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视觉修辞的理论与方法视角切入，探讨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这是本研究的立论起点和逻辑方向。本文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从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可视化行为切入，聚焦于整个修辞过程中的具体的修辞实践和修辞环节。为了厘清视觉修辞的具体环节和实践，客观上需要对视觉修辞过程进行必要的细化、拆解和确立，而这直接指向了可视化实践的构成体系——修辞对象、修辞目标和修辞方法。具体来说，视觉修辞的对象是数据，如何选择、组织和呈现数据，这是视觉修辞框架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视觉修辞的目标是重构一种新的数据关系，即通过数据关系来体现话语关系，因此数据关系决定了视觉修辞的意义方向与话语落点；视觉修辞的方法强调抵达特定的数据关系所需要的叙事策略和操作方案，尤其体现为对叙事学意义上的认知维度的确立——时间和空间是两种最基本的认知维度，而交互实践(interactivity)则拓展了文本叙事的认知深度，因为交互行为其实就是在纵深维度上的一种数据整合方式。因此时间修辞、空间修辞、交互修辞便成为可视化过程中三种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和操作方案。综合来看，从视觉修辞的对象、目标和方法来看，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可以从数据、关系、时间、空间、交互五个内在关联的微观修辞实践切入(见图4)。本研究接下来将立足于五种具体的修辞实践，分别探讨每一个修辞实践的符号行为及其深层的话语生产机制，以此完整地把握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视觉修辞框架。
图4 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实践
(一)数据：从数据“链条”到数据“拼图”
数据是一种特别的信息形式，由于符合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逻辑传统，因此成为数据新闻中最核心的表达元素。其实，用数据说话，这也是传统新闻非常重视的话语方式，只不过数据新闻对其推崇程度更纯粹、更彻底、更系统而已。在传统的新闻叙事观念中，新闻的主体是人，新闻的终极落点是对个体生命及其深层社会议题的审视与关照。因此，数据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的阐释关系，并且统摄在个体生命的遭际、沉浮与变迁中。换言之，数据并不是孤立的表征对象，而是携带着深刻的人文内涵与叙事功能。与此同时，数据与数据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链条”，因果、推演、演绎、论证、归纳等认知手段铺设了数据“串联”的主体逻辑。然而，在数据新闻那里，数据一跃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新闻元素，它驱走了人物，模糊了背景，放逐了故事，拒绝了人文，只留下一幅视觉意义上的“数据狂想曲”。当数据从幕后走入前台，所有的数据只是作为表象存在，它拒绝了一切可能的质感、文化与社会状态，成为纯粹的自我指涉对象。
如果说传统新闻的数据关系是一种逻辑“链条”，那数据新闻最终呈现的是一幅数据“拼图”。所谓数据“拼图”，意为数据之间并不存在推理、论证、因果、演绎等逻辑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不朴素的、机械的类比和比较。可见，数据新闻割裂了传统新闻观念中数据之间的关联、深度与逻辑。当数据被置于一个扁平化的参照体系，数据之间只有大小之别、差异之分，传统新闻写作中特别推崇的人文话语在数据新闻的数据狂欢中全面退缩，甚至消失殆尽。因此，数据新闻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表达，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关于新闻表达的另类观念。具体来说，传统新闻极力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真相以及接近真相的方法或过程同等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新闻竭力呈现数据获取的整个脉络。数据新闻淡化了数据的获取途径和方式，只是对数据“结果”的简单呈现。当数据存在的背景、过程与方法普遍“缺席”时，数据如何选择、如何组织、如何表征、如何可视化就不单单是一个新闻认知行为，同时还是一个视觉修辞过程。换言之，在由数据驱动的新闻表征体系中，数据的选择、组织、布局和符号化过程都可能改写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这恰恰是视觉修辞在“数据”维度上的精妙“算计”。
尽管每个数据的指涉对象和表征内容是清晰的、明确的，然而当所有数据聚合到一起并形成一面数据“拼图”，其实相当于赋予了数据一种新的阐释语境。语境不仅限定或引导事物意义的诠释方向，同时也直接参与事物意义的生产与建构。(42)严格来说，每个数据都有其原始的统计背景和存在语境，然而数据新闻则对数据进行了“再语境化”处理，即将数据从其原始的存在语境中剥离出来，转而置于一个由众多陌生的数据共同拼贴而成的比照语境中。按照人类学家马里诺斯基的“语境论”，语境可以分为社会语境和情景语境，前者主要指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后者强调某种既定的存在场景。显然，数据新闻直接生产或再造了一种情景语境。艾洛·塔拉斯(Eero Tarasti)特别指出，人为再造的语境往往弥漫着强烈的权力意图，并将其命名为“权力语境”。(43)当原本驻扎在社会语境中的数据被推向了人为构造的情景语境中，数据新闻通过视觉修辞方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项“语境置换”工程。
当我们试图通过这道“数据薄纱”来接近并把握现实世界时，对数据以及重构的数据语境保持必要的警惕和反思无疑是必要的。由于可视化直接诉诸人们的感性思维，而数据一旦插上视觉的翅膀，那它便以一种强大的劝服方式主导、接管或误导人们的认知系统。因此，接近并确立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不能忽视数据本身的选择、组织、布局、符号化等修辞实践所制造的“视觉陷阱”。《卫报》的数据新闻《城市室外污染图》致力于在地图维度上呈现各个国家的空气污染数据。每个国家会选择不同地区作为数据监测对象，并用不同颜色的圆点表示其污染程度，绿色表示空气质量良好，红色表示重度污染。在数据的选择上，《卫报》仅仅选择了中国污染严重的30个省会城市，而美国的数据采集量高达207个，基本上涵盖全美绝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中国省会城市污染状况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而美国空气状况的区域同质性比较均衡，再加上美国数倍于中国的数据采样量，这使得全球地图上美国区域“一片飘绿”，中国的负面形象最终在色彩意义上被生产出来。可见，从数据“链条”到数据“拼图”，实际上是重置了一种权力语境。因此，数据的选择、组织、布局和符号化等修辞环节都会影响并决定视觉框架的呈现方式，其结果往往使数据携带了原本不可承受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恰恰是数据新闻实践中视觉框架生产极为隐蔽的修辞策略。
(二)关系：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概念置换”
弗里托·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生命之网》中指出，任何符号系统都包含了一个关系之网，关系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属性。(44)通过图式化的方式揭示复杂世界的各种关系，这是数据新闻致力于呈现的视觉图景。西方数据新闻的数据“拼图”实践，其实就是生成、重置或再造了一种数据关系。数据关系存在多种类型和形式，但常见的数据关系是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相关不等于因果，前者关注的是“是什么”，后者关注的是“为什么”；(45)前者属于非决定论范畴，后者是一种朴素的决定论思想。进一步讲，相关关系仅仅是揭示事物之间存在方式上的关联性，而并非强调二者之间的决定关系或因果逻辑。西方数据新闻又是如何在视觉修辞实践中回应这对关系的？
数据新闻立足于大数据思维基础，竭力从海量的信息形式中发现新闻。(46)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的标志性“产品”就是发现了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尽管在科学性上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但现实中因果关系却主导甚至主宰了人们的社会认知——“当我们看到两个事物连续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它们。”(47)即便两个事物之间只是普通的相关关系，人们也会有意去建构其因果关系，并将其“误认”为一种合法的存在。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快思慢想》中指出，人类普遍存在两种思维模式，第一种是基于感性认知的快速思维，第二种是基于理性认知的慢速思维。快速思维遵循了简单的“蒙太奇思维”模式，其结果就是往往会臆想出一些因果关系；慢速思维则强调在日常生活表象面前保持极大的克制和理性，尤其体现为对现实中相关关系的冷静确认。(48)在视觉文本面前，人脑总会本能地寻找认知捷径，启用快速思维，这是由大脑的认知惰性决定的。(49)数据新闻是一种典型的视觉文本，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原本可能呈现的相关关系偷换为因果关系。
一般来说，只有同一语境、同一类型、同一层次的数据才具有比较的可能性与科学性，一旦不同背景的数据被置于同一个关系结构中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绝非因果关系。纵观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一种常见的视觉修辞手段就是制造了一幅“因果幻想”，使人们很容易站在西方优势话语立场上想象中国，并将可能的相关关系误认为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的“举动”引起、决定或导致了其他国家的经济下滑、军费增加、工厂外迁、贸易制裁、冲突加剧等。《纽约时报》的数据新闻《中国高学历的人失业率高》表面上呈现一个特殊群体的两个属性——学历与失业率，但却忽视问题的复杂性，近乎粗暴地给出新闻标题所揭示的因果结论，让人们容易形成“读书无用”的认知错觉；再如，《卫报》的数据新闻《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图5)呈现了全球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数据之间原本是相关关系，但是《卫报》却将这些数据置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特殊语境中，这无疑重置了一个因果框架，误导人们形成一个极不科学的因果推断：中国应该对全球气候变化全权负责。(50)显然，西方数据新闻充分利用大脑工作的认知惰性，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的归因处理，用因果关系“偷换”相关关系，使得西方话语深处的“预设立场”不露声色地进入文本的表征实践中。因此，当所有数据“聚合”到一起，在认知意义上生成、重置或再造何种数据关系，这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
图5 《卫报》：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
(三)时间：时间线与“时间政治学”
时间线(timeline)是一种基本的叙事维度，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当时间线进入文本的叙事体系，深层次意味着一种面向事物的组织和管理方式。(51)在《从混沌到有序》中，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和伊莎贝尔·司汤热(Isabelle Stengers)赋予了时间特殊的认知价值，并将其视为一种终结不确定性的思想方法，认为时间的功能就是“从混沌中产生出有序”。(52)正是在时间维度上，事物获得了一个连续的认知坐标，所以才被赋予了“发展”“变化”“趋势”等属性和意义。时间线发现了事物的时间属性，并赋予了事物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53)这直接决定了事物以何种方式出场，以及以何种方式呈现给主体。在时间线上，时间节点如何选择？时间刻度如何管理？时间坐标如何确立？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决定了我们按照何种方式来突破混沌的、变化的、不确定的自然系统。考察文本叙事中的时间实践，其实就是关注时间线上的事物选择与要素重组策略，本质上意味着一种修辞行为。因此，将时间线引入文本叙事，其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时间维度来认识文本框架，而文本话语正是在人为设定的时间线的缓慢前行中流露出狡黠的笑容。
在西方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中，时间线是一种常见的数据整合途径，本质上体现为权力话语在时间维度上的策略部署和框架实施。时间线激活并拯救了事物属性的连续性和总体性，因而传递的是一种新的认知观念。当中国议题被置于时间线上并接受时间的“考验”，其实就是在历史维度上发现了事物的另一种存在属性——过程性和状态性。《卫报》的数据新闻《世界如何使用碳资源》在时间线上显示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在图示方式上，《卫报》以每个国家为圆心的圆圈大小表示碳排放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的圆圈逐渐变小，中国圆圈不断膨胀，最终“吞噬”整个世界地图。显然，当视觉圆圈代替数字本身，实际上是借助视觉修辞的方式有意强调并放大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时间线上，事物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多维的关照视角和关系结构，争议以一种视觉化的方式在时间线上缓慢生成。
时间线上的事物表征，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形态就是对“时间曲线”的构造与发现，因为曲线本身暗含了对事物变化过程与规律。曲线揭示了某种数据规律，并将这种规律可视化表征了，这极大地迎合了大脑认知的惰性原则，因而创设了一个不设防的认知管道，使得人们大大降低了对数据科学性与合法性的警惕与堤防。在时间线上，中国往往被置于一种与他国的比照体系中，这使得时间线上的节点、刻度、标注、符号形式等信息都携带了明显的价值判断。《卫报》在数据新闻《中国金融危机》有意选择2015年6月作为中国股市曲线的“起点”，而6月恰恰是中国股市开始疯狂走低的时间节点，同时在图表“绘制”上有意“拉大”数据刻度，给人一种动荡不堪的经济局面。
时间线上，曲线不仅指涉数据本身，也指涉一种发展趋势，即具备预测未来的潜在优势。西方数据新闻往往会根据现有的趋势变化来“绘制”未来某一时期的数据前景。在时间线上，曲线落点选择、演变过程呈现、未来数据趋势、坐标位置安排等已经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很可能成为一种携带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书写行为。《纽约时报》的数据新闻《制造业成本上升》绘制了10年来(2004-2014)世界各国制造业成本的变化趋势(图6)。《纽约时报》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美国1美元的产品成本，其他国家需要多少钱？在图表设计上，《纽约时报》有意翻转了常规的坐标类型和赋值方式(将纵坐标定义为时间轴)，巧妙地将美国置于图表中心位置，其他国家分列两侧，并用黄色有意突出美国和中国的曲线趋势。尽管所有国家的制造成本都在上升，然而由于美国10年来保持不变，而中国曲线则逐渐逼近美国。这条数据新闻从话题选择到视觉设计，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制造”已不再具有优势，而美国将是未来最有价格优势的商品中心。
图6 《纽约时报》：制造业成本上升
如何借助视觉方式来“讲述中国”，这是西方数据新闻在时间线上从未放弃的一种历史叙事“抱负”。如果中国被置于一个历时的叙事结构中，那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中国的一种历史重构和话语重构行为。主流话语常见的叙事策略就是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事实的精心选择、裁剪和拼贴，以此勾勒历史叙事的主体节点和框架，从而形成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的历史叙事。(54)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历史节点如何选择？时间框架如何管理？历史素材如何取舍？这都是时间维度上的修辞行为。(55)荣获2013年最佳数据新闻奖的《链接中国》在时间线上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然而绝大部分事件都是关乎中国的负面事件，而某些极度敏感的政治事件则在视觉上被刻意强调。可见，“如何讲述中国”，西方数据新闻尝试在时间维度上施展着其可能的叙事偏见，时间与政治深刻地嵌套在彼此的诠释体系中，并最终建构了一套通往历史认知的“新历史叙事”。
(四)空间：全球地图与“新地缘叙事”
空间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形态，也是一种关于表征和叙事的认知维度。(56)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中，“主题—并置”(57)是一种常见的空间叙事理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维度上的视觉框架生产路径。所谓“主题—并置”，意为将不同国家与地区并置呈现，使其统摄在特定的主题表达结构中。为了表达的直观性，世界地图成为一种最理想的空间叙事载体和数据整合方式。当不同国家都以地缘意义上的图示方式“出场”时，实际上重构了新的区隔关系和勾连关系——每个国家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数字、色彩、图案，并且经由各种线条、箭头、路径而连接起来，从而在空间意义上再造了一种新的视觉语境和数据关系。当地图进入数据新闻的表征体系，它便不单单是一种标识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权力话语“关照”下的框架观念——地图元素的布局与安排，国家形象的标识与呈现，国别关系的勾连和重构，都已经不单单属于新闻表征问题，而是指向深层次的视觉修辞实践。
在由地图所主导的数据新闻景观中，国家构成了数据新闻最基本的认知单元，并且在地图所铺设的视觉体系和关系结构中微妙而传神地传递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一话语过程则是借助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行为完成的。在《纽约时报》和《卫报》的数据新闻《全球死刑地图》《全球妇女权利地图》《全球军费开支地图》《记者被关押在哪儿》《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为什么中国让世界剑拔弩张》《中国贸易的全球扩张》《温室气体补贴去了哪儿》《中国正在南海建什么》中，中国往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形象”出场。具体来说，西方媒体有意使用带有强烈情绪的色彩、图案、标识在全球地缘版图上对中国区域进行强调，这是一种典型的“视觉凸显性表达”，即在一个全球性的比较语境中对中国的有意突出、放大和渲染，以此呈现中国与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紧张关系。《卫报》的《全球死刑地图》以世界地图为视觉背景，在各个国家所处的版图位置上用圆圈大小显示其死刑数量(见图7)。中国区域被涂上了极具隐喻意味的红色，而且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全球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最终在视觉上呈现出扩张性与攻击性趋势。显然，从整个话题设计、色彩搭配、视觉布局来看，这是对中国负面形象的视觉制造。
图7 《卫报》：全球死刑地图
沿着全球地图所设定的叙事背景和区隔模块，西方数据新闻创设了一个互文性的比较语境，其功能就是通过对中国的符号化处理来重构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进而在视觉意义上制造了一种“新地缘叙事”。不同于西方传统媒体的涉华报道，数据新闻铺设了一个直观的、形象的、生动的比较语境，每个国家都作为其他国家的伴随文本(co-text)而存在，中国被迫卷入了一场符号化实践。而且被一同抛入了一个互文性的语境关系中。所谓符号化，就是通过对事物的有效表征，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从经验到认知，一般都需要经过符号化过程，因为“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够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58)罗兰·巴特就此断言：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类的关照体系，就会面临着符号化的趋势。(59)经过符号化处理，即使没有意义的事物，也完全可以被解释出意义。可见，“新地缘叙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视觉意义上对中国的符号化处理，使其成为一个携带意义的符号对象。
同时，符号化也就是片面化。片面化意味着对事物某些属性的刻意呈现而对其他属性的有意掩盖，使其携带特定的可感知的品质与意义。(60)在以地图为基础的数据新闻图景中，西方媒体往往在中国与世界的“视觉关系”上“大做文章”，最典型的修辞策略就是对中国属性的片面化呈现。具体来说，西方话语片面化地呈现中国不同于世界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通过视觉途径进行夸张、放大和凸显，其目的就是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孤立的、危险的、异己的、不合时宜的“他者存在”。纵观《记者被关押在哪儿》《中国正在南海建什么》《为什么中国让世界剑拔弩张》《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等数据新闻的空间修辞实践，如果说传统的涉华报道还停留在语言逻辑中展开，“新地缘叙事”试图通过制造“视觉差异”来重构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中国的主体性最终被淹没在西方话语有意涂改的视觉修辞景观中。
(五)交互：数据的戏剧性与语法体系
在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中，交互(interactivity)不仅意味着一种互动方式，更拓展了新闻的接受观念。人们可以跟随鼠标进入新闻的深层结构，游历数据图景中的每一个层级与角落。从认知维度来看，交互意味着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觉维度和认知深度，而这恰恰是传统新闻难以比拟的认知优势。从新闻认知的框架路径来看，数据新闻常见的交互方式有三种：第一是基于勾连关系的交互理念，即通过数据点击来凸显或勾连相关信息；第二是基于层级关系的交互理念，即沿着“窗口思维”逐渐深入数据的深层结构；第三是基于网络关系的交互理念，即动态呈现数据之间的结构与逻辑。显然，交互叙事的功能和目的就是铺设、改写或再造人们的认知路径，从而引导或限定人们的接受过程，因而是一种直观且逼真的通往“框架”涵义的修辞实践。
其实，在数据新闻的交互实践中，我们所“经历”的新闻世界，只不过是提前预设的新闻话语的戏剧化呈现而已。敏蒂·麦克亚当斯(Mindy McAdams)特别提醒我们，相对于静态的图表新闻，交互类数据新闻虽然提供了我们接近新闻更多的认知路径，但整个路径设计又是被限定的。(61)尽管数据新闻赋予了人们更大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是在计算机语言所“掌控”的语法体系中展开的。主体话语深层极为迷恋的选择，注定是一场“选择的幻象”，真正的幕后逻辑是“物的语言”。然而，交互实践的修辞策略恰恰在于，它将“物的语言”形式化、戏剧化、游戏化处理了，使其伪装在一场表面上象征能动与参与的视觉实践中。其实，交互观念的引入，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新闻接收过程的趣味性和想象力，这使得数据被赋予了一定的戏剧性内涵。而在新闻媒体平台上，趣味性是新媒体产品普遍的特征取向和底层规则。于是，为了迎合普遍泛滥的形式冲动和感观诉求，数据新闻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出场“模样”，与之相应的则是一场有关数据关系的戏剧性发现与再造实践，而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视觉修辞的交互实践体现并深化的。当数据携带了消费话语裹挟下的趣味性，数据便不再那么严肃和冷峻了，最终若有所思地玩起了一场互动游戏。
按照“物语论”思想，交互实践实际上遵循的是“物的语言”。采用何种算法，设计何种路径，整合何种数据，挪用何种互动观念，这些互动实践直接决定了西方数据新闻中视觉框架的生成方式。交互实践赋予了认知行为极大的主动性，但鼠标的点击和移动却受制于某种既定的语法体系，因而限定了数据之间可能的结构关系和想象方式。在西方数据新闻的交互实践中，视觉修辞的重要策略就是数据隐匿于预设的层级结构和布局关系中，引导人们形成某种规约性的新闻认知。《卫报》的数据新闻《全球相互威胁：世界害怕什么》通过交互方式呈现世界各国可能面临的诸多威胁(图8)。在交互观念上，除了呈现“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动荡”“ISIS”“伊朗核问题”“网络攻击”“与俄罗斯局势紧张”等“威胁”，还特意将“与中国领土争端”与这些“威胁”相提并论，共同构成了七种全球性的“危险事物”。当鼠标位于某个国家时，系统便会自动形成一条曲线，以此揭示该国所面临的七种“危险事物”的威胁程度。在非交互状态下，七种“危险事物”之间不存在联系，而一旦进入交互状态，中国便与其他“危险事物”建立了数据关系。比如，当鼠标位于日本位置时，系统会自动显示七种“危险事物”对于日本的威胁程度，而中国是仅次于ISIS的日本第二大威胁对象。显然，在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中，交互设计实际上重新发现并构造了一种数据关系，“中国威胁论”正在以一种极具想象力的交互方式被生产出来。尽管交互实践给了数据新闻想象的空间和生命，但这种想象却注定是某种规约性的想象，它无法改变数据的存在结构和底层语言。可见，认识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实践，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框架策略，就不能忽视交互实践中极为隐蔽的语法体系。
图8 《卫报》：全球交互式威胁：世界害怕什么
四、视觉“标出”与“数据他者”生产的视觉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