为有思想的人。在他看来，新闻界应该站在犬儒主义和麻木不仁的、唯利是图和投机取巧的、因循守旧和机会主义的新闻业的对立面；索求真相，寻求理解，渴求知晓，直面真实，既是新闻职业的要求，也是人生理想的忠诚。这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如果关于事实的信息不能确保是真实的，如果辩论的对象不是事实本身，那么意见自由就是一场闹剧。”

《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

作者：【日】内山节

译者：熊韵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24-9

没读这本书之前，大概就能通过这个有趣的题目猜测到它的主题是什么。在我们的民间文化之中，也曾存在这样的传说和口耳相传的故事。在我的童年的成长时期，即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乡村，电视和电话还没有普及的时代，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忙碌一天的人最喜欢聚集在村子东头的谷场里纳凉聊天。闲聊的时候，总能听到各种绘声绘色，活色生香的故事，其中就不乏这种被狐狸骗了的传说，常见的主角还有胡子，黄鼠狼等等，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夜半十分，幻化成人，捉弄夜归的路人。小时候听到惊险又刺激，晚上回家就仿佛身后有人跟着一样，吓得一溜烟跑回家。

过了多年，我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简单传说的背后还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和解说，隐藏着意蕴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变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微观史写作的典范，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写得有趣生动，但又不乏深度，翻起来很薄，读起来很厚。从一个不起眼的传说入手，一点点拆解传说逐渐消散背后的多种因素，比如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战后经济的起飞，人们对自然观认知的改变，科学与理性入侵的影响，生死观念的变化等等。

这里面看起来只是一个迷信的传说的消散，但是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大时代的变迁。书中提到了为什么日本人不再被狐狸骗了，主要发生在1965年之后。这个时间段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日本人精神史上的一个转折，日本二战后的经济腾飞，大众文化普及，学生运动与市民活动蓬勃发展，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消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与自然交流减少，催生了一种现代性的革命。

这些分析其实也可以对应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再相信这些民间传说和鬼故事了。除了一种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的强力输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落文化的衰败，所有这些丰富的民间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村落，离不开一代代民间说书人走街串巷，进行口耳相传式的传播和集体创作。用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中的分析就是，我们丧失了分享这种集体经验的能力。讲故事的艺术被电视、电影、电脑和手机，包括AI取代了。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

作者：【美】乔纳森·利维

译者：鲁伊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2024-9-30

这本书并不是枯燥的经济学书籍，虽然书很厚，加上注释有一千多页，但是读起来并不吃力，很多细节和历史的描述都非常的生动。

书起源于作者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虽然是一个宏大而漫长的追根溯源的过程，但是对历史所有的追溯都是源于当下的紧迫性：2008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的时候，利维萌生了探究美国资本主义的想法，2020年经济危机再次卷土重来的时候，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利维想搞明白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是不是可以从中寻找到针对当下经济危机的一些启示，以进行历史上的清算。但是他的悲观也是一如既往，因为在作者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便是它的历史遗忘症，经济危机，大萧条，大衰退在四百年的历史中重复出现，但是至今也没有任何良策应对。

这本书的优点非常明显，针对的是普通读者的写作，把美国经济史作为主线，但是引入了更多丰富的内容，涉及到文学、建筑、女性权益的变化等等，这些内容的变化通常收到经济活动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方面的发展和决策的变化。

这是书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正如我们了解到的马克思的名言，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会不择手段，没有资本对金钱的习惯性的追逐，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但是本书作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资本家的盈利动机，不顾其他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假设禁不起历史的细查。利润看起来定义了资本主义，但是经济的参与者除了利润，还追求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才真正定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创新。书中提到了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的例子，当下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马斯克，如果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马斯克，我们无法理解他对技术创新的狂热，以及对火箭发射，火星移民计划的执着。

书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本书的前半部分讲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后半部分讲述了大萧条到大衰退的历史。这条线之中始终隐含着国家的影子。换句话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不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发展的历史，从这个国家的建国之初，资本主义与国家行为都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的监管和控制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国家行为的滞后性也导致了各种经济危机的产生。但是现如今的情况已经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时代的资本的权力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决策的各个层面，资本自我繁殖和壮大，变成了困不住的资本利维坦，才导致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在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