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克劳德·列菲伏尔（Claude Lefebvre, 1632-1675）,《科尔贝肖像》，油画，作于1666年，高138厘米，宽113厘米，现陈列于凡尔赛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今天人们用“巴黎，光明之城”（Paris, la Ville Lumière）这一称谓时，主要指路易十四时代开始于巴黎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运动（Les Lumières）的原意就是照亮心灵。伴随巴黎城市建设发展的是一系列学术与艺术机制的建立，正是有了制度建设作为保障，法兰西民族，这个看似才华不如意大利民族的后来者，终于在路易十四时代开创了它的第一个文化艺术高峰时代。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为1643至1715年，这段时间被称为法国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西方人仍会沿用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的说法，将路易十四时代看作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个时代，可以和古希腊的伯利克里时代、古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媲美。西方论述这一时代的大部头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书籍会从不同角度去探讨这一时代的法兰西文化与艺术。我们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展开论述与评判奠定了法国近现代文明走向的君王与他的功过，但笔者希望简要地讲述一下路易十四及他的前辈统治者建立的一些重要的文化、艺术与学术制度。本文的论述虽极不全面，但希望读者能通过所举的例子感受那个遥远而伟大的时代，同时领会它对今日世界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图4. 亨利·泰斯特林（Henri Testelin, 1616–1695），《科尔贝向路易十四介绍皇家科学院成员》，油画，绘制于1675年，高348厘米，宽590厘米，现陈列于凡尔赛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年），又称“伟人亨利”，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也是路易十四的祖父。他注重民生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政策鼓励工业与农业发展，并大力发展交通。亨利四世的治国目标没有什么假大空的口号，他的愿望很简单：“希望每个法国家庭周日餐桌上都有一只鸡吃”。为了法国的发展，他实施了许多长远而又有效的策略。下面简单介绍两项他所实施的政策，即南特敕令与卢浮宫人才公寓，它们对法国的文化与艺术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且深远的影响。
1598年，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明确规定法国境内的加尔文新教教徒（Calvinist Protestants），又称胡格诺教徒（Huguenots），不仅与天主教徒有同样的世俗权利（例如在就业领域，新教徒有权从事各种职业，国家所有官职也均对新教徒开放），而且新教徒可以在法国境内保持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包括建立教堂，甚至保有城堡和军队以保卫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等等。该敕令规定了国家不得干涉国民的宗教信仰，并将国民在世俗领域的团结（civil unity）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团结（religious unity）区分开来，为国家建立摆脱宗教控制的世俗政权与政治宽容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南特敕令》的颁布，法国成为了当时欧洲在政治与宗教上最宽容的国家之一，因此吸引了大量人才来到法国，为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后文要讲到的许多艺术家，他们的父辈就是因为《南特敕令》而来到宗教宽容且充满机会的法国。
遗憾的是，《南特敕令》后来于1685年被路易十四废止，它的终结造成了大批新教徒的离去，引发了法国周边新教国家对法国的敌对情绪，并最终导致了法国与这些国家的战争。路易十四晚年时法国面临的诸多外交与内政的困难，实际上都与《南特敕令》的废止有关。
亨利四世还实施了一项重要而又卓有成效的人才政策。他在卢浮宫中设立了一些专门的公寓，邀请众多有专长的人才住在这里，其中包括艺术家，如后文将要提到的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 1619–1690年），家俱师安德列-夏尔·布尔（André-Charles Boulle, 1642-1732年），雕塑家弗朗索瓦·吉拉东（François Girardon, 1628–1715年），钟表师图雷家族（Isaac Thuret，ca 1630-1706及 Jacques Thuret ，1669-1738）等。他们都因各自的才华而住进了卢浮宫的专家公寓。由于毗邻而居，这些不同行业的顶级专家可以有机会接近并探讨他们专业之间的关系，这一政策无形中促进并鼓励了法国科学以及多种造型艺术之间的交互发展，钟表制作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行业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卢浮宫是国王的专有领地，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传统的手工业行会不能对国王的事务进行干涉，因此使得一批拥有多方面才华的科学家、艺术家或装饰艺术家可以摆脱封建行会分工的限制，进行自由的艺术创作与多方面的探索。传统的手工业行会分工细致，行规严格，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如人才培养、对艺术作品质量的把握等等，但严格的行规对极少数超级有才华尤其有多种不同才华的人来说，是一种过分的限制。亨利四世实施的卢浮宫人才公寓政策，对一群极少数在不同方面有才华的人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值得强调的另一点是，这些住在卢浮宫人才公寓中的专家，虽然住在王宫里并领受国王提供的薪水，但他们的创作是自由的，即便是国王也只是找他们订货而不会干涉其创作，他们的作品主要是由本人或是通过经销商卖给法国或欧洲其它国家的收藏家们。
卢浮宫人才公寓这一传统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拿破仑废除封建行会并将卢浮宫改为博物馆才被终止。今天参观卢浮宫，当你沿着塞纳河岸走在博物馆的意大利画廊里，欣赏意大利文艺复兴画作时，你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卢浮宫人才公寓所在的主楼层。
2.2路易十四：科学与艺术共同发展的学术制度
路易十四时代是近现代法国科学与艺术高等教育和研究制度奠基并确立的时代。路易十四在其得力助手法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科尔贝的协助下，先后建立了流传至今的法国科学院、法国艺术院等一系列在当时来说非常先进的学术与教育体系以及与之相配的体系内部运作、人才产生机制。为了有效地向当时在艺术方面先进的意大利学习，路易十四还在科尔贝的帮助下，在意大利的罗马建立了罗马学院（图5），并设立了由国王出资的专用奖学金“罗马大奖”。通过竞争以及专家委员会评比，每年选出法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去罗马学习三到五年的古代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艺术。法国许多的优秀人才都是在年轻时通过竞争“罗马大奖”而去罗马学习，并最终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路易十四设立的这些制度一直到今天还在有效地运行着，是法兰西学术制度最卓有成效的一部分。
图5. 乔万尼·巴提斯塔·皮拉尼西（Giovanni BattistaPiranesi，1720—1778），《罗马学院》，铜板画，现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易十四在建立这些新的教育与研究体系时，并没有触动法国传统的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保守（也许不一定真保守！）文化艺术教育研究体制，恰恰相反，他尊重这些体制的存在，并没有对其加以干涉。这位强势的“太阳王”学习了前辈统治者的经验，如弗朗索瓦一世建立法兰西公学院（Collegede France），亨利四世建立卢浮宫人才公寓等，他在旧体制之外建立新体制，使得新旧体制共同存在、互相竞争且并行发展，最终造就了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法国科技、文化与艺术等多个方面兴旺繁荣的局面。
应该看到的另一点是，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教育在一定社会阶层的普及使得当时法国精英阶层可以对艺术与科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乃至批判，他们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要求。由于路易十四没有因发展新体制而触动旧的艺术教育与手工业技能传授体制，比如中世纪行会的行业大师资质评审制度以及传统的艺术家们进行学习与交流的圣·鲁克学院（Académiede Saint-Luc），这一体制仍旧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经过严格训练的高质量技术人才，这样保证了能够将当时新的科学技术、艺术理论注入到新兴的装饰艺术领域。
此处以路易十四时代一个著名的钟表《爱战胜时间》（图6）来结束本节。法国钟表从1657年钟摆发明之时起，在机芯制作与外部造型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路易十四时代崛起的巴黎时尚完美结合在一起，成为法国装饰艺术的一部分。图6所示座钟的设计思想来源于现已失传的一幅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壁画，其机芯由雅克·图雷（Jacques Thuret，1669-1738年）制作，外壳由伟大的家俱师安德列-夏尔·布尔制作，而外壳上的雕塑则是由雕塑家弗朗索瓦·吉拉东制作。他们三人当时都住在卢浮宫的人才公寓内，而且根据记载，他们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正因为大量的多方面人才的存在，保证了钟表从设计到机芯、外壳以及雕塑配饰在工艺制造方面的高超质量，所以法国制造的钟表能够在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与贵族的宫廷里广受追捧，成为其厅堂中不可或缺的装饰品。从路易十四时代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制造的钟表一直是欧洲君王与贵族们宫廷里奢侈的符号与权力的象征。
“爱战胜时间”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艺术题材。从文艺复兴到路易十四时代，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这一题材都曾被当时的艺术家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如法国著名画家西蒙·武埃（Simon Vouet, 1590-1649年）就曾在1643-45年时绘制过同样主题的画作（图7）。正是这种长期的文化积淀与多方面的艺术形式探索，才最终成就了布尔创作的这一杰出钟表作品。直到今天，这一钟表造型仍被现代人所喜爱，类似的钟表被收入重要的博物馆中，而其图片更是被收入到许多钟表史或装饰艺术史书籍中。从这一钟表造型的设计，我们可以理解路易十四时代乃至近现代法国的艺术创作过程与方法，所谓标新立异是坚持向先进文化学习并不断努力探索的结果。
图6. 布尔式镶嵌艺术配青铜鎏金雕塑壁炉摆钟，《爱战胜时间》，约于1715年制作于巴黎，安德列-夏尔·布尔制作钟壳，雅克·图雷制作机芯，弗朗索瓦·吉拉东制作雕塑，高90厘米，宽58.5厘米，厚24.2厘米，现陈列于巴黎摆钟艺廊。（图片来源：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图7. 西蒙·武埃，《丘比特、维纳斯与希望战胜时间》，油画，作于1643-45年，高170厘米，宽124厘米，现陈列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法国从16世纪初开始了在造型艺术方面向意大利文艺复兴学习的进程，包括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彻里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年），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年）在内的众多意大利伟大艺术家都曾长时间在法国工作，并对法国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指出的是，16至17世纪，法国不仅引入了几位意大利艺术巨匠或明星，而且众多各类意大利文化艺术人才受邀来到法国，他们与法国文化学者、艺术家广泛接触，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各种经验与成果传给了法国同行，极大促进了法国文化与艺术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16世纪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已落后于意大利的法国上层精英，除了从意大利引进人才外，还积极出资支持法国本土的艺术学生或年轻艺术家前往罗马、佛罗伦萨等地学习，希望他们在那里学到古代罗马与文艺复兴造型艺术的真谛，并直接与意大利的顶级艺术家相互交流且竞争，最终使法国艺术能够赶上意大利。正因为长期努力执行这一政策，法国终于在17世纪初中叶时，在绘画上出现了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年），洛林（Claude Gellée，通常称为Lorraine，约1600-1682年）等一批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水平不仅得到了意大利艺术家的认可，并且在当时的艺术中心罗马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说这些艺术家的成功是由于长时间在罗马生活并工作，那么稍晚一些的夏尔·勒·布伦则基本是在法国本土取得了巨大成功。路易十四本人骄傲地将勒·布伦的巨幅油画《亚历山大在大流士的女人们面前》（图10）与伟大的意大利画作并列挂在凡尔赛宫的画廊中。当来访的外国使节观看这些作品时，“太阳王”自豪而又充满信心地向他们说到：“法国画家现在已经可以达到意大利伟大画家们一样的水平并创作出了同样伟大的作品。”
下面简单介绍一些路易十四时代的艺术作品，希望读者可以感受到法国黄金时代的艺术品味。图8展示的普桑画作《卡米卢斯与法莱利城的教师》源于罗马史，它描绘了被称为罗马共和国第二位奠基人卡米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约公元前446-365年）的故事。这位常胜将军带领罗马军队进攻法莱利（Falerii）时，城中一位老师教的学生们是该城所有贵族精英的孩子，这位老师把学生们带到城外，进入了围城的罗马大军军营并把他们交给了卡米卢斯。这位老师告诉罗马人应以此为要挟，迫使法莱利投降。没想到卡米卢斯当着孩子与罗马士兵的面，痛斥了这位无良老师的不义行为。他说到：“我们罗马人打仗是为了教训那些胆敢挑战或侵犯罗马的敌人，我们为正义而战！但罗马人不是野蛮人，不会靠不公正行为获取战争胜利”。然后他叫士兵把这位老师绑起来，让孩子们牵着绳子把他带回了法莱利城内。法莱利人民得知此事之后很受感动，因为他们自己的统治者也无法做到如此的诚信与正义，结果全城决定向罗马投降。在这之后，罗马很快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的诸多城邦，罗马联盟开始建成。
普桑是法国画派的创始人。虽然他在绘画手法上承袭了文艺复兴传统，但从图8可以感受到法国与意大利绘画的细微差别：法国绘画相对而言更富戏剧性与叙事功能，画家力图通过历史题材作品传达其对人类行为的哲学思考。毫无疑问，探讨人类行为的公正与高贵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大课题，当时法国的艺术家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承担起这种社会责任，然而这样使其作品变得比意大利艺术作品难于理解。大家可试着理解同时代画家洛林的风景画《海岸风景中的阿波罗与酷迈女先知》（图9），无论你是否理解其历史或哲学意义，你仍会被其艺术魅力所打动。路易十四时代的伟大画家夏尔·勒·布伦的名画《亚历山大在大流士的女人们面前》通过胜利者亚历山大对失败者大流士家人所表现出的宽容与仁慈传递着博爱的信息。我们今天不仅可在众多艺术博物馆中欣赏到勒·布伦的画作，还可在凡尔赛宫花园中见到他设计的喷泉雕塑作品。这些雕塑（图11，图12）有的由意大利艺术家制作，还有许多是由路易十四时代法国雕塑家佛朗索瓦·吉拉东等人制作。这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效果的雕塑组合的完成，标志了路易十四时代所达到的高超雕塑艺术水平。艺术家在此承袭了源于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的传统，用艺术来颂扬路易十四与他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充满人类文明光辉并值得颂扬的伟大时代。
图8. 普桑，《卡米卢斯与法莱利城的教师》，油画，于1637年绘制，高252厘米，宽268厘米，现陈列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9. 洛林，《海岸风景中的阿波罗与酷迈女先知》，油画，绘制于1645-1649年，高99.5厘米，宽127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由冬宫博物馆Mikhail Guryev先生提供）
图10. 夏尔·勒·布伦，《亚历山大出现在大流士的女人们面前》，油画，作于约1660年，高164厘米，宽260厘米，现陈列于凡尔赛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11. 夏尔·勒·布伦设计，图毕在罗马铸铜并鎏金，《阿波罗喷泉》，位于凡尔赛宫花园。（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12. 弗朗索瓦·吉拉东，《阿波罗出浴》，大理石雕塑，位于凡尔赛宫花园。（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最后，笔者想谈谈多年学习与观察的领悟和感受。我们讲法国“黄金时代”艺术的伟大时，其实并非指纯艺术，如绘画与雕塑，更多是指装饰艺术，如家俱、钟表等各种装饰物。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欧洲人追捧法国艺术品，主要是青睐其装饰功能与效果。法国艺术全面超越意大利而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至少要等到几百年后，即19世纪才有可能，不过这已经是超出这篇文章所探讨的时代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漫步凡尔赛宫内，你不得不为它整体上的恢弘气势所震慑，而置放其间的各种装饰艺术作品，如家俱、吊灯、烛台以及钟表等，它们与天顶画和雕塑融为一体，但又各自独立地向世人展示着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荣耀与奢华（图13、图13a及图6）。路易十四本人当然清楚这一点，在纪念他文治武功的系列壁毯中，除讲述开疆拓土的功绩外，专门有一幅记录路易十四视察王家地毯厂的情形（图14），壁毯上展现着当时伟大工匠们制作的装饰艺术珍品。这些作品中许多实物都流传至今，我们仍可在欧美的博物馆中见到它们，而壁毯中工匠们的名字则因其作品被载入人类艺术的史册，长久留在人类记忆之中并成为那个光辉时代的见证。
图13. 凡尔赛宫镜厅。（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13a. 带镶嵌拼花面板的大衣柜，约于1690-1700年制作，高264厘米，宽150厘米，深64厘米；衣柜表面为乌木与各种木头、染成蓝色的牛角片、锡片和玳瑁拼成的花卉图案，并配鎏金青铜装饰雕塑；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由Mikhail Guryev先生提供）
图14. 夏尔·勒·布伦设计，《路易十四参观王家高布林工厂》，挂毯，王家高布林地毯厂于1667-1672年制于巴黎；高370厘米，宽576厘米；现陈列于凡尔赛宫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